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趟普普通通的长途大巴之旅,有婴儿的哭闹和炽烈的阳光,有乡下人在宾州的一个又一个小镇上车,直到开上俄亥俄平原才真的开始奔驰,车经过阿什塔比拉
,在夜里径直穿过印第安纳。我大清早来到芝加哥,在青年旅社搞了个房间,躺下时口袋里已经没几个钱了。我好好地睡了一整天,开始探索芝加哥。
密歇根湖吹来的风,大环区的波普爵士,霍尔斯特德南路和克拉克北路附近的长时间散步,一次午夜过后在丛林里长时间散步,一辆巡逻车跟着我,当我是可疑分子。1947年,波普爵士风靡美国各地。大环区那伙人也在吹奏,但带着疲惫的气氛,因为波普正处于查理·帕克的大鸟时代
和迈尔斯·戴维斯开创的新时代
之间。我坐在那儿听着波普代表我们所有人呈现出来的那种夜晚之声,想着我从美国一头到另一头的所有朋友,他们确实都待在这个广袤的世界后院里,活得如此狂野和激越。第二天下午,我这辈子第一次走向了西部。那是个温暖而美丽的日子,正适合搭车旅行。为了离开复杂得无法想象的芝加哥道路网,我坐公共汽车来到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车开过乔利埃特管教所停下,我步行走过市里枝繁叶茂的弯曲道路,刚走出城区就停下,举起大拇指指着我想去的方向。从纽约到乔利埃特我坐了一路的长途大巴,钱已经花掉了一半多。
我搭的第一辆车是运炸药的卡车,车上插着红旗,开进处处苍翠的伊利诺伊州30英里后,卡车司机指给我看6号公路(我们就开在这上面)和66号公路相交之处,两条公路在相交后都向西延伸了长得不可思议的里程。下午三点左右,我在路边小摊上吃了苹果派和冰激凌,一个开着小型轿车的女人为我停下。我跑上去,内心涌起一阵狂喜。然而她是个中年女人,儿子都有我这么大了,她想找个人帮她开车去艾奥瓦州。我当然同意。艾奥瓦!离丹佛不太远,等我赶到丹佛就可以放松一下了。前几个小时她开车,来到一个地方坚持要去参观一座老教堂,就好像我们是两个游客,然后我坐上驾驶座,尽管我不怎么擅长开车,但还是顺利开出伊利诺伊州,经罗克艾兰
来到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我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了我钟爱的密西西比河,正好是枯水期,夏季的雾霭笼罩着浅浅的河水,浓烈的腥臭像是美国的赤裸躯体的气味,因为河水刚刚冲洗过它。罗克艾兰——铁轨,棚屋,狭小的商业区;过桥到达文波特,同样的小镇,温暖的中西部阳光下散发着锯末气味。那位女士要走另一条路回她的艾奥瓦老家,于是我下车了。
太阳正在落山。我喝了几杯冰啤酒,步行走到小镇边缘,这段路很长。人们开车下班回家,戴着铁路员工帽、棒球帽,各种各样的帽子,随便哪个小镇下班时分都是这个样子。其中一个人让我搭车,开到山上一个孤零零的十字路口,在牧场边缘放我下车。那儿风景真美。过路的全是农用车辆,他们怀疑地打量我,叮叮哐哐开过去,奶牛纷纷回家。一辆卡车也没有。几辆轿车疾驰而过。一个飞车小子开过去,围巾在风中飘舞。太阳完全下去了,我站在紫色的夜幕下。这会儿我慌神了。艾奥瓦乡下根本没有任何灯光,很快,过路人就看不见我了。幸好有人要回达文波特,他带我去商业区。然而我又站在了开始时的地方。
我走进公共汽车站坐下,回想刚才的经历。我又吃了一份苹果派和冰激凌;穿越美国的一路上我基本上都在吃这个,我知道这个搭配营养丰富,况且味道也很好。我决定赌一把。我在车站小餐厅盯着女招待看了半小时,然后坐上达文波特商业区的公共汽车来到城市边缘,但这次我在加油站附近下车。重型卡车在这儿轰轰咆哮,啊哈,不到两分钟就有一辆卡车叮叮哐哐地为我停下。我追上去,整个灵魂都在欢呼。何其带劲的一位司机!大块头硬脾气的卡车司机,鼓泡眼,嗓音粗哑,无论对什么零部件都掌拍脚踹,很快就把他的车开上了路,对我几乎不管不问。我疲惫的灵魂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因为搭车的一个大麻烦就是你必须和数不清的人聊天,让他们觉得让你搭车不是个错误,甚至能逗他们开心,假如你打算一直待在路上,不在汽车旅馆睡觉,压力有多么巨大可想而知。