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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半世纪以前，一个试图改变世界的秘密网络出现了。就在北美洲13个英属殖民地宣布独立的两个月前，“光明会”在德国成立了。这个组织有着崇高的目标，创始人起初甚至将它命名为“完美主义者联盟”。据一位组织成员回忆，光明会的创始人曾说过：
该组织意在以最温和之法，将美德与智慧发扬光大，取代所有的愚昧无知和居心叵测；组织成员将在各科学领域中做出最重大的发现；他们会学习如何行高尚而伟大之事，成为完美无瑕的人，并因此得到相应的嘉奖；光明会将束缚一切形式的专制之手，让成员们免遭迫害、压迫和命运的不公。
光明会的终极目标是“以理性的启蒙之光，驱散迷信和偏见的乌云”。“我的目标是让理性占上风。”其创始人如是说。
从某种角度来说，该组织的愿景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其总则（1781年）中写道：“该联盟的唯一目标就是教育，其教育方式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利用美德的力量去激励与感化。”
然而，从运行模式上来说，光明会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秘密兄弟会。光明会的成员会被赐予取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代号：创始者本人叫“斯巴达克斯兄弟”。成员分为三等——初学者、密涅瓦
、光明密涅瓦，而初学者只能了解到组织粗略而又模糊的方法和目标。在复杂的入会仪式中，成员们会立誓死守光明会秘密，违反者将被施以最严苛残酷的死刑。另外，每个独立小组在接纳新人时都要向一位身份极其神秘的上级上报。
起初，光明会的规模很小，仅有的几名初始成员大多是学生。
在成立之后的两年间，有25人陆续加入。直到1779年12月，成员人数也仅为60名。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组织规模飞速扩大到了1 300人。
因为刚成立时，组织的范围局限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英戈尔施塔特市、艾希施泰特县和弗赖辛县，小部分成员在慕尼黑。
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初期，光明会的成员网络渐渐扩大渗透到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如此，此时光明会内部还出现了许多德国著名的亲王显贵：包括汉诺威-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王子斐迪南、黑森-卡塞尔王子查尔斯、萨克森-科堡-阿尔滕堡州公爵欧内斯特二世，还有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的大公爵查尔斯·奥古斯特。
除此之外，几十个德国贵族也纷纷加入，例如弗朗茨·弗里德里希·冯·迪特弗斯
和莱茵兰（今德国莱茵河中游）神职人员中的新秀，卡尔·西奥多·冯·达尔伯格。其他成员为最高级的光明会组织服务，成为其顾问。
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尤其是博学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德和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译作者约翰·约阿希姆·克里斯托夫·博德，还有瑞士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齐
都曾是光明会的成员。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虽未入会，但他在《唐·卡洛斯》（1787年）中塑造了以光明会人士为原型的角色——共和党革命者波沙。
就连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歌剧《魔笛》（1791年）中也隐约渗透着光明会的理念。
然而，在1784年的6月，巴伐利亚政府发布了三条法令，第一条就是取缔光明会，称它是“叛国且反宗教”的组织。
政府委派了一个调查小组着手清除学院和官僚机构中的光明会成员。这时，一些成员逃离巴伐利亚，剩下的成员中至少有两人入狱，大部分成员失业后被流放。而创始者本人在哥达市找到了庇护所。这所有的一切让光明会在1787年年末停止了运作。尽管如此，解散之后它仍然声名狼藉。有人曾警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光明会仍然遍布整个德国，是一股极具煽动性的危险力量。1797年，苏格兰著名物理学家约翰·罗比森发表了《在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的秘密集会中，找到对抗欧洲所有宗教和政府的阴谋论的证据》，他声称：“历经50余年，（光明会）高举着哲学的火炬，口口声声为启迪世界、破除宗教迷信而来。然而这个所谓的‘组织’却一直以狂热的姿态，一步步成为人们无法抵抗的诱惑。”而它的目标，就是“铲除所有的宗教机构，推翻所有的欧洲政府”。罗比森称，光明会运动的高潮无疑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前法国耶稣会会士奥古斯丁·德·巴鲁埃尔在1797年出版的《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一书中也持相同观点：“即便是法国大革命中极其罪恶的行径，也都是（光明会）经过周密计划的决策，是他们联手布置的预谋……这都是所谓的‘深刻思想’所产生的堕落后果。”巴鲁埃尔还强调，雅各宾派本身就是光明会的继承者。这些指控不仅得到了埃德蒙·伯克的赞同
，还迅速被许多美国学者接纳，当时的耶鲁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就是其中之一。
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光明会无意中扮演了早期阴谋家的角色，彰显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笔下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这种风格的倡导者自称在维护一无所有的人群，为他们对抗“强大却隐秘、异常有战斗力的国际阴谋网络，这个网络是给最凶恶的角色施展拳脚的舞台”。
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作品和保守派基督徒帕特·罗伯逊的书《新世界秩序》（1991年）中所描绘的光明会就是如此。
光明会的传说沿袭至今。诚然，一些以其为灵感的作品一直被公认是虚构的，较为知名的有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启示录》三部曲，作者为罗伯特·谢伊和罗伯特·安东·威尔逊；还有1988年翁贝托·艾柯的小说《傅科摆》、2001年的电影《古墓丽影》和丹·布朗在2000年出版的惊险小说《天使与魔鬼》。
