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法则：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规则吗？生活已经这么复杂，这么不自由了，真的还要用更多不考虑个人具体情况的抽象规则来约束每个人吗？人的大脑是可塑的，会基于不同的生活经验得到不同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指望用几条规则来帮助所有人呢？

人们并不喜欢规则，所以规则要有，但也不要有太多。当我们精力充沛、人格健全的时候，规则反而会令我们束手束脚，仿佛它是在故意冒犯我们人生的自主性一般。因此，凭什么要用别人的规则来评判自己呢？

然而事实是，如果没有规则，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自己情绪的奴隶，而这种情况是毫无自由可言的。当不受约束地用未经训练的本能做判断时，我们不仅会缺乏追求，还会崇拜那些不值得我们崇拜的品质。

在这本书中，彼得森教授不仅提出了他的十二条法则，还整合了多个领域的知识，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人们说明为什么最好的规则并不会限制我们，反而会推动我们前进，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充实和自由。

我第一次见到乔丹·彼得森是在2004年9月12日，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电视制片人沃德克·塞姆贝格（Wodek Szemberg）和内科医生埃斯特拉·贝基尔（Estera Bekier）的家里。那天是沃德克的生日聚会。这对主人秉持着坦诚交流的原则，为在场的所有人创造了一个充满乐趣、不受约束的谈话氛围。聚会的规则是“说出你的真实想法”。拥有不同立场的人们会以一种现在越来越少见的方式进行对话。有时候，沃德克会突然说出他的某个看法或者他了解的某个事件的真相，就像他突然爆发出的笑声一样，这会使人突然一怔，然后沃德克会拥抱那个让他开怀大笑或者激发他说出自己内心想法的人。这是这类聚会最棒的部分，沃德克的直率和温暖的拥抱让大家觉得与他相处的每分每秒都是值得的。与此同时，埃斯特拉则用她愉悦的态度关注着每个客人。

真相的突然浮现并没有让气氛变得更紧张，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欢笑和启发，也让大家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坦诚能让人充满活力。 小说家巴尔扎克总结了他对法国聚会的观察，认为一场聚会实际上分为上下两场。在开始的几个小时里，聚会往往充斥着无聊而又搔首弄姿的家伙，他们参与聚会的原因无非是为了找到某个能够巩固自己地位或肯定自己美貌的人。当时间很晚，大多数客人都离开了以后，第二场真正的聚会才开始。这时，敞开心扉的交谈会替代之前一本正经的气氛。而在沃德克和埃斯特拉的聚会上，这种亲密、坦诚的氛围从我们一进门就有了。

沃德克是个满头银发、像狮子一样的“猎人”，他一直在寻找能够在电视上真诚表达自己的知识分子。沃德克经常邀请这样的人来参加家里的沙龙，那天他就邀请了一位来自我的母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智慧与情感兼具的心理学教授。沃德克是第一个让乔丹·彼得森上电视的人，他把彼得森视为一个寻找学生的老师，因为彼得森总是乐于向他人解释说明。彼得森喜欢上电视，观众们也喜欢他。

那天下午，聚会的常客们坐在花园的大圆桌周围。一群嗡嗡作响的蜜蜂一直在骚扰着我们，而桌旁的这位带着阿尔伯塔省口音、穿着牛仔靴的新人则毫不在意地讲着话。为了躲避蜜蜂，大家开始玩抢椅子的游戏，但同时也尽量不远离桌子，因为这个新加入我们的人非常有意思。

彼得森有个奇怪的习惯，会和刚认识不久的人像是寒暄一样地探讨极为深刻的问题。就算他真的只是在与你闲聊，比如，“你是怎么认识沃德克和埃斯特拉的”或者“我以前是个养蜂人，所以我不怕它们”，也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回到更严肃的主题上。

彼得森所讨论的问题通常只会出现在教授或者专业人士的对话中。不过，他这个人虽然博学多才，却并不学究。彼得森就像个孩子一样，总爱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自己刚了解到的东西，也会假设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一定会令别人感兴趣。彼得森话中带着的孩子气让人觉得我们好像是在同一个小镇或者家庭里长大的，同时也一直都在思考着同样的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

彼得森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怪人”。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虽然他对于某些词的发音经常带有20世纪50年代的乡土气息，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大家都入迷地听着彼得森讲话，因为他聊的话题确实与在场的每个人都相关。

