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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乡的小镇风行一本叫《普遍的真相》（ The Plain Truth ）的杂志。在那个时代，这本杂志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物，通常会被塞进马路边各家的储物箱里。这本杂志的名字本身就使它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更何况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一本关于理解力的杂志”。谁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谁又不想理解这个世界呢？！只读了其中的一期，我就写信订阅了这份免费的杂志。这么做的可不止我一个人，那时订阅这本杂志的人非常多。在它的黄金时代，也就是1986年左右，它每个月的订数高达820万份，比同期的《时代周刊》还多出230万份。
对人们而言，真相这种承诺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关于真理的箴言，被文学作品引用最广泛的就是那句“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句话之所以振聋发聩，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真不仅仅是命题的一种抽象性质，更是生存的必要因素，如果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堆砌在谎言之中，人们一定会感觉自己没有真正地活过，“真理使人自由”这句话假不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普遍的真相》这本杂志，我发现它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在
The Plain Truth
这个名字里，形容词plain（普遍的）位于名词truth（真相）之前，整个句子用定冠词the修饰。“普遍的”和“简单的”是两个最常见的形容“真相”这一概念的形容词，因为人们坚信真相是普遍的，也是简单的。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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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是水的化学式……世界上存在着不计其数的这样的真相。当然，有时候真相并不那么容易被探究，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真相本身。例如，我们不知道在“玛丽·塞勒斯特号”（Mary Celeste）
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坚信，如果有一天得知真相，这个真相也一定是非常简单的。
即便是在20世纪，英语国家哲学界占主流的有关真的理论也都是非常简单的。20世纪30年代，艾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提出了著名的关于真的T语句理论：“语句‘P’是真的，当且仅当P是真的时。”例如，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时，“雪是白的”是真的。很多人认为这个理论是一个空洞的重言式，就像断言“黑是黑的”一样。但实际上，这句话并非空洞无物，因为在这个理论中，第一个“P”位于引号之中，表示的是语言上的陈述或表达，而第二个“P”不在引号之中，表示的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真相。所以，这句话并不是空洞的，且很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当然，对于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真相而言，这句话的确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作用。
如今，真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简单和普遍了。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感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相，只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都有相对性，有的只对你而言是真的，有的则只对我而言是真的。在扫描了数以百万计的书本和文档后，谷歌的书籍词频统计器发现，“真”这个词语的使用频率在大约150年前出现了拐点，这之后的使用频率大概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普遍而简单的真相”这个词组的使用频率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人们对真缺乏一种确切的理解。事实上，对日常生活而言，亚里士多德对真所下的定义至今仍无人超越，也就是“说是者不是，或不是者是，是假的；说是者为是，或不是者不是，是真的”。这个定义看起来如此显而易见，甚至还有点儿不必要的烦琐，或许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真的确是平淡无奇的。而现在，对于真，普通民众和哲学家出现了巨大的理解差异，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家提出的真理论不具有任何解释力，而是因为哲学家在探究和诘问真的过程中释放出了一种怀疑主义的倾向，从而使人们对真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怀疑。“你是如何知道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哲学家的这些问题被曲解了。
我们的目标不仅在于揭示真的含义，也在于揭示真 是如何被确立的，以及被谁确立的。 过去，真之所以看起来简单，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确信，那些他们认为是真的事物是因为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的智慧超越了时空，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但现在，这种关于真的看法被很多因素共同改变了。
科学研究一再表明，人类关于世界运行的很多认识是错误的，甚至对人类大脑运行的规律也存在诸多误解，科学的快速发展使人变得极度不自信，甚至使人们怀疑今天的金科玉律明天是否都会沦为过时的谬误。而且，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己文化中的真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偏见。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心理操纵的伎俩，知道了实施这些伎俩的途径，知道了它们非常类似于一场专门的诈骗竞赛，目的就是掩盖真相。
现在，真相已经变得如此不普遍也不简单。然而，在我看来，并没有证据表明普通民众对真相的信念都不复存在了。人们依然对谎言深恶痛绝，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对真相的向往；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超级复杂的真理观严加斥责，虽然这种斥责可能并不正确，但他们拒绝接受这种真理观，并认为这样的真理只是一种叙事方式——实际上，这也是人们对真的一种建构，并且这种建构同样是真实有效的。人们可能会抗拒学术讲座中那些关于真的说辞，但他们会在法庭上誓死捍卫真相，会说出所有的真相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知道，此时的真攸关生死、意义重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社会是“后真相社会”非常不妥，也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有数据表明，过去150年来，人们对真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大幅减少，但这一数据同时也告诉我们，真这个概念在21世纪又复兴了。而且，谈论后真相社会这件事本身，也预设了人们对真相的关注，否则人们就不会谈及与真有关的任何话题了。
世界既没有也不会向真相说再见，即便是在西方政治领域这个一度被认为是真相的真空地带的领域，真相也不会被完全剔除。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评论说：“当代人已经越来越不会听信政治家的说辞了，好像也越来越不关注候选人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了。”这句话只有前半句是对的，事实上，谎言依然会使政客无地自容。与民众对政治真相丧失兴趣的现象相伴出现的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候选人的政治承诺，以及支持这些承诺的相关证据。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候选人的竞选承诺宣言中充斥着精挑细选甚至是捏造出来的数据或事实，一文不值。
坚守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这样的犬儒主义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悲观的失败主义，因为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没有能力鉴别谁在讲真话，谁在愚弄大众。也正是因为感觉无力分辨真假，所以很多选民在选举时更看重感性因素。由于丧失了对真的信念，人们更加依赖直觉，更加感情用事。
想要纠正这种悲观的失败主义倾向，并不是要返回或满足于真相的简单性。例如，很多报刊、杂志会刊登各种所谓的真相，对精英分子进行各种解密祛魅，兜售各种安抚民众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没有经过专家的严密论证，只不过是在投民众所好。它们向民众描绘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后复杂性下的后真相，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令人不安的时代，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巨大的抚慰人心的力量。
要重建人们对真的信念，包括重新评估真的价值和作用，我们就必须直面真的复杂性。 理解真相、发现真相、解释和证实真相的过程可能是很艰难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真相很容易被遮蔽、曲解、滥用、扭曲，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敢断言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相。我们需要把各种各样的真理论和虚假的真相搜集出来，并找出评估它们真实性的有效途径。这样的反思并不意味着要开始相信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而是要暂时处于后真相的时刻，这就像一种文化上的惊厥，目的是使我们暂时处于绝望阶段，以便重新审视所持有的期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史学和哲学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真的向导：通过史学视角，我们可以知道真这一观念是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被滥用的；通过哲学视角，我们则可以掌握应该如何构建真这一观念。 有人认为真的历史是按年代划分且整齐划一的，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因为真的概念本身并不具有直线性和简单性的天然属性。我们对真的历史的追溯，应该紧紧围绕着过去，探寻能够展示真的复杂性的典型事件，以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所使用的真的概念，并为未来社会做好准备。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一再发现，那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事件中，都充满了真与假的激烈交锋。
当对真理进行分类时，我所依据的并不是哲学教科书上对真命题的分类，而是这些命题的来源和判断其为真的主要依据的类型，这些真命题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对每一种真理，本书都分析了正统的真理论对这类命题的含义的解释为什么是不完美的，以及为什么都存在部分失真的情况。我希望本书可以帮人们意识到当今社会对真的各种误用，并进而意识到，断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真相时代是有关这个时代最有害的谎言。 对于那些惧怕真且不顾真是否简单、普通的人而言，本书将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断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真相时代，是有关这个时代最有害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