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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中。”19世纪末以前，很少有人会使用“网络”一词，但现在，不论是作为动词还是名词，它都已经成了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语。对于那些处于网络之中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为了建立人脉，无论下一场派对多晚开始都值得去赶场。错过社交机会的恐惧感能让他们战胜所有困意。而对于年长且愤懑的网外人来说，“网络”一词有着不同的内涵。他们越来越怀疑这个世界正在为强大且排他的网络所控制，这些织网者就是银行家、政府机构、统治集团、犹太人组织、共济会、光明会。几乎所有关于它们的资料都像是一派胡言，但是，如果这些网络根本就不存在，那些阴谋论似乎就不太可能持续存在那么久。
阴谋论者的问题在于，作为愤愤不平的网外人，他们总是误解和歪曲网络的运作方式：他们以为精英网络能在暗中轻松地控制正式的权力机构。我的研究以及我自己的经验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相反，非正式网络通常与政府机构存在高度矛盾的关系，有时甚至是敌对的。然而直到今天，在专业历史学家中，还有人有着忽视或至少是贬低、轻视、将网络作用轻描淡写的倾向。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更愿意研究那些已经存档的机构，而那些没有留下条理分明的文件记录的组织好像根本没存在过一样。我的研究和经验再次告诉我，要小心现有档案形成的“陷阱”。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它们往往是由一些没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
本书主要讲述了历史的飘忽不定、潮起潮落。它试图区分两个时代：一个是时间更长、人类生活被等级结构主宰的时期；另一个是新兴但颇具活力、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网络时代。简而言之，当世界的主要秩序属于等级制度时，你只能通过一个垂直机构中（如国家、企业等）一级一级的等级阶梯来获取属于你的最大权力；而当网络系统取得优势时，你就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水平组织的社交团体中获取权力。正如我们所见，这种等级制度和网络之间的二分法过于简单了，尽管如此，我个人的一些事例或许可以说明将二分法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作用。
2016年2月，也就是我撰写这篇前言初稿的那段时间，有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主持人是纽约市前市长。这次聚会的主角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和前总统演讲撰稿人。我应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的邀请前来，我们的关系是20多年前在牛津大学建立的。在这次聚会上，我跟大约10个人打了招呼，并与他们进行了简短交谈，其中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美国铝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的编辑；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纽约殖民地俱乐部
的成员和她的丈夫；还有一位年轻的演讲撰稿人，他向我介绍自己时说，他读过我的一本书（这无疑是与一个教授攀谈的正确方式）。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参加那个聚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曾在几个知名大学工作过——牛津、剑桥、纽约、哈佛和斯坦福，这一事实好像让我自动成为多个大学校友网中的一员。作为作家和教授，我的工作让我进入一些经济和政治网络，比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和彼尔德伯格会议。同时，我还是三个伦敦俱乐部和一个纽约俱乐部的成员。目前，我是三个实体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个是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一个是英国智库，还有一个是纽约博物馆。
尽管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网络关系，但在其中却几乎没有任何权力。这次聚会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主持人，也就是那位前市长，借此机会在他简短的欢迎词中做了一个并不热切的暗示：他正在考虑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下一任美国总统竞选。但是作为一名英国公民，我甚至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想要支持他，我也没有任何机会和方式能真正帮到他，抑或帮到其他任何一名候选人。尽管许多美国人以为，我作为一名学者已经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我以前在牛津的同事不同，我不负责本科生的招生工作。在哈佛教书时，我可以为学生们打出“优秀”或“中等”的成绩，但是根本没有权力让最差的学生毕不了业。当进行博士招生时，在许多资深教员的投票中，我只占一票：同样相当于没有权力。对于在我咨询公司工作的人，我名义上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我总共只解雇了一名员工。在家里，我是4个孩子的父亲，但我对其中3个孩子的影响力——更不用说权力了——微乎其微。即使是最小的那位——他只有5岁，也已经在学习如何挑战我作为父亲的权威了。