听这样一个博学而又直言不讳的人讲话能令人感到无比自由。彼得森似乎需要通过讲话来思考，而他的思考过程往往需要大脑保持高速运转，结果就是，充满能量、饱含思想的话语从他口中“蜂拥而出”。此外，彼得森也不像有的学究那样喜欢一直掌控话语权，他很喜欢有人来挑战或者纠正他。彼得森会用一种亲切的方式说“是的”，会在意识到自己忽略了某些事情时摇摇头，或者在自己不知不觉过度概括的时候自嘲一番。彼得森喜欢通过他人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对他来说，思考显然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彼得森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他虽然是个学者，但非常重视实用主义。他举的例子都源自日常生活，比如，如何制作家具、设计房屋、装修房间，等等。

我一直都很喜欢在农场或者小镇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擅长手工，熟悉荒野的环境，且大多都是通过勤奋自学艰难地考上大学的。那些精致但远离自然的都市人会理所当然地把高等教育当作事业发展的跳板，但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更加自力更生、踏实谦逊，既好相处又能吃苦。比如彼得森，他就只进行那些能够对他人有所帮助的思考。

我和彼得森成了朋友。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师，我被博览群书的彼得森深深吸引了。这位同行不仅热爱俄国文学、哲学和神话学，而且还将它们视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他还针对人格和气质做了出色的统计学研究，也钻研过神经科学。彼得森虽然受训于行为主义流派，但对研究梦境、原型、童年创伤和防御机制的精神分析十分着迷。此外，彼得森也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唯一一位同时从事临床实践的教职人员。

去彼得森家做客的时候，我们的对话总是以打趣和大笑开始，这是来自阿尔伯塔省的彼得森很“小镇”的一面，他的青少年时期和电影《乱成一团》（ Fubar ）里所描绘的一模一样。彼得森的家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令人震撼的住宅。他和妻子塔米拥有许多雕刻面具和抽象画，家里的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绘画，甚至连天花板和卫生间都是这样。

我一开始不太适应这个有点像鬼屋一样的家，但是彼得森的妻子塔米很快帮我放松了下来，她对彼得森的这种不寻常的喜好持全然的接纳和鼓励态度。这些画作能够帮助访客初步了解彼得森对人类以善的名义作恶的能力，以及对神秘的自我欺骗心理有多关注。我们会在厨房里喝茶聊天。一段时间后，在这些奇怪图画的环绕下聊家常或者分享彼此近期的读书心得就没那么奇怪了。

《人生十二法则》是彼得森出版的第二本书，他在第一本书《意义的地图》里分享了他对世界神话共有主题的深刻见解。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了不同的故事，以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从出生时就要面对的混乱，这种混乱包括所有未知的事物，以及所有外在或内在未探寻的领域。

《意义的地图》已出版有20年了，彼得森在写作时结合了进化论、情感神经科学、卡尔·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也引用并结合论述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伊利亚德、诺依曼、皮亚杰、弗赖伊和弗兰克尔等人的伟大作品。彼得森通过这种海纳百川的方式，解释了人类和大脑是如何应对生活中的未知的。《意义的地图》出色地展现了未知在进化、遗传、大脑和古代神话层面有多么根深蒂固。另外，彼得森也证明，那些古老的故事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它们现在依然能在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上为人们提供指导。

你现在读的这本书，为你提供的正是一个理解《意义的地图》的切入点。《意义的地图》是一本非常复杂的著作，因为彼得森在写它的同时也在搭建自己的心理学理论。 然而，不论人与人在遗传基因、生活经验或者生理构造上 有多少差异，人们都需要面对未知，并且都需要将其转化为已知。 所以，本书许多基于《意义的地图》的法则都相对更具普适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了所谓的“身份”牺牲一切，彼得森写作了《意义的地图》。在《意义的地图》以及本书中，彼得森都提醒读者要十分警惕地对待所有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主义者指的是那些连自己的内在混乱都没有处理好，就装作知道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而他们的意识形态所赋予他们的战士身份恰恰掩盖了他们内在的混乱。针对这种狂妄自大，彼得森在本书中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法则：批判世界之前先清理自己的房间。意识形态主义者的单纯和自以为是与存在的复杂性无法匹敌。当他们骗不了别人的时候，也不会反省自己，反而还会指责那些指出他们犯过度简化错误的人。

