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无关紧要，一切都和谁无关。

没有一件事情具有足够的重要性，

因为最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引自沙莎来信

在和沙莎通信前，我特意找沙莎父亲聊了一次。因为离家太久，沙莎父亲记忆里的女儿还是几年前的样子：顽皮，喜欢和村里的男孩子打打闹闹，“疯得像个野丫头”……

沙莎父亲陷入回忆时，我脑海里这个女孩的影像也一点点清晰起来——

我看到一个头发短得像刺猬的假小子，书包斜挎在肩上，每天骑着一辆破单车，沿着蜿蜒的田埂路向村口驶去。遇到雨天路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到沟壑里。女孩的身子太瘦弱了，两条腿不用力根本踩不动脚踏板，远远看去，就像个提线的木偶。斜挎的包里哐啷哐啷响，是个铝盒，里头装着她当天的午饭：一个干馍、几根酸菜，或是她自己一早烙的玉米面饼，再配上几片酱萝卜。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她就自己做午饭了。她不仅给自己做，也给爷爷留一份。爷爷总是大清早起床，不洗脸不吃早饭，就去侍弄菜园子或地里的庄稼，快到晌午才猫腰回家。回了家也不急着吃早饭——他早习惯了午饭和早饭连着一块儿吃。他要先点根烟。

烟是土烟。周村多的是繁盛茂密的植物。凭着几十年的经验，爷爷总能找到合适的烟叶。他把它们采下来，洗净，晒干，晒到烟叶泛黄变脆了，再把它们集拢在一个瓦罐里。

等到哪天闲下来时，他就慢悠悠地捧出瓦罐，将烟叶捣得粉碎，一小撮一小撮平摊在裁好的烟纸上。这个烟纸有点儿特别，颜色比雪茄还淡一点，质地坚韧柔软，厚薄刚好。据沙莎父亲讲，他们那一带祖祖辈辈都时兴用这种纸。他们还拿这种纸包卤菜、糊窗户，卤菜不会馊，风也透不进屋里。

沙莎父亲还说，在周村，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照样刨地挥锄头，一辈子都在劳动。可一年忙到头也不见几个钱，还常常欠债……

沙莎的爷爷抽完烟，习惯先去厨房的大水缸里舀一瓢水喝，咕嘟咕嘟灌下肚，再到八仙桌边坐下。八仙桌已被磨得现出木渣子来。桌上放着一碗结了皮的小米粥，一碟放了很多辣椒的酸菜，两个干馍和一双筷子。这些都是沙莎上学前的“例行公事”，无须爷爷来叮嘱。起床、打水、烙饼或熬粥，再匆忙洗把脸去学校，这是沙莎一天的开始。

放了学，沙莎要先割一大筐猪草，老叶子拨出来喂猪，嫩一点的剁碎了给鸡和鸭。完了去村口的井台边挑水。沙莎总要来回走个七八趟，才能将一口大水缸灌满。挑完水就生火做饭。等饭熟的当口，沙莎就趴在灶台边写作业。这个时候，爷爷还在地里忙。

沙莎父亲说起乡村生活时，神情里多了生动和活泛——那是对熟稔生活的亲切和怀念。城里再好，终究不是他的家！可是家再好，每年总还有一拨拨的年轻人远走他乡，带着梦想和孤独，一年、两年、三年……

和沙莎的通信，没有我预想的顺利。原以为我情真意切的信会令她感动，至少生出说些什么的冲动，可寄出去的信却仿佛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在连着寄出两封信后，我终于忍不住打电话问周干警：“寄去的信，沙莎收到没？”周干警说信已收到，都是她亲手交到沙莎手里的。可是周干警又说：“对沙莎，要耐心，要等待。”

接下来的一个月，报社突然有任务，要我先赴京参加一个“关注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国际研讨会，然后随一批学者去西部。这一路，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上了，先是飞机，接着火车和汽车，下了汽车找马车，还搭过摩托车和三轮车。

我还是第一次在山间田埂坐摩托车。越往山里，路越难走，歪歪扭扭，坑坑洼洼，人坐车上，碎石、泥浆在脚下飞溅，身体则上下左右颠簸摇摆。这还是在西部的第一站——四川乐山，此后一路西行往兰州永靖、宁夏西海固。越往深走，贫穷的程度越超乎想象。

