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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赛尔乔·莱昂内执导的史诗级意大利西部影片《黄金三镖客》，讲述的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伊莱·沃勒克寻找他们同伙被盗的黄金的故事。一日，他们偶然得知，黄金被埋在内战墓地一个巨大的墓碑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块墓碑。伊斯特伍德偷偷将沃勒克的左轮手枪中的子弹退出，随后对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我的朋友，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了，枪里有子弹的，和挖墓的，现在只能由你来挖墓了。”
这就是古代真理在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现。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生活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垄断独裁的暴力统治所带来的便利，其他人就只能一直“挖下去”。
那么为什么等级制度会在网络之前出现呢？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史前人类，也会根据自然赋予的体力和智力级别进行群体分工。所以，早期部落更像合作的等级群体而不是分散的网络。
甚至在“义务协作的觅食者”中，也需要一个领导人。
需要有人指挥大家停止准备，进入狩猎模式；需要有人分配猎物，确保人人有份，尤其是幼童和老人。其他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挖掘者”。
当人们开始形成规模更大的群体，进行更复杂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时，早期人类建立了第一个概念框架——解释神的超自然能力的神话——和第一种改变思想的物质和举措。
他们还学会了最基本的战争艺术，制造了大量的简单武器，如斧头、弓箭等。
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八九千年以前）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防御劫掠（抑或组织劫掠）的行为迹象。随后，早期人类社会开始分化为主人和奴隶、战士和劳动者、牧师和祈祷者。随着洞穴壁画进化为标志性的文字，第一种人类大脑外部储存数据的形式和新的知识阶层诞生了。
换句话说，尽管早期的政治结构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倾向于独裁，有的更重合作，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社会阶层。通常只有长老个人或者长老会议有惩罚违规者的权力。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君主的关键属性。曾有人说过，国家是人类本性的必然产物。
军备竞赛也是如此，因此军事技术不断被提升：箭尖更硬了，马成了战马，这些进步也为获取权力和财富提供了捷径。
一种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也具有必然性，这种制度由一个“大人物”主导，他甚至不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只要富有到能养活一小群全副武装并忠贞不贰的下属就足够了。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等级制度都有很多优势。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绝大多数政体都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其理由很充分：早期的国家跟后来的企业一样，都在寻求经济规模最大化，它们想尽量减少交易中产生的费用，尤其是在军事领域。那么多野心勃勃的独裁者通过神权来巩固王权也是有迹可循的，对奴隶来说，那种以神权为顶层的等级制度更容易接受，因为它是神的指令。然而长此以往，大人物的独裁也会产生不利后果，其中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尤为严重，因为资源分配通常只能满足大人物自己和其密友、后代的需求。在古代，战争时期世袭的武士精英和负责灌输宗教教义法规的教士精英往往手握过多的权力，这个问题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反复出现，几乎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但不管它在哪里发生，社交网络都稳稳地服从于等级制度的特权。读写能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特权，因为大部分普通男女都在辛苦地工作，他们住在村子中，与自己最近的邻居都会产生“横向绝缘”（这是埃内斯特·格尔纳的表达）。这种隔离状态就像石黑一雄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写的那样，是一种强烈的、永久的精神迷雾。
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维持远距离的网络联系。例如古埃及的法老，他们在公元前14世纪的关系网络能从迦南统治阶级延伸到巴比伦、米坦尼和哈图沙的统治者。
但即便是这些精英网络，也是对等级秩序的一种威胁：从我们能够读到的关于早期阴谋论的史料，比如针对亚历山大大帝的阴谋论中，我们就能读到网络里的一股黑暗、邪恶的力量。
彼时的世界并不崇尚创新，它是一个将所谓的异类都处以死刑的地狱；彼时的世界没有自下而上或者横向传播的信息，如果真的有信息传播的话，也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结果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成了历史上典型的古代王朝：有能力建造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却不能解决土壤盐碱化和农作物减产问题。
（不久之后，阿拔斯皇朝，现今的伊拉克南部，也受到了相似的困扰，统治阶级因为不断出现的继承纠纷，没能维护好用于灌溉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也是等级制度的一大通病。
）
当然，更分散的政治结构也存在——例如雅典民主政治下的“小世界”
，罗马共和国——但是，重要的是，这样的尝试并不能持久。罗纳德·赛姆在他的经典研究著作《罗马革命》中指出，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都是由罗马贵族统治的，贵族之间的世仇代代延续，最终使意大利陷入内战。赛姆是一个被牛津大学弄得愤世嫉俗的新西兰人，他说：“罗马人民的政策和行为是由一个寡头政府决定的，就连其编年史都是以一种寡头政府的精神撰写的。而这些历史都是由执政领事记录的，内容都与贵族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包括贵族家族的起源、结盟和世仇。”奥古斯都能够当权执政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还因为他明白有一群拥护他的盟友是多么重要。在建立了以其拥护者为中坚力量的“恺撒党”之后，奥古斯都渐渐地以复兴罗马共和国的名义，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方面，”赛姆写道，“他的元首统治就像一个联合组织。”之前罗马共和国遗留的旧制度依然存在，而实际上，奥古斯都的君主政体仅仅是寡头统治的表象。