因为有着类似的兴趣，我和彼得森的观点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却总能就应该问什么问题达成共识。我们的友谊也不全是暗淡无光的。我有听本校教授上课的习惯，所以也去听过彼得森的课。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而且就和现在数百万在线观众看到的一样，彼得森对于内容的呈现出色到令人惊艳。他既像爵士乐手一样懂得即兴发挥，又能像演说家一样饱含激情。不过不管怎样，彼得森最后总能轻松地切换到对科学研究极为系统的总结中去。彼得森很善于帮助学生反思自我、关注未来，他会带领学生纵览最伟大的著作，与大家一同分享生动的临床案例和他的个人经历。将进化、大脑和宗教故事精彩地联系在一起是彼得森的讲述风格。彼得森帮助学生凭借进化论更深入地理解吉尔伽美什和佛陀的生平，以及古埃及神话等古老故事中蕴含的深刻智慧。比如，彼得森曾提到，故事中自愿走进未知世界的英雄之举和大脑为了探索未知进行的进化恰恰是相对应的。彼得森尊重这些故事所蕴含的无尽智慧，也没有用还原主义的方式去分解它们。在探讨关于偏见、恐惧、厌恶或者性别差异的问题时，彼得森总能清晰地阐释这些特质存在的原因和进化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彼得森还提醒学生们关注一些在大学里很少谈论的话题，如人生是痛苦的。若你或你的亲人正在遭受苦难，那么这确实很悲惨，但是苦难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的特定角度。痛苦是每个人注定要经历的，就算当下没有发生，也会在未来降临。抚养小孩、工作、衰老、患病和死亡都会让人感到痛苦，而当你需要独自面对一切，既没有亲密关系的支持，也没有心理层面的指引时，情况只会雪上加霜。彼得森并不是在恐吓学生，实际上，学生反而觉得这种坦诚令他们感到宽慰，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都知道彼得森说的是对的。他们从来都没有讨论这类话题的机会，也许他们的家长们都自欺欺人地相信避而不谈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免受痛苦。

彼得森也会像奥托·兰克、弗洛伊德、荣格、约瑟夫·坎贝尔 和埃里希·诺伊曼等人一样将不同文化中的英雄神话故事联系起来，探索其中的相似之处。弗洛伊德借助俄狄浦斯这个失败英雄的故事为解释神经症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彼得森则更关注那些成功的英雄。在那些胜利的故事里，主角们都需要走进未知的领域，冒着很大的风险面对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割舍或者牺牲自己的某些部分，然后才能获得重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勇气是心理学课程或者教材里很少提及的。

我见证了彼得森的成长，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通过遵循本书的这些法则，他变得更加有能力，也更加自信了。事实上，正是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和这些法则的制定促使彼得森去反思某些问题，他也在网上分享了自己关于生活和这些法则的思考，而我们则可以从超过1亿次的点击量中知道，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既然人们讨厌规则，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彼得森这些有关规则的讲座的受欢迎程度呢？彼得森的个人魅力和对原则的坚持为他带来了最初的知名度，也为他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流量。但是人们之所以愿意继续关注他，是因为他所探讨的话题满足了人们一种更深层、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需求。 人们在希望摆脱规则的同时，也在寻找一种有序的结构。

今天的年轻人对规则和指导的渴望是有原因的。至少在西方，“千禧一代”生活在一种很独特的历史情境中。他们在学校里被许多我这一代的人灌输了两套看似矛盾的道德观，这是以前的人们没有过的经历。这种矛盾让无数年轻人感到迷失、困惑和不知所措，也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许多。

第一套观念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或者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价值判断。相对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道德准则源自个人观点或者偶发事件，建立在一个人的种族、成长经历或者文化历史环境等特定框架之上。根据这种论点，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宗教、部落、国家和种族之间经常会就许多基本问题产生分歧。今天，后现代主义左派则认为，一个群体的道德体系无非是为了用来压迫另一个群体。既然这些道德标准都如此专断，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对来自不同群体和背景的人表现出包容。这种对包容的强调如此之强，以至于对很多人来说，拥有评价的态度就成了一个人最大的人格缺陷。既然我们无法区分对错和好坏，那么一个成年人给年轻人生活建议的行为就是很不恰当的。

这就导致“千禧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所谓的“实践智慧”的指导。“千禧一代”经常被告知他们接受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他们其实遭受了严重的知识与道德忽视。我和彼得森这一代的许多相对主义者都成了年轻一代的教授，这些人往往乐于贬低人类数千年智慧中对美德的理解，将其视为过时、不相干，甚至是压迫性的存在。他们成功地让“美德”成了一个过时的词，也让使用这个词的人显得落伍和自以为是。

对美德的研究和对对错与好坏的道德研究并不完全相同。亚里士多德将美德定义为最能够带来幸福生活的行为方式，他指出，美德总是在力求平衡，避免恶行当中的极端倾向。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探讨了美德与恶行，并站在经验和观察而非猜想的角度讨论了人类幸福的问题。 培养区分善恶的能力是获取智慧的第一步，这是永不过时的道理。

