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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
，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
，
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
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
”。《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儒林列传》
。此宁可书作“
彰”耶？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
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为“
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
，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
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
，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
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匈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大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准此，文与笔非异涂，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
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文选》所登，无韵者固不少。若云文贵其
耶，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有韵文中，既录汉祖《大风》之曲，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有佚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卬为主，独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以自立者也。
案《晋书·乐广传》：请潘岳为表，便成名笔。《成公绥传》：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张翰传》：文笔数十篇行施世。《曹毗传》：所著文笔十五卷。《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详此诸证，则文即诗赋，笔即杂文，乃当时恒语。阮元之徒猥谓俪语为文，单语为笔。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俪语邪？
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
，占
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言“辞达”者，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题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曲说然也；《太史公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矣。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耦俪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韵文，亦多俪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其旧题，不曰楚文，斯则韵语耦语，亦既谓之辞矣。《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惜誓》载于《楚辞》，文辞不别；若云奏记条议，适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以是见韵文耦语，并得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部署，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于口记，不烦纪载也。战国从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积句，是则耦丽之体，适可称职。乃如史官方策，有《春秋》、《史记》、《汉书》之属，适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诸在无韵，史志之伦，记大傀异事则有感，记经常典宪则无感，既不可齐一矣。持论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称其志，未足以动人也。《过秦》之伦，辞有枝叶，其感人顾深挚，则本诸从横家。然其为论一也，不可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就言有韵，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风》、《雅》、《颂》者，盖未有离于性情，独赋有异。夫宛转偯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诫，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或写都会城郭游射郊祀之状，若相如有《子虚》，扬雄有《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左思有《三都》，郭璞、木华有《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亦动人哀乐未也？其专赋一物者，若孙卿有《蚕赋》、《箴赋》，王延寿有《王孙赋》，祢衡有《鹦鹉赋》，侔色揣称，曲成形相，嫠妇孽子，读之不为泣，介胄戎士，咏之不为奋，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此不可以一端论也。且学说者，独不可感人耶？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概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凡好学者皆然，非独仲尼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
如上诸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文辞对立，其规摹虽少广，然其失也，只以
彰为文，遂忘文字，故学说不
者，乃悍然摈诸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贯。《文心雕龙》张之，其容至博，顾犹不知无句读文，此亦未明文学之本柢也。余以书籍得名，实冯傅竹木而起，以此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
今作笏
。“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汉·艺文志》言：刘向校中古文《尚书》，有一简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传》则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经也，八字者，六寸之传也。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皆见《论衡》
。“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有秩亦曰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有序亦曰仑，“坐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
《左氏传》：臣以为肄业及之也
。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书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
学童习字用觚，觚亦版也
。故云肄业。《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是征之，则肄业为肄版明矣。凡此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其必为之别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足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昔者文气之论，发诸魏文帝《典论》，而韩愈、苏辙窃焉。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
《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
。杨遵彦依用之，
《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而章学诚窃焉。气非窜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
《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隋书·经籍志》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籍，日以孳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然则李充之《翰林论》，刘义庆之《集林》，沈约、丘迟之《集钞》，放于此乎。《七略》惟有诗赋，及东汉铭诔论辩始繁，荀勖以四部变古，李充、谢灵运继之，则集部自此著。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文选》上承其流，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钞》，然已痟矣。其序简别三部，盖总集之成法，顾已迷误其本，以文辞之封域相格，虑非挚虞、李充意也。《经籍志》别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诗与杂文为异，即明昭明义例不纯，《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且总别集与他书经略不定，更相阑入者有之矣。今以《隋志》所录总集相稽，自《魏朝杂诏》而下讫《皇朝陈事诏》，凡十八家百四十六卷；自《上法书表》而下讫《后周与齐军国书》，凡七家四十一卷；而《汉高祖手诏》，匡衡、王凤、刘隗、孔群诸家奏事，书既亡佚，复傅其录。然《七略》高祖、孝文诏策，悉在诸子儒家，《奏事》二十卷隶《春秋》，此则总集有六艺、诸子之流矣。陈寿定诸葛亮故事，命曰《诸葛氏集》，然其目录有《权制》、《计算》、《训厉》、《综核》、《杂言》、《贵和》、《兵要》、《传运》、《法检》、《科令》、《军令》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若在往古，则《商君书》之流，而《隋志》亦在别集，故知集品不纯，选者亦无以自理。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而例复前后错迕。曾国藩又杂钞经史百家，经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溃散，钞将何为？若知文辞之体，钞选之业，广狭异涂，庶几张之弛之，并明而不相害。凡无句读文，既各以专门为业，今不亟论。有句读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为五篇，非曰能尽，盖以备常文之品而已。其赠序寿颂诸品，既不应法，故弃捐弗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