简而言之，我只是一个不喜森严等级的人，我通过自己的选择成了“网络中人”。当我还是一名大学本科生时，我就喜欢大学里不分阶层的生活，尤其是参加众多社团组织。我加入了许多社团，不定期地参与其中几个社团的活动。我在牛津最喜欢的两项活动，一是在爵士五重奏里演奏低音提琴——这是一个至今仍以没有领奏而自豪的乐团；二是参加一个名为“坎宁”的小型保守派兴趣小组的会议。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学者，因为在20岁出头的年纪，我更愿意选择自由而不是金钱。只要看到我的同龄人和他们的父亲都受雇于传统的垂直管理体系，我就不寒而栗。而看着那些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们是中世纪公司实体的研究员、古文字共和国的公民，在大量书本研究中握有权力），我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要追随他们不慌不忙却坚忍向前的脚步。而当做学术的报酬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期望时，我在不臣服于现实雇佣关系的前提下，努力挣钱：作为一名文字记者，我更喜欢当自由撰稿人，大部分情况下是做兼职，若能受聘为专栏作家更好。当我开始广播事业时，我以独立承包者的身份进行创作和出版作品，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企业家精神与我对自由的热爱相契合，我创立公司是为了保持自由，而不是致富。无论如何，我最喜欢的事情都是创作：写我感兴趣的题材的书。我的关系网络为我提供了最棒的研究课题——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历史，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职业生涯，还有亨利·基辛格的生活。而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它们本身都是关于网络的研究。
在我同时代的人中，有些人追求过人的财富，他们为了实现目标，通常为银行工作，并且很少有人没签过一段时间的“卖身契”；其他人则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在政党内的地位也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去的，如今的他们如果想起往日的卑屈，一定会觉得能忍受过来真是一场奇迹。毫无疑问，在学术生涯的最初几年里，我也经历了一些羞辱，但与在高盛当实习生，或在反对党失败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底层做志愿者相比，那完全不算什么。一旦进入这些等级制度，就意味着要在某些人面前低声下气，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然而如今，我牛津大学的同学只有几个作为部长或首席执行官坐在权势机构的顶层位置。他们的决定可以直接影响数百万美元的分配，甚至有时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在这些同学中，有一位从政者的妻子曾抱怨过他的工作：时间长、缺乏隐私、工资低、假期少，以及民主工作固有的不安全感。“但事实上，这一切我都能够忍受下来，”他回答，“这恰好证明权力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东西。”
但是权力真的如此美妙吗？如今，将一个能让你产生影响力的网络和一个赋予你权力的等级体系做对比，哪个更好？哪个更能表达你自己的立场？事实上，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不止一个等级体系。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至少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大部分人至少是一家公司的雇员（甚至世界上还有大量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控制的公司）。在发达国家的世界里，大多数2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在教育机构中学习；而不管这些机构自身如何宣称，它们的结构基本都是等级制的。（确实，哈佛大学的校长在终身教授的位置上没什么权力，但是身为校长，他在等级体系中的权力却能够掌控所有下属：从最有前途的副教授到地位最低的大一新生。）世界上很大一部分青年男女都在服兵役（尽管这一比例已经比过去4 000年来要低得多），这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等级制度最严苛的活动。如果你“向”某人汇报，即使只是向董事会汇报，你也依然处于一个等级体系中。而向你汇报的人越多，就说明你在这个等级体系中的层级越高。