但难以解释的是，普罗大众却坚持认为光明会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跟创始人所预想的一样，越来越有影响力。许多网站都标榜自己是光明会组织的代表，但没有一个看起来是真的。
有几任美国总统也曾被认为是光明会的成员，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
，甚至还有巴拉克·奥巴马。
有一段长篇大论（囊括了各种体裁）将光明会形容为“企图开创奴隶社会的巨富权力精英会”：
光明会掌握着所有国际银行，将石油贸易等最强大的工业贸易收入囊中，并且渗透到政治和教育的各个领域，大部分政府都在其成员手中——至少是由他们控制的，而且连娱乐行业也不放过，好莱坞和音乐产业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甚至还经营着毒品交易市场……总统的主要候选人是从拥有神秘血脉的第13代光明会家族中精心挑选的……这个组织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世界统一的政府，光明会就是这个奴隶社会的独裁者……形成“外来威胁”，制造外星人入侵的假象，只有这样，全世界的国家才会主动地团结在一起。
这段标准的阴谋论论调将光明会与以下这些组织和人联系在一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圆桌会议、彼尔德伯格集团和三边委员会——当然还有对冲基金经理、政治捐助者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
许多人都相信上述理论，至少认真地进行过思考。
在2011年接受调查的1 000名美国人中，刚过半数（51%）的人同意“当今世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由小部分人组成的秘密组织——甚至是一个人——决定的”。
在另一个调查中，1 935名美国人中有1/4的人认为“当下的财政危机是由小部分华尔街银行家秘密操控导致的，他们借此提升美联储的权力，从而增强对世界经济的掌控”；
近1/5（19%）的受调查者赞同“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私下密谋破坏美国政府，控制媒体和舆论，从而控制整个世界”。
亚历克斯·琼斯这样著名的阴谋论家经常将索罗斯与光明会联系在一起。
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真正的疯狂似乎不止于此。最近，研究阴谋论流行现象的学者们得出以下结论：
在所有美国人中，半数人会相信至少一个阴谋论（如图1.1所示）。一个阴谋论的观点远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异常表述，或是大量错误信息的产物，它其实是贯穿整个意识形态的普遍倾向。在美国，无论是有关上帝与魔鬼的基督教叙事，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叙事，主流信仰体系都重视那些有意塑造当代事件的无形推动力。
图1.1 统治世界的阴谋论。
这一现象也不是美国特有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之时，大部分德国民众相信“9·11”恐怖袭击事件应归咎于“高度联结却又去中心化、去边界化的既得利益网络，该网络并不一定是个人或集体意图的产物……”
在英国和奥地利，也有大量选举人相信阴谋论，甚至有研究人员自发创造了阴谋论。
俄罗斯作家则特别关注由美国主导的阴谋论
，尽管在这方面，可能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恐怖组织，这里的阴谋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便开始无节制地蔓延。
这些所谓的信念可能会带来悲惨的后果。美国阴谋论家米尔顿·威廉·库珀因逃税和枪支犯罪在拒捕时被枪杀。他坚信联邦政府是由光明会控制的，该信念支撑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对抗权威。
恐怖主义及其动机研究的全球数据显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宗教信徒比美国阴谋论信徒更有可能付诸暴力。
光明会的历史反映出在刻画社交网络的过程中出现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对于想要继续保持神秘的网络来说。因为神秘网络常常出现奇人奇事，专业的历史学家很难认真地对待它们，即便可以，也面临着网络档案的极度不稳定性和难以获取性。巴伐利亚的档案管理员一直留存着有关光明会运动的记录，包括从光明会成员手中得到的真实一手资料，但研究人员最近才系统地将存留的光明会文件和规章进行编辑，其中也包括共济会集会的档案。
最后，这项极其费力的工作在世界各地相继被完成。这种准入障碍解释了一位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只能书写关于秘密组织传言的传播，却不能书写秘密组织本身”。
然而，光明会是证明网络的历史重要性的最佳案例。即使光明会运动本身并不是极其重要的：它没有掀起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在巴伐利亚引起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正当由知识分子形成的网络所主导的启蒙运动掀起惊涛骇浪、引发政治混乱之时，光明会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进行的病毒式传播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革命性的历史高潮，该组织也随之变得极为重要。
本书尝试着在主流史学和阴谋论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前者对网络的作用轻描淡写，后者则惯常夸大网络的重要性。本书提出一种新的史学叙事方式，该叙事方式可以追溯至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甚至更早的时期。在这种叙事方式下，一些具有破坏性的挑战让网络逐渐形成了等级结构，从而让人从本质上认识到历史的重大变化。同时，笔者将驳斥某些评论家做出的自信且盲目的假设，例如“在网络对等级制度的干扰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良性体系”。最后，本书借鉴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经验，以确定网络变革力量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