这位老兄只管在喧闹声中吼几声,而我也只需要吼回去,然后两个人就都消停了。他开着卡车奔向艾奥瓦市,他扯着嗓子讲他最有意思的故事,也就是他如何在每一个有着不合理的车速限制的城镇逃避法律,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狗警察连老子屁股都摸不着!”我们刚隆隆驶进艾奥瓦市,他看见另一辆卡车从背后上来,由于他必须在艾奥瓦市拐弯,因此他朝后面那家伙闪车尾灯,放慢车速让我跳下去,我背着背包跳下车,另一辆卡车明白司机要我换车,于是为我停下,一眨眼的工夫都没用,我就坐进了另一个高高在上的车头,准备好趁着夜色跨越几百英里,而我多么高兴!新认识的这位卡车司机和前面那位一样疯狂,也扯着嗓子吼叫,我只需要往后一躺,任凭车带着我走就行了。我能看见丹佛在前方隐约浮现,就像上帝许给子民的乐土,它在远方的星空之下,隔着艾奥瓦州的牧场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平原,我在幻觉中还能看见更辽阔更遥远的旧金山,就像黑夜中的无数宝石。他把油门踩到底,接连几个小时讲故事,我们来到艾奥瓦州的一个小镇——几年后迪恩和我在这儿被警察拦下,因为他们怀疑我们开的凯迪拉克是偷来的——他在座位上睡了几个小时。我也睡了一阵,然后沿着只有一盏灯照亮的清冷砖墙散了个步,每一条小街到尽头都是苍茫牧场,玉米地闻着就像夜里的露珠。
黎明时分他忽然惊醒。我们轰隆隆上路,一个小时后,得梅因
的雾霾出现在前方绿油油的玉米田上空。他必须要吃早饭了,不急着赶路,因此我径直走向得梅因,四英里后搭上一辆车,车上是艾奥瓦大学的两个小伙子;车轻快地驶进市区,我坐在他们崭新而舒适的轿车里,听着他们讨论考试如何如何,感觉真是很奇怪。这会儿我想睡个一整天。于是我去青年旅社开房间;他们住满了,出于本能我走向铁道——得梅因有许许多多铁道——最后来到扇形车库旁边一家阴沉而古老的大平原客栈,我在干净的雪白大硬床上睡了漫长的一天,枕头旁边的墙上刻着各种下流话,破旧的黄色窗帘拉起来,遮住了烟雾缭绕的调车场。我醒来时太阳正在变红;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难忘的独特时刻,最怪异的一个瞬间,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远离故乡,被路途折磨得筋疲力尽、神经紧张,住在我从没见过的廉价旅馆里,听着各种各样的悲哀声音,外面的蒸汽车头在咝咝放气,旅馆的古老木头在吱嘎作响,楼上的脚步声踱来踱去,我望着高处开裂的天花板,在足足15秒的怪诞中,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并不害怕;我只是变成了别人,某个陌生人,我的整个生命被鬼魂纠缠,是鬼魂的一生。我在横穿美国的半路上,在代表我青春的东部和代表我未来的西部的分界线上,那个怪异的红色傍晚,也许这就是它选择此时此地发生的原因。
但我必须继续前进,停止叹息,于是我背起行囊,对坐在痰盂旁的老店主说了声再见,然后出门去吃饭。我吃苹果派和冰激凌——随着我深入艾奥瓦州内部,这两样东西越来越好,苹果派变得更大,冰激凌的奶味更浓。那天下午我在得梅因无论往哪儿看,都能见到最漂亮的姑娘——她们从高中放学回家——但此刻我没时间考虑这些,我承诺自己到丹佛一定好好打一炮。卡罗·马克斯已经在丹佛了;迪恩也在;查德·金和蒂姆·格雷本来就在,那是他们的老家;玛丽露在丹佛;据说还有很带劲的一伙人,包括雷·罗林斯和他漂亮的金发妹妹芭比·罗林斯;迪恩认识的两个女招待,贝当古姐妹;连我大学里一起写作的哥们儿罗兰·梅杰也都在。我怀着喜悦和期待,盼望着和他们所有人见面。因此我匆匆走过身边的漂亮姑娘,住在得梅因的全世界最漂亮的那些姑娘。