相比之下，现代相对主义一开始就断言人们是不可能判断应该如何生活的，因为真正的善和美德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相对主义里最接近美德的就是包容，只有包容可以凝聚不同的社会群体，避免彼此伤害。于是在社交平台上，人们才会宣扬自己有多么包容、开放和富有同情心，然后等待着点赞数的增加。向他人宣传你的美德并不能体现你的美德，你只是在进行自我推销，而这有可能是人们最常见的恶习。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到“千禧一代”被灌输的第二套观念了。“千禧一代”为了学习历史上的伟大著作而选修了人文课程，但是他们并没有读这些书，反而接收了许多对这些书过度简单化的批判。相对主义者的立场是不确定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极具批判性，总是能挑剔和纠正他人的过错。在一个相对主义的社会里，有时候唯一愿意提供建议的往往是那些最无知的人。

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有许多来源。人们随着对历史了解的不断深入，也越来越能看清不同时代拥有的不同道德准则。走遍世界之后，你也会发现，不同地区人们的道德准则其实是建立在自己所处社会的特定框架中的。科学也发挥了作用，它帮助人们将世界划分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和主观存在的价值观，这样人们可以先就事实达成共识，然后再逐渐发展出一套科学的伦理准则。认为事实和价值观可以轻易分离的想法是天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人的价值观恰恰决定了他关注什么，以及将什么视为事实。

古代文明也注意到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规则和道德，而古人的反应却和现代相对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主义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当古希腊人航行到印度等地，发现不同地区存在道德和传统上的差异时，他们也意识到对对错的诠释往往根植于祖先的权威。不过，古希腊人对此并没有感到绝望，他们反而更加热切地投身于哲学。

苏格拉底在面对不同道德准则带来的不确定性时，并没有选择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或者意识形态主义，而是转向寻找能够调和这些差异的智慧，这大大推动了哲学的进展。苏格拉底一生都在提一些复杂而又根本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美德、人生如何能够幸福、什么是正义，等等。他研究了理解这些问题的不同角度，试图找出最合理和最符合人性的答案。我认为这些问题也是本书富有活力的原因之一。

对于古人来说，发现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人生观并没有让他们陷入困境，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引发了一些有关人生的最具启发性的对话。

亚里士多德也一样。他并没有因为不同的道德准则而感到绝望，反而认为，虽然各地具体的法则、法律和传统不一样，但是不同地区的人都展现出了制定规则的倾向。用现代术语来说，出于某种生物学禀赋的影响，人类对道德的在乎是铭刻在骨子里的，以至于不论身在何处，人们都要创造法律和规则。 人类的存在不可能不需要道德观。

人就是规则生成器，那么，既然人类是道德动物，简单化的现代相对主义会对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们会因为试图偏离本性而步履蹒跚。相对主义是一个奇怪的面具，而且主要欺骗的是佩戴它的人。如果你用钥匙划坏最聪明的后现代相对主义教授的奔驰车，你就可以看到相对主义的面具和激进包容的伪装是如何被迅速脱下的。

人类尚未发展出基于现代科学的伦理，所以彼得森在创建他的法则时并没有完全摒弃过去伟大的道德成就，更没有将上千年历史的智慧简单地定义为迷信。将人类当下最重要的新知与历经数千年时间冲刷后依旧留存的书籍和故事相整合，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彼得森所做的也是所有理性的指导者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并没有宣称一切智慧都来自自己，而是首先求助于他自己的向导。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比较严肃，彼得森却选择用相对轻松的方式来探讨它们，从章节的标题你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在书中彼得森经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广泛探讨人的心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看穿了一切。

所以，为什么不将这本书称作“指南”呢？这听上去比“法则”要更加轻松和友善。

因为这些真的是法则。 最重要的法则是你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这么简单。

也许你会担心，被反复告知自己拥有权利的这一代人不会喜欢承担责任。这代人当中有许多在成长时都被过度保护，他们在柔软的操场上玩耍，在大学的“安全空间”里避开任何他们不想听到的事情。这些被训练得厌恶风险的人因为自己的韧性被低估而总是感到无力，但他们中也有许多人接受了彼得森的教导：每个人都有要承担的终极责任，在承担更大的责任之前，先清理自己的房间。这种教导所产生的影响之大、程度之深常常令我和彼得森动容。

有时候，这些法则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你耐心又循序渐进地拉扯自己的边界，也需要你直面未知。想让自我超越现有的边界，你需要谨慎选择和追求高于你现有能力的，甚至是你不确定最终是否能实现的理想。

但如果不确定理想是否能实现，我们又为什么要尝试呢？因为如果你不尝试，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生活将永远不会有意义。

或许，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渴望被评判的。

诺曼·道伊奇
《重塑大脑，重塑人生》作者 CNqW50uAIxZUtVB2S0ZZxtPSa9QadGE7xSdpd2NCvrV7YHgGy3CyRrtovucVbnZ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