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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老爸老妈就去城里打工了：先是西安，接着往武汉、合肥、南京……后来又跑去上海，不知下一站是打道回周村，还是北上去更遥远的青岛、沈阳、哈尔滨……在我想他们想得绝望的时候，我一遍遍发誓：等有一天攒够了钱，我一定也要出去！我要去很多城市，沿着地图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流浪！我要比老爸老妈走得更远！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
我讨厌待在家里。家里就我和爷爷两个人，白天、黑夜都静得可怕。爷爷眼睛不好使，耳朵也越来越背。几个月前他在井台边打水，没看清地上的绳子，还绊了一跤，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才爬起来。
那天我放学回家晚了，径直去厨房找吃的，厨房里锅清灶冷，什么都没有。转过身，我看到爷爷躺在里屋没有一丝声息，眼睛闭着，脸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
窗外，暮色正重重袭来，我突然感到很害怕——不知道怕什么，但就是害怕！
我没有喊醒爷爷，而是向屋外跑去。
正值晚饭的时间，空气里弥漫着野生爬藤植物刺鼻的气味和老房子灰暗潮湿的霉味，放眼望去，到处是疯长的野草和藤蔓。有的藤蔓已经爬到了人家的屋顶，像网一样，乱七八糟地纠缠在一起。阿三家那布满苔痕的院墙已经松动，一只黑猫掠过篱笆，幽灵般隐匿在砖墙下。
村子里死气沉沉。年轻人都和老爸老妈一样去城里打工了，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大片的田地荒着，杂草丛生，有的草都没过了我的头。我向远处望去，成群的乌鸦在村子上空盘旋，不知飞向哪里的巢窠。空荡荡的村子显得愈发了无生气。
夜色渐渐加深，天暗下来了。
我不想回家，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在夜色中如孤魂野鬼般乱走。
我在村口碰到阿三。阿三大我两岁，但已连着留了两级，和我同级不同班。阿三和奶奶住在一起。阿三的奶奶脚有点跛，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两年前，阿三的父亲在工地上被一根掉下来的水泥柱砸死，阿三的母亲哭天喊地要工地老板赔偿，老板非但没给一分钱，还找碴把也在工地干活的阿三母亲给辞了。阿三母亲一气之下撞墙死了。
关于阿三父母的惨剧，我都是从爷爷嘴里听来的。我们这个村子，留下干农活的人不多，大部分人宁愿自家的土地空着荒着，也要去城里打工。“城里的钱好赚。”在外面打工的人过年回来都这么说。他们一个个走了，留下孩子和老人。老人们有时坐一起，也只是扯些陈年旧事。
偶尔也会接到一两通“城里”来的电话——这电话，就像突然飞临村子上空的乌鸦，成了周村不祥的“魔咒”。阿三父母的死，就是从电话里传来的。
周村没有电话，要接或打一通电话，得走几里地去附近的秋口镇。没有重大的事，周村人一般不用电话。周村的老人（比如我爷爷）习惯了日出日落的看天生活，他们从不为打一个无关紧要的电话，主动跑上几里地。偶尔去镇上，也都是为了买东西。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半年前，我们村里的小孩妮妮在井台边玩耍，意外掉进了井里，被救上来时已没了气。妮妮的父母年初去了广东东莞，走前将五岁的妮妮寄养在舅妈家。妮妮的舅妈总在田里忙，那天她出门前叮嘱妮妮“不能去外面”后就扛着锄头忙去了。妮妮一个人闷在屋里实在无聊，就钻到了篱笆外，跑到村口的大井台边玩。
妮妮的舅妈被喊来时，妮妮已经毫无知觉地躺在井台的青砖上了。小身体被水泡得泛白，肚皮鼓胀着，像一个大气球。那天是周末，我站在人群外，看着号啕的女人和围观的老人、小孩，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有种透亮的窒息……
我无法描述那一刻的情形——声音没有了，时间停滞了，天蓝得像个谜。
有人跑去秋口镇打了通电话，回来说：“等着吧！”于是，大家都回去等着妮妮的父母出现。好比一场仪式，关键的人不到场，仪式就无法举行。可是等了两天、三天……妮妮的父母到最后也没有回来。妮妮的舅妈被这样一桩“事件”打击着，整日里失魂落魄。
还是打电话的那人做了决定：“不等了吧！”妮妮的舅妈哭丧着脸说没钱办葬礼，村里的几个老人东拼西凑给妮妮买了口棺材，将她草草地埋在了村后的山岗上。
我没有看到妮妮躺在小棺材里的样子。那天我坐在教室里，盯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像是灵魂出了窍。我仿佛听到遥远天边的哭泣声，那是妮妮的声音。如果五岁的妮妮还能开口说话，我想她会说：没有人爱我，连爸爸妈妈也一样，他们都因为我是女孩而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