然而，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参与的网络要比等级体系多，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身处脸书、推特或其他在过去十几年里从互联网中涌现出的、基于计算机的网络中。我们还有亲属网络（今天的西方世界很少有等级森严的家庭）、朋友圈网络、邻居网络，以及由爱好相同的人形成的网络，除此之外，还有教育机构的校友网络、足球队的球迷网络。我们还是俱乐部和社团的成员，或者是慈善机构的支持者。甚至当我们参与类似教堂或政党等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活动时，也更像建立关系网，而不是工作，因为我们是自愿参与的，并不期望得到金钱的回报。
等级和网络的世界可以相交并产生互动。任何大公司都有非官方的网络，其形态与官方的组织结构图有很多不同。当员工们指责他们的老板偏袒某些员工时，这意味着一些关系暗网抢占了5楼“人力资源管理部”的先机，在正式晋升程序之前进行了运作。当不同公司的员工下班后聚会喝酒时，他们从各自垂直的公司大厦来到了水平的社交广场网络。至关重要的是，这群人中每个人在不同的等级结构中都握有权力，而他们形成的网络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安东尼·特罗洛普在他的小说《巴里塞》中，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写，他抓住了正式权力和非正式影响力之间的区别，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在下议院公开谴责对方，却在他们所属的伦敦俱乐部网络中私下交换秘密的场景。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读者，这样的网络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中都能被找到，并且它们的真实性比大多数历史书所写的都要大。
我已经提到了，从前的历史学家不善于重建过去的网络。网络被忽视的部分原因，是传统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其他等级制度所产生的文件记录。网络确实会留下记录，只是找到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读研究生时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还记得当时我去汉堡国家档案馆，被带到了一个令人非常迷茫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用皮革装订的厚重书籍，它们用几乎看不清的旧德国文字手写而成，这些书组成了档案馆的目录。它们又指引我找到汉萨同盟古典官僚机构中各种“代表团”写的无数报告、记录簿和信件。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去翻看了那些与我感兴趣的时期相对应的书籍，但令我震惊的是，没有任何一页的内容能吸引我。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茶话会上有幸认识了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儿子埃里克，他将我带进一个小小的橡木镶板房间，里面存放着沃伯格的私人文件。我当时的研究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短短几个小时我就意识到，沃伯格与他的人际网络成员的通信能给我提供更多这方面的资料，甚至比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所有的文件加起来还要多。
然而，多年来，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我对网络的思考和写作方式都很随意。在我的脑海中，一个模糊的图表，通过各种血缘关系、商业关系和“选择性亲和”，就能将沃伯格与德国犹太商业精英的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对这个网络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我满足于思考这个社交“圈子”，懒得进行下一步的探究，但“圈子”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文学术语。而几年后，当我写到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历史时，我发现我的研究缺乏一种系统性。我太关注这个家庭的复杂家谱，因为它远不是非同寻常的表亲婚姻制度，却忽视了更广泛的代理人和附属银行网络，而在这个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诞生的过程中，后者的网络很重要。事后看来，我应该更加关注20世纪中叶的那些历史学家，比如刘易斯·纳米尔或罗纳德·赛姆，他们开创了群体传记研究，特别是打压了意识形态本身作为历史角色的作用。然而，这些努力没有得到正式的网络分析。此外，他们被一代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取代，后者致力于揭示变动的阶级如何成为历史变革的推动力。据我的了解，在历史进程中，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精英——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名人”到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勋章获得者”，通常比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更重要，但彼时我还没想过该如何分析精英组织的结构。