有个家伙载我爬上了漫长的山坡,他开的卡车差不多就是安着轮子的工具棚,车里装满工具,他站着开车,活像摩登时代的送奶工。下车后我立刻又搭上一辆车,车上是一位农夫和他儿子,他们要去艾奥瓦州的阿德尔。来到阿德尔,在加油站附近的大榆树底下,我认识了另一个搭车客,那是个典型的纽约佬,爱尔兰人,工作那些年主要为邮局开卡车,现在去丹佛找一个女孩和他的新生活。我认为他想逃离纽约的什么东西,多半是执法部门。他是个真正的红鼻子年轻酒鬼,三十来岁,换了平时肯定会惹我讨厌,但这会儿我的所有感官都在渴望人与人的交情,任何形式的都行。他穿破旧的运动衫和宽松的长裤,身边连个背包都没有——只带一把牙刷和几块手帕。他说我们应该一起搭车。我应该拒绝,因为他在路上看着特别讨人嫌。不过我们还是待在一起了,搭一个沉默男人的车来到艾奥瓦州的斯图亚特,我们在这个镇子彻底搁浅。我们站在斯图亚特的铁路售票亭前,等待向西去的车辆,直到太阳落山,足足五个钟头,想办法消磨时间,刚开始介绍自己,然后他讲下流故事,然后我们踢石子儿,发出各种各样的可笑怪声。我们等得厌倦。我决定花一美元买啤酒;我们走进斯图亚特的一家旧酒馆,喝了几杯。他在那儿喝醉了,就像他在家里时晚上去第九大道喝酒那样,他喜气洋洋地冲我耳朵嚷嚷,说他生命中那些卑俗的白日梦。我有点喜欢上他了;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后来他证明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对生活有激情。我们摸黑回到路边,当然不会有人停车,也根本没什么人经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我们花了些时间企图在售票厅的长凳上睡觉,但电报机咔嗒咔嗒彻夜响个不停,我们没法睡觉,外面还有货运列车震耳欲聋的咣当咣当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跳上正确的列车;我们没做过这种事;我们不知道列车是向东还是向西去,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清楚,更别说该选什么样的闷罐车、平板车或冷藏车了,总之就是一概不知。因此,临天亮前去奥马哈
的长途大巴经过时,我们跳上车,加入昏睡的乘客行列——我为我们两个人买了车票。他叫艾迪。他让我想起我在布朗克斯的表姐夫。这就是我和他待在一起的原因。感觉就像和老朋友做伴,和一个笑呵呵、好脾气的人一起消磨时间。
我们在黎明时分来到康瑟尔布拉夫斯
;我望向窗外。整个冬天我读了很多历史材料,大型马车车队在踏上俄勒冈和圣达菲线路时如何在那里召开议事会;当然了,它现在只是形形色色漂亮的城郊小屋,在阴沉的灰色晨光中铺展在大地上。然后我们来到奥马哈,我的上帝,我亲眼见到的第一个牛仔,他顺着肉类批发仓库的凄凉外墙向前走,头戴十加仑容积的帽子,脚蹬得州皮靴,除了这身打扮,他和东海岸黎明时分沿着砖墙走的随便一个披头族
毫无区别。我们下车,一口气走到山坡顶上,这座漫长的山丘因密苏里河数千年的冲刷而形成,奥马哈就顺着它建立,我们走到市郊,竖起大拇指。一个有钱的牧场主载了我们一小段,他也戴那种十加仑的大帽子,他说普拉特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样伟大,他正这么说呢,我就看见远处沿着蜿蜒河床排列的茂密大树和环绕它们的苍翠田野,都快赞成他的观点了。然后我们站在另一个十字路口,天色开始变得阴沉,另一个牛仔——身高六英尺,头戴简朴的半加仑帽子——叫我们过去,问我们有谁会开车。艾迪当然会,他还带着驾照,但我没带。牛仔有两辆车要开回蒙大拿。他妻子在格兰德艾兰,他要我们开一辆车去那儿,然后由她接手。接下来他要向北走,我们只能搭他的车到那儿为止。但格兰德艾兰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一百多英里处,我们当然愿意了。艾迪单独开车,牛仔和我跟着,出城后没多久,艾迪猛踩油门,开出90迈时速,纯粹为了寻开心。“妈的,那小子要干什么!”牛仔喊道,追了上去。两辆车开得像是在赛车。有一瞬我以为艾迪想开车逃跑——要是我没猜错,他就是这么打算的。但牛仔咬得很紧,跟上他,使劲按喇叭。艾迪放慢车速。牛仔按喇叭叫他停车。“妈的小子,你开那个速度是存心找死。你就不能慢慢开吗?”
