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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史蒂芬·平克用一个清单发起了对共情的讨论：
下面是最近两年冒出来的有关共情的标题或者副标题：共情时代、为什么共情如此重要、社会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共情的科学、共情缺口、为什么共情是必需的且岌岌可危的、共情是世界性的语言、企业如何通过创造广泛的共情走向繁荣、教会共情、教会孩子共情、共情的根源：改变世界从一个个孩子开始，等等。
根据《共情的根源》（ The Roots of Empathy ）一书的推荐人、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T. Berry Brazelton）的说法，本书的作者“竭尽全力地推动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的未来，并且主张从学校和教室做起，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父母、每一个老师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行动”。
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不停地搜集类似的例子。迄今为止，在亚马逊上，已经有1 500多本书把共情作为书名或者副书名了。其中排名最靠前的20本书，有的是给父母和老师看的，有的是心理自助类书籍，有的是市场营销类书籍（如《如何靠共情创造出人们喜爱的产品》），甚至还有几本是高质量的科学著作。
很多网站、博客以及YouTube视频频道都在大肆提倡共情，如有个网站列出了奥巴马所有关于共情的讲话，包括这句名言：“在今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赤字就是共情供给不足。”在发表了一篇反对共情的文章后，我被邀请参加了一系列“共情循环对对碰”：在线同其他人讨论共情的重要性，同时人们自觉自愿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我的书架上和iPad里到处都是有关共情的书，并且我也参加了好几个主题与共情相关的研讨会。
对于在回应某些公共事件时用怎样的措辞来讨论共情，我非常敏感。2014年秋天，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手无寸铁的黑人平民被警察枪击致死的事件。事后，很多人都因美国人尤其是警察对少数族裔缺乏共情而愤怒声讨。但我也读到了一些相反的观点，很多人因美国大众对警察或者犯罪事件的受害者缺乏共情而怒气冲冲。似乎所有人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人们需要更多的共情。
很多人都坚信共情能拯救世界，尤其是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改革派的政治家。例如，在给自由主义政治家提建议的时候，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
写道：“每一项改革政策背后都有一个唯一的道德价值观：共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呼吁大家“填补全球共情意识的鸿沟”，并且在他的著作《同理心文明》（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
中用了一个悲哀的提问作为结尾：“人类能否建立生物圈的意识和全球性的共情，来避免整个人类社会的崩溃呢？”
对每个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诊断往往都是缺乏共情，而认为的解决办法自然就是增加共情。例如，埃米莉·贝兹伦（Emily Bazelon）曾写道，“欺凌行为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就是共情的完全缺失”，这个诊断不仅适用于欺凌者，也适用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她建议的解决办法是：“牢记共情和保持正派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地去培育它们。”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考察了一些跟父母在最关键之处存在巨大差异的儿童的人生轨迹，如侏儒、变性人的子女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他深感担忧，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异类恐惧症（xenophobic）
的社会，并且做出了诊断：社会正面临着“共情危机”。但他也指出，这些特殊的儿童能帮人更好地认识到这种共情危机，并且发现这些儿童的父母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和更多的同情心。我对这个观点非常熟悉：我弟弟就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幼时我常听说这类儿童是上天的赐福，教会人们如何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保持共情。
有关共情缺失的最极端的宣言，可能来自剑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对他而言，与那些缺乏共情的人相比，恶魔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对“邪恶是什么”的回答直截了当，那就是：“共情被侵蚀。”
共情被那么多人当作能够解决道德伦理问题的神奇魔术弹，其实挺合情合理的。这种观点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关心自己，并且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把手从火焰中迅速抽离或者渴了去倒杯水再自然不过了，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帮助。但是，共情会让人看到并且重视他人的体验，于是你的痛苦变成了我的痛苦，你的口渴变成了我的口渴，继而我就会把你从火焰中解救出来或者给你倒杯水喝。共情让人能够推己及人，因而就把自私的天性拓展到了也惠及他人的地步。
通过这种方式，刻意为之的练习共情就能催生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善行。共情让人关心奴隶、无家可归者或囚犯的处境，让人对那些被同伴欺凌、耻笑的青少年或者强奸的受害者感同身受，让人因为那些被歧视的少数族裔成员或者在遥远陌生之地受到残害的人而感到痛心不已。所有这些体验都并非与生俱来的，但是通过运用共情，人们确实可以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亲自体验到这些感受，而这让人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这样说：“我不是询问一个受伤的人感觉如何。我是把自己变成那个受伤的人。”
共情可以被用来激励他人做出良善之举。几乎所有父母都会提醒孩子注意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他们会用特定的话语来提示，如：“如果别人这么对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根据马丁·霍夫曼的估计，在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时期，这种共情提示每年会有超过4 000次。几乎每一个慈善机构、每一项政治运动和每一份社会事业，都会用共情作为对人们行动的催化剂。
当然，共情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我还没告诉你那些相关的实验研究、认知神经研究、哲学分析解读，以及针对婴儿、黑猩猩和老鼠的研究呢，而这一切都在证明，共情对于让人做善事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