西部之行的所见所闻，强烈震撼到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来的”专家、记者。在我差一点将“柿园子少管所”的沙莎从脑海里抹去时，我在西海固的一个小村子里看到了一个女孩，她也是14岁，名叫家美，上一年级——是小学，不是初中！女孩长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身子却极瘦小，看上去只有一米二三的样子。17岁的姐姐已出嫁，她现在是家里的老大，照顾四个弟弟妹妹。

我和同行的北京专家想去她家看看。她走在前头给我们带路，拐过几道田埂，她指着一间黄泥小屋说到了。迈进屋，光线暗暗的，什么都看不到，待眼睛适应了，全部家当尽收眼底——三张破烂小床和一口锅。

“你们吃什么？”同去的专家忍不住问。女孩指指屋角的一个木梯子，往上看去，是搭出来的一个棚顶。我爬上木梯子——一地的玉米棒子，大多已经发灰。女孩说，这是她们全家人的口粮。

“你爸爸呢？”我下了梯子问。

“挖煤去了。”

“妈妈呢？”

女孩不接话，只是看着窗外。

她最小的弟弟这时探进头来，替姐姐答：“妈妈上吊死了。”

房间里谁也没说话，大家闷着头，默默走出小屋。耀眼的阳光刺得眼睛胀痛，我一个趔趄，跌坐在废弃的磨盘上。这时沙莎的形象跳出我的脑海，强烈的刺痛啃噬着我的心。我突然不想走，想留在这里做点什么，甚至想让两个同龄女孩——家美和沙莎互相认识，成为朋友……

尽管我的本意并非“乐善好施”，但临走前，我还是悄悄塞给家美400元钱。这是扣去回上海的车钱外，我身上仅有的整钱了。在西海固，1200元钱是10个学生一年的学费，400元钱就是3个半学生一年的学费，差不多够家美和她的弟弟妹妹上一年学的了。

我收起家美歪歪扭扭写下地址的本子，我想，此后这个地址会和我甚至更多的人有牵连。我希望家美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因此而有书读——14岁读一年级，在城里人看来是个笑话，同龄女孩沙莎兴许也难以想象吧！

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写完稿却毫无睡意，于是抽出本子给沙莎写信，本子上还有家美歪歪扭扭的笔迹。

我写下一路西行的见闻，我遇见的那些孩子的贫穷和他们在贫穷中挣扎着想要读书的渴望。他们每天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到了学校也只能站着上课，因为教室里只有木板搭成的课桌，没有凳子。我甚至还摘录了一个叫常小武的小学四年级男孩的作文《我的家》：“我们每天早上要割一捆草，才能去上学，所以，我们常常迟到。我家人的梦想是吃上大米，穿新衣服、新鞋子，住上新平房，能过上快乐的日子……”

我刚巧也看过沙莎在小学四年级时写的作文《谁能把春天留住》：“我的父母总是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离开家到外面去打工，我真希望能把春天留住，这样我就能和他们一直在一起……”这是柿园子少管所的周干警有心复印了寄来要我读给她父母听的。当时我看了这篇作文，心头一颤。

时隔一个多月，我坐在从西部归来的火车上，看另一个同是小学四年级的西部孩子的作文，多少有些恍惚。还有那个和沙莎同龄、只念小学一年级的家美，他们的人生，哪一个才算更坏呢？人生，可不可以拿“坏”和“更坏”来宽慰？若是拿家美和常小武的“更坏”来慰藉沙莎，莎莎是不是会因此而好过一点？

沙莎期待留住的“春天”，是爸爸妈妈的温暖和关爱；家美期待的“春天”，是能每天吃饱饭、读上书……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春天”。

沙莎终于来信了。我知道沙莎这一回肯定会写点什么。我打开信——

亲爱的姐姐：

请允许我这么叫你。我没有姐姐妹妹和哥哥弟弟，在我想爸妈想得绝望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姐姐——哪怕妹妹也好啊！我很怕一个人睡，老是被噩梦惊醒。爷爷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总是睡得很熟。