“呃,是我该死,我真的开到九十了?”艾迪问,“路况太好,我都没感觉到。”
“你给我悠着点开,咱们都能安全到达格兰德艾兰。”
“保证。”我们重新上路。艾迪冷静下来,搞不好都昏昏欲睡了。我们顺着蜿蜒的普拉特河和翠绿的田野走,开了一百多英里进入内布拉斯加州。
“大萧条那会儿,”牛仔对我说,“我一个月至少要跳上一次货运列车。那会儿你能看见几百个人搭一节平板车或闷罐车,不止是流浪汉,有各种各样的失业工人,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有些人纯粹在游荡。整个西部到处都这样。那会儿司闸员从不找你麻烦。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内布拉斯加我从没觉得有哪点好。30年代中期这地方啥也没有,眼睛往哪儿看都是一大团尘云。你没法呼吸。地面是黑的。那时候我就在这儿。要我说,他们把内布拉斯加还给印第安人都行。全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鬼地方。蒙大拿现在是我的家了——密苏拉。你有时间上来一趟,看看天赐的土地。”下午晚些时候我睡着了,因为他说累了——他是个很有意思的聊天对象。
我们在路边停车吃饭。牛仔去补备用轮胎,艾迪和我找了个家庭餐馆坐下。我听见响亮的笑声,全世界最响亮的笑声,一个脸如牛皮的老式内布拉斯加农夫带着一群小伙子走进餐馆;那天你隔着大平原、隔着整个灰蒙蒙的世界都能听见他粗哑的大嗓门。其他人都跟着他大笑。他在尘世间没有任何牵挂,对每一个人都有着最博大的关怀。我对自己说,哇,你听那个男人是怎么笑的啊。那就是西部,我已经来到了西部。朗朗笑声拥着他走进餐馆,他直呼老板娘的名字,她会做全内布拉斯加最甜的樱桃派,我吃了些,顶上还有小山般的一大勺冰激凌。“老板娘,赶紧给咱整点吃的,否则我就要生吃自个儿了,要么就是差不多的操蛋蠢事。”他一屁股坐在高脚凳上,呵呵呵呵笑了起来。“记得豆子。”西部精神就坐在我旁边。真希望我能了解他完整的粗犷生活,这些年除了大笑和嚷嚷外都做过什么。呜呼,我对我的灵魂说;牛仔回来了,我们重新出发,赶往格兰德艾兰。
我们没多久就到了。他去接他妻子,天晓得迎接他的是什么命运,艾迪和我继续上路。两个年轻人搭了我们一程——牧工,十几岁,乡下小子,开一辆快散架的破车——在某个地方下车,细雨下得淅淅沥沥。然后一个一言不发的老人——天晓得他为什么让我们搭车——带我们来到谢尔顿
。艾迪闷闷不乐地站在路上,一帮矮墩墩的奥马哈印第安人在前面盯着他看,他们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公路对面是铁道,水塔上刷着“谢尔顿”三个字。“我操。”艾迪惊叫,“我来过这个镇子。好几年前,打仗的时候,夜里,半夜,所有人都在睡觉。我到站台上抽烟,我们停在荒郊野外,周围黑得跟什么似的,我抬起头,看见水塔上刷着那个地名:谢尔顿。列车要去太平洋,所有人都在打呼噜,每一个该死的倒霉笨蛋,我们只停了几分钟,补充给养还是什么,然后就又出发了。我操,就是这个谢尔顿!从那以后我就恨死了这个鬼地方!”结果我们陷在谢尔顿了。情况和艾奥瓦州达文波特一样,天晓得为什么,来来往往都是农用车辆,偶尔有旅游经过的,但反而更糟糕,年老的男人开车,他们的老婆对着景色指指点点,研究地图,靠在座位上,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一切。