当然，在罗马时期，世界上还有一个网络，那就是丝绸之路。在彼得·弗兰科潘的眼中，“（丝绸之路）指向各个方向，朝圣者、士兵、游牧民和商人沿着这条路行进，既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买卖，也交流思想，接纳和改进不同的观念”。
然而，这个网络不仅有利于商业交流，也有利于疾病的传播。丝绸之路沿途繁荣的城市中心总是容易受到匈奴人和赛西亚人等游牧民的袭击。
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权力结构要分等级，当政治单位扩张时，权力自然而然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在16世纪之前，罗马和中国的秦朝汉朝在很大程度上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却同步发展，这种同步不仅仅表现在两国所面临的相似挑战上。
一旦领土扩张的成本高于收益，帝国的存在价值就是以其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维持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其成本则由税收和货币贬值来弥补。
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西部的帝国灭亡之时，东部的皇权却能屹立不倒呢？最经典的答案就是罗马无法承受越来越多日耳曼部落的移民（有人称之为入侵）带来的压力。此外，与中国帝国不同，罗马帝国要与一种新的基督教派的破坏性影响做斗争。公元31—36年，塔尔苏斯的扫罗（使徒保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皈依该教后，这个异教徒犹太教派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公元2世纪60年代和公元251年的流行病为这个宗教网络打开了一扇大门，因为基督徒不仅对重大灾难的发生进行了宗教解释，还鼓励人们做慈善、照顾病人，这使得大量的信徒最后存活下来。
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的等级制度国家，它有四个主要社会等级，包括参议员、骑士、元老院议员和平民——而基督徒似乎渗透到了每个阶层。
其实有许多宗教教徒都试图以自己的宗教横扫罗马帝国，但基督徒可能是其中唯一取得成功的：像公元2世纪初，一个信奉风神朱匹特·多立切努斯的教会因为纳入了一些罗马军官，也从叙利亚北部蔓延到了苏格兰南部。
到公元5世纪，移民、宗教传播、传染病，这些由网络衍生的威胁无计划无组织，却在病毒式的传播下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等级秩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旧秩序的痕迹存在于欧洲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公元7世纪以来，一个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沙漠中诞生，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发生突变，从一种信仰先知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将武力强加于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
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都有非凡的个人吸引力，但这两个一神教的运动到最后都成了病毒式传播的网络。它们在彻底扰乱了罗马帝国的秩序之后，又各自在拜占庭和巴格达创造了等级理论。西方基督教——在1054年的大分裂中与东正教分裂——利用罗马教皇的优势地位和教会系统的等级制度，形成了对自身的阶层控制。然而在政治上，西方基督教仍是一个网络：从西方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分裂出一个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是大国；这些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世袭制，有些在实质上仍是贵族政权，少数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理论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这些国家继承了绝对权力；但实际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叙任权斗争中战胜了亨利四世，因此罗马教廷掌控了这些国家，控制着主教和神父的任命权，在各地实行教会法（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复兴）。直到封建制度形成，土地所有权变为世袭制，服役和缴税成了人们的义务，这种宗教权力才从本质上去中心化。在封建制度中，权威是由法律规定的：例如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的民法（源自罗马法典），英格兰的普通法等（基于约定俗成的惯例）。
相反，中国战国时期的经验表明，只有建立单一的牢固的帝国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稳定。这个帝国的文化基础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没有高于皇帝的宗教权威。
除了皇帝定下的法律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律。
地方的权力由皇家官僚掌控，官吏由考试进行选拔，标准不是出身，而是能力，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年轻男子做官的积极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国家稳定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家庭、团体和部落组成的网络。
这些网络竞相控制官僚政府，引发周期性内战，而这些内战大部分都以王朝的更迭告终。
几个世纪以来，先贤都认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绝对权威，就不可能产生秩序。他们用毛笔或者刷子，在羊皮纸或者纤维纸上写下了他们的思考。他们可能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读到这些文字，只是在心底暗暗希望这些思考能够保存在史书中，在时代更迭中流传下去。然而，公元391年，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一系列的袭击中以完全被摧毁而告终，古代的信息数据储存是如此脆弱，可想而知完整储存它们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并且，从古代到中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知识交流，这意味着世界还远远不是一个单一的网络——除了下一章要讲到的那个致命的网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