我一个人睡在爸爸妈妈的屋子，睡不着就看天花板，我觉得天花板都被我看破了。实在难受，我就拿出唯一一张爸爸和妈妈的合影，盯着照片使劲看，再闭上眼，然后睁眼看天花板，哇，照片中的爸爸妈妈像真人一样贴在了天花板上！

姐姐，谢谢你给我写信。可是我要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打架斗殴，考试不及格，还成了少年犯……

其实告诉你也无妨。我喜欢收集刀子，我有很多把亮闪闪的刀子。我不喜欢和女孩子一道玩，她们扭扭捏捏的不爽气！我们村里有个男孩叫阿三，他父母在外打工，父亲被工地上的一根水泥柱砸死了，母亲撞墙死了。阿三整天在外头晃荡，他奶奶管不住他。我觉得我和阿三同病相怜，我有父母跟没父母一个样。

我就一直跟阿三玩。阿三有很多把刀子，我曾经问过他，这么多刀子拿来作什么用？看呗，阿三说。我要是也有一把漂亮的刀子就好了。可是阿三从来不让我碰他的宝贝刀子。他说女孩子家耍刀子干什么？我讨厌他提起刀子时不屑女孩沾边的德性！女孩子怎么就不可以有刀子？他不让我碰，好，我偏去弄几把来给他瞧瞧！

此后有一阵，我常常放了学也不急着回家——回家要割草、挑水、做饭，我跟爷爷撒谎说是补课。我在学校外面逛，东瞅瞅西瞧瞧，希望找到一家卖刀子的铺子。倒是有一家打铁的铺子在卖刀子，可这些刀子是用来割高粱、麦子的！

我非常失望。但愈是失望，我就愈想拥有一把好刀子。念头强烈得将老爸老妈也抛在了脑后！这样更好，晚上睡不着就不用看天花板了。

有天，我在小书店里翻到一本名为《刀子和刀子》的书，我以为是介绍刀子的，抽出来看，竟是一本小说，我看了个开头就被怔住了。我还记得书中开头写的那几句话——

“如果我告诉你，虽然我是女孩子，但我的吉祥物是一把刀子，你不会吓坏吧？……我的刀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那种真正的刀子，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出鞘时带着不易察觉的风声，有金属的酸味，就像是淡淡的花香。……泡桐树老了，南河干枯了，瓦罐寺坍塌了，可我还是我，刀子还是刀子啊。”

我觉得这个叫“何大草”的作家真是高人！一下子就写出了我的心事。书里的“我”是一个叫风子的“问题女孩”，她也喜欢刀子！

姐姐，你是大城市的记者，见多识广，肯定听说过一个叫何大草的作家吧？说不定还认识！若真认识，请一定告诉我！我想拜他为师！我还记得他借风子之口说过一句话：“什么是问题？有问题的人看没问题的人，不也全成了有问题？”真是至理名言啊！尽管我自视看书（自然是闲书）不少，可越来越觉得，看书愈多，愈有看不完的书。我在这里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尽兴看书，这里有比学校阅览室多十多倍的书！

风子在12岁时有了第一把刀子，18岁有了另一把，两把刀子都是她的生日礼物。告诉你吧，姐姐，我得到第一把刀子也是生日的时候！送我刀子的正是阿三。阿三将他最心爱的土耳其猎刀送给了我。我激动得一晚没合眼！从此我和阿三有了相依为命的友情。

我还没来得及问阿三为什么改变主意，将他最心爱的刀子转送给我。有天放学，一个高年级男生突然堵住我。我问他干什么，他居高临下地说：“我不喜欢和女生打架！”我问他什么意思。他放缓口气说：“听说你有把好刀子，想借来用用。”“你听谁胡说的，没有！”我丢下话，欲绕道走人。没想到我的话激怒了他。“好，不给面子！”他突然吹了声口哨，从暗处一下窜出几个脸露凶相的大男生。这里离学校已经很远了，路上也没有人，我慌了，可是表面上还得强作镇定。有个额头上有条长疤的男生突然拉扯我肩上的包。我本能地蹬起靴子踢他。