本书试图弥补曾经的疏忽。它讲述了从古代到最近的过去，网络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它汇集了从经济学到社会科学，从神经科学到组织行为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见解。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尽管历史学家迷恋研究国家等级制度，但是社会网络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他们所认为的更加重要，尤其是在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是“网络化时代”，在15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第二个就是我们当今的时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我们与硅谷有关的技术革命，与其说是等级制度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而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等级制度重新确立了它的控制权，并成功摧毁或收编了网络。20世纪中叶，等级制度组织的权力达到顶峰——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和全面战争的时代。
我想，如果我没有着手写一部关于当今世界上最娴熟的人际网络建立者亨利·基辛格的传记，我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见解。当我到达这个项目的中间阶段——第一卷已经完成，第二卷已经撰写了一半之时——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基辛格的成功、名气和声誉是否不仅归功于他强大的才智和坚强的意志，还归功于他建立一个兼收并蓄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非凡能力呢？是否不仅归功于他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同事，还归功于政府以外的人——记者、报业大亨、外国大使和国家元首，甚至是好莱坞制片人呢？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综合了（我希望没有过分简化）其他学者的研究，并且我也充分认可这些研究。但在基辛格的人际网络问题上，我提供的研究尝试是首创的。
这本书本身就是网络的产物。首先，本书是在胡佛研究所写成的，因此我要感谢胡佛研究所的主任和研究员，以及该研究所的监督者和捐赠人。在一个知识多样性似乎是大学里最不受重视的多元化形式的时代，胡佛研究所是一座崇尚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的城堡，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非常罕见的。我还要感谢我在哈佛大学的前同事，我在拜访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时，他们为我的想法添砖加瓦。同时也要感谢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中心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新同事们。
萨拉·沃灵顿、爱丽丝·汉以及拉维·雅克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曼尼·林康-克鲁兹和科尼·科雷亚极大地提高了书中网络图表和网络评论的质量。感谢格雷厄姆·埃利森、皮耶尔保罗·巴尔别里、乔·巴里拉里、泰勒·古德斯皮德、米基·考夫曼、保罗·施梅林和埃米尔·辛普森为我发来了他们非常深刻的评论和见解（这里只列举了那些把想法写在纸上的人）。我给一些朋友、同事和专家阅读了本书早期的稿件，向他们征求意见。感谢他们花时间给我发来建议，包括露丝·阿赫纳特、特雷西塔·阿尔瓦雷斯-比耶兰德、马克·安德森、亚尼尔·班杨、乔·巴里拉里、阿拉斯泰尔·巴肯、梅拉妮·康罗伊、丹·埃德尔斯坦、克洛伊·埃德蒙森、艾伦·福尼尔、奥伦·霍夫曼、伊曼纽尔·罗曼、苏珊娜·萨瑟兰、伊莱恩·特里哈恩、卡尔德·沃尔顿和卡罗琳·温特。我还收到了威廉·伯恩斯、亨利·德·卡斯特里斯、马蒂亚斯·德普弗纳、约翰·埃尔坎、埃文·格林伯格、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罗伯特·鲁宾对本书结尾部分的宝贵评论。我也要感谢格伦·卡罗尔、彼得·道尔顿、保拉·芬德伦、弗朗西斯·福山、杰森·赫普勒、马修·杰克逊和弗兰齐斯卡·凯勒，感谢他们分享了见解或者允许我引用他们未发表的作品。而在撰写光明会的历史这一部分时，我得到了洛伦扎·卡斯泰拉、莱因哈德·马克纳、奥拉夫·西蒙斯和乔·瓦格斯的帮助，感谢他们。
跟从前一样，安德鲁·怀利和他的同事，特别是詹姆斯·普伦，以高超的专业水准代理了我的作品。我再次有幸跟西蒙·温德尔和斯科特·莫耶斯两位编辑合作，他们是当今英语世界里最有见地的编辑之一。感谢我的审稿编辑马克·汉斯利，本书的校对者和我忠实的朋友，来自弗吉尼亚的吉姆·迪克逊，还有我的图片研究员弗雷德·考特莱特。
最后，我要向我的孩子们致谢：费利克斯、弗雷亚、拉克伦和托马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将写书这件事看得比陪伴他们更重要，并且他们一直是我灵感、自豪感和快乐的源泉。我的妻子阿雅安耐心地容忍了我在谈话中重复使用“网络”和“等级”这两个词，她也与我分享了她了解的关于这两种组织的所有知识，我想用全部的爱感谢她。
我将此书献给我无比思念的父亲，坎贝尔·弗格森，本书出版之时，我的第六个孩子将会出生，希望他能够以他祖父的名字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