细雨渐渐大了起来,艾迪感冒了,他没什么衣服。我从帆布背包里翻出一件羊毛格子呢衬衫让他穿上。他觉得稍微好点了。我也在感冒。我走进一家破破烂烂的印第安人商店买了咳嗽糖丸,然后到鸽子笼那么大的小邮局给姨妈寄了张明信片。我们回到灰蒙蒙的路上。她就在我们前方,谢尔顿,几个字刷在水塔上。去罗克艾兰的列车疾驰而过,我们看见卧车里乘客的面容模糊闪过。列车呼啸着驶过大平原,前往我们想去的方向。雨越来越大。
一个瘦高男人将车错停在公路一侧,他戴着一加仑的帽子,下车走向我们;他看着像警察。我们偷偷编好了故事。他慢吞吞地走过来。“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吗,还是随便走走?”我们不明白他想问什么,但这个问题真他妈不赖。
“怎么了?”我们问。
“嗯,我有个小游乐园,营地扎在往前几英里那儿,我想找几个愿意干活挣点小钱的弟兄。我有资格开轮盘赌和木圈赌,你们知道的,就是扔木圈套娃娃,试试自己的手气。你们要是愿意为我干活,就分你们三成收入。”
“吃住呢?”
“有床睡觉,但没饭吃。你们只能去镇上吃东西。我们有车。”我们考虑了一下。“机会不错。”他说,耐心地等待我们拿主意。我们觉得傻乎乎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可不想在游乐园耽搁时间。我他妈急着去丹佛和那伙人会合。
我说:“我说不准,我想以最快速度赶路,怕是没这个时间给你干活。”艾迪也这么说,老先生挥挥手,漫不经心地回到车上离开。事情到此为止。我们笑了一阵,想象真的去了会是个什么光景。我仿佛见到大平原上一个尘土飞扬的黑暗夜晚,内布拉斯加农夫家庭的面孔闲逛而过,他们面颊绯红的孩子看什么都怀着敬畏,我会觉得自己是魔王本人,用廉价的游乐园把戏敲诈他们。摩天轮在平原地带的黑夜中回转,无所不能的主啊,伴着旋转木马的悲哀音乐,而我一心想前往我的目的地——却在鎏金马车里垫着粗麻布睡觉。
事实证明,艾迪这个旅伴不太会为他人着想。一辆怪里怪气的古老车辆驶过,开车的是位老先生;车是用某种铝合金制造的,方方正正像个盒子——无疑是辆拖车,然而这个稀奇的疯狂玩意儿是内布拉斯加人手工制作的。他开得很慢,在前面停下。我们追上去;他说他只能带一个人;艾迪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跳上去,车叮叮哐哐地缓缓驶出我的视野,他还穿着我的羊毛格子呢衬衫呢。唉,去他妈的,我只能和那件衬衫永别了,它对我来说反正也只有情感价值。我在神憎鬼厌的谢尔顿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个小时,我满脑子都是天快黑了的念头;其实下午才刚刚开始,然而天色昏暗。丹佛,丹佛,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丹佛?我正想放弃,盘算着找个地方喝咖啡,这时一辆很新的轿车停下了,开车的是个年轻男人。我发疯似的跑上去。
“你去哪儿?”
“丹佛。”
“好,我可以带你朝那个方向走一百英里。”
“好,好极了,你救了我的命。”
“我经常搭车,所以也乐意让人搭车。”
“要是我有车,肯定也一样。”于是我们聊起来,他告诉我他的生活——其实没多大意思——我开始打瞌睡,醒来时已经到了哥德堡镇
外,他在这儿放我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