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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情可以使人做出良善之举，但即便是共情最坚定的拥护者也会承认，良善之举背后也可能有其他动机和原因。引用哲学领域中的一个经典例证：想象一下，你漫步湖边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浅水里苦苦挣扎。如果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救起，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么做。这个时候，视而不见就是不道德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人做出这种良善之举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你会想象被水淹的滋味或者这个孩子的父母听到自己的孩子被淹死时的感受。这些共情感受可能会驱使你做些什么，但也不是必然如此。并不是只有在共情之后，你才能意识到视而不见让孩子被淹死是不对的。事实上，即使没有共情、怜悯、恻隐之心之类的东西，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也都会伸出援手，把孩子从水中救上来。
正如杰西·普林茨等人所指出的，普遍而言， 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很多并非基于共情的道德判断。 毕竟，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受害者让人去共情。例如，我们都不认可在商店行窃、偷税漏税、从车窗往外扔垃圾以及插队的行为，而且即便并不存在因为这些行为而产生可见痛苦的特定受害人，即没有可去共情的人，我们也会这样认为。
所以，道德需求的肯定不仅仅是共情。人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以及各种行动背后的动机，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来源。一个人的道德伦理观可能来自自己的宗教或哲学世界观，也可能来自更为广泛的对他人命运的担忧——人们常常慨叹人生无常或者怜悯命途多舛，而我觉得这比共情好得多。
想要了解这种担忧的作用，可以想想那些正在身体力行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担忧全球变暖、化石燃料即将耗竭、人类大肆剥夺环境资源或者对极端组织无法给予有效的应对。这些担忧都与对特定个体的共情毫无关系，因为没有特定的人作为共情的对象，它们源自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和繁荣的更为宏大的担忧。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共情的担忧会与其他道德考虑相互冲突。 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学术社群里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讨论如果教学内容可能引发某些人的不安，特别是那些受过创伤的人，那么教授是否应该预先将这些内容发布出来，让学生有机会提前了解并回避。
支持刺激预警（trigger warnings）的论据主要是以共情视角为基础的。例如，想象一下你是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结果教授突然在教室播放了一个与性侵害相关的视频。对你而言，这可能是件极其糟糕的事情。你要么强迫自己在教室煎熬、忍耐整整一堂课的时间，要么带着非常羞耻的感觉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教室。如果对这种处境下的学生感到共情，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刺激预警是个好办法。
卡伦·S.普赖尔（Karen S. Prior）教授用讽刺的口吻把这种倾向于接受刺激预警的趋势叫作“共情正确”（empathetic correctness）
。她认为，“现在，人们挑战现状的方式不再是写出质疑西方经典舒适度的文章，学生们……甚至都可以拒绝阅读挑战自己舒适度的文章了”。当然，这种将共情一棍子打死的看法有些过于绝对了。虽然个人舒适度并不能作为改变教学大纲的好理由，但造成真正的痛苦和煎熬的原因理应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那么，反对刺激预警的人又会怎么说呢？这些观点其实也是基于对大家福祉的考量，但并非源自共情，因为它们与单独的个体毫无瓜葛。与共情恰恰相反，这些观点都基于更长久、更程序性和更抽象的考量。批评意见认为，刺激预警违背了学院精神，也就是让学生接受全新体验的挑战的精神。这些人担心的是，由于什么内容可能会刺激到什么人是完全不可预期的，因而刺激预警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如果大学和教研机构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刺激预警上，那无异于舍本逐末，反而是忘记了更重要的目标，如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当然，刺激预警的支持者可以用各种案例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的同情，而且无论这些案例是假想的还是真实的都能起作用——在道德辩论中，打感情牌会让所有事情都更加真实动人。但归根结底，对特定个体的担心其实并非支持刺激预警的立场的重点。这个辩论阐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考量绝不止一种。
共情与其他道德考虑可能存在冲突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社会心理学家C.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同事的实验。
共情研究室
研究者告诉被试，有一个名叫谢里·萨默斯的身患绝症的10岁小女孩，正在排队等候能减少痛苦的治疗。同时，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有权让这个小女孩插队到最前面。当简单地问“你会怎么做”时，被试都认为她需要排队等候，因为前面还有其他需要治疗的孩子。但是当先让被试想象一下这个小女孩当时有什么感受时，他们则更倾向于允许她插队，让她排在那些可能更应该进行治疗的孩子前面。
这种情形下，共情的力量大过了公平，也就是导致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有违道德的决定。
真实世界里的很多良善之举都不是由共情方面的考量引发的。因为人们很容易用共情来理解一些行为，所以就会看不到其背后实际存在的其他原因。在散文集《共情测验》中，莱斯利·贾米森描绘了自己和因误判而被监禁多年的贾森·鲍德温（Jason Baldwin）对话的情形：
我站起身来告诉他，我非常仰慕他惊人的宽恕能力，他看起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原谅了那些曾经判他有罪的人，然后我问他这样的宽宏大量从何而来。我脑海中想的是那些自己一直认为的东西，如排山倒海的共情、各种情景的闪现，以及所有那些能让人换位思考的东西。但是，鲍德温的回答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并且出乎意料的简洁有力：对上帝的信仰。
再来看看泽尔·克拉文斯基（Zell Kravinsky）的故事，他几乎把自己价值4 500万美元的所有财富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因为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继而又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献给了陌生人。看到这种无私的人，你或许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拜之情，为他强大的恻隐之心而感动不已。但至少在克拉文斯基这个例子里，事实并非如此。彼得·辛格这样描述他：
他是一个智力非凡的人，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和诗歌博士学位……他是用数学术语来规划自己的利他行为的。科学研究文献的数据说明，捐献肾脏的死亡率只有1/4 000，于是他认为，如果不捐献肾脏，就意味着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4 000个陌生人的生命还重要，而这种价值偏差是他不能接受的。
辛格更进一步认为，那些像克拉文斯基这样，用冰冷的逻辑和推理来行动的人，对他人做出的贡献实际上要比那些被共情感受驱使的人做出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