我们两个人厮打起来。其他男生后退，居然在那幸灾乐祸地观战。我冷不丁地抽出藏在裤袋里的刀子，刀子出鞘的刹那，一道蓝光闪进眼里。那男生抓住刀柄，我还来不及回应，他便一个趔趄，跌倒了。观战的男孩们纷纷聚拢过来，一片混乱中有人喊道：“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快、快送医院！”

我杵在原地，像根孱弱的灯柱，脑子里不断回旋着《刀子和刀子》里的一句话：我把我的刀子交给你们。

那个男生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男生家长去学校闹，学校说学生出了校门就不是校方的责任了。男生的一个亲戚找了派出所的什么人，就这样，我被送进了柿园子少管所。

阿三像销声匿迹了一样，一点声息都没有，也没来看过我。我不怪阿三，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切都无关紧要，一切都和谁无关。没有一件事情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因为最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姐姐，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如果你觉得浪费时间，以上可略去不看。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去主动回想那场突如其来的争斗。每一个细节，每一丝呼吸，还有刀子出鞘时风起叶落的声音……

这些天来，我无数次地在梦中改写历史——倘若阿三没送我那把刀子，倘若那天碰巧阿三路过，倘若我同意“借”那男生刀子，倘若我从来就不是个拿刀子的女孩……人生多像一场刀子和刀子的游戏啊。“传说中的勇士仗刀屡屡化敌于无形，现实中的刀子却总是伤害它的主人。”这句话是一个评论家说的，印在《刀子和刀子》的封底。

这封信写长了，突然写不下去。第二天又写。

姐姐，谢谢你告诉我老爸老妈的近况。我懂你的意思，可说实话，我都不愿去想他们了。若是想变成一种折磨，还不如不想。有时候我会在梦中见到他们，梦里的景象是如此清晰，可醒来却是空茫一片。我都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是胖了还是瘦了，生活比以前好了还是不好，我一概无所谓！

可是姐姐，我愿意在意你的话。我从来不是个容易接纳别人的人，也因为这，我没朋友——不知道阿三算不算我唯一的朋友。我总是独来独往，一个人想事情，一个人对付作业，一个人四处瞎逛。有时候我也渴望有个知心朋友，可是，我觉得我和班里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无话可说！

这样也好，我在书里找知音。只有在看书时，我才是真实的、幸福的！我就是这么“找到”何大草的。他的《刀子和刀子》如今成了我的枕边书，事实上也影响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喜欢他书里的“问题女孩”风子，我为他塑造出这个女孩而向他致敬！

如果不是收到你的信（你写西部见闻的那封），可能我还在幽暗的巷道里独自行走。那虽未必是一条死路，可是路太黑，总看不到头。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了断，不计后果。这也是周干警和少管所的叔叔阿姨们头疼我的地方。我知道这样不好，可就是控制不住。

姐姐，你有那个和我同岁的家美的照片吗？我真想看看。读完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我不哭她，我哭我自己！

有时候我在想，人是多么渺小的微尘啊，一只蚂蚁就可以撼动你，你不比蚂蚁重要多少。可是现在，我又想：人是多么不屈的微尘！狂风侵袭，暴雨捶打，可总能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我说不来那些至理名言，只是有感而发。因为你的信击中了我。

你说“只要有理想，哪里都是课堂”，我记住了。只是，我对自己没信心，不知道回到学校，还能不能拾起学业……

信写长了，就此打住。

又：你愿意收我这个坏孩子为“妹妹”吗？

沙莎
2006年9月10日写于柿园子少管所

这封信，整整三页纸。我一字不删地发在了我主持的《特别报道》栏目上。我给它加了个标题——《谁能把春天留住》。同时配发了柿园子少管所周干警的“干警日志”和我的“记者手记”。

报纸出来后，读者来信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如此反应出乎我的预料。我欣慰众多读者的关注，可像沙莎这样的留守孩子还有千千万万，谁能留住千千万万留守孩子的春天？ q/AR+aoun5lKkqFvknoVP/yXiH1cM2Q2p9oeLSzVuGuKqsmuUeO8lTluWRacyU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