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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以上看法之后，让我们再从网络理论，而不是阴谋论的角度，回溯光明会的历史。事实上，光明会的创始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德学者，名叫亚当·魏斯豪普特。魏斯豪普特出生于1748年，是巴伐利亚中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一名法学教授的养子，创立光明会时，他才28岁。1773年，魏斯豪普特成了教会法教授，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
他能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法学教授，离不开约翰·亚当·伊克斯塔特男爵的帮助，这位男爵被选帝侯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任命为教区长，任务是改革耶稣会主导的大学。
是什么促使这位年轻的教授在三年后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从很多方面来说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组织呢？答案就是，在伊克斯塔特男爵的影响下，他成了法国启蒙运动激进哲学家作品的忠实读者，特别是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1758年出版的代表作《论精神》，还有以保尔-亨利·西里、德霍尔巴赫为笔名的《自然系统》（1770年）。魏斯豪普特自小接受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教育，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爱尔维修和德霍尔巴赫的无神论倾向激起了他的强烈兴趣。
然而在当时保守的巴伐利亚，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提出了“反启蒙运动”的倡议，因此这些理念实际上非常危险。尤其是坐在被教会垄断的职位上的魏斯豪普特，此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时，成立秘密组织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这个秘密组织甚至对招募进来的成员都隐藏其真实意图。魏斯豪普特称，他是从一个新教徒学生恩斯特·克里斯托夫·亨宁格的话中得到的启发，曾在耶拿、爱尔福特、哈雷和莱比锡进行学习的恩斯特将这些城市学生组织的情况告诉了他。
然而矛盾的是，除了理念，光明会在其他方面都是以耶稣会为模型的。1773年，耶稣会这个强大却极度封闭的网络被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了。
魏斯豪普特将他的组织初步描绘为“人性学院”，并对其做了以下设想：让每位成员写日记，写下想法和感受并形成习惯，定期向上级交总结。作为回报，成员可以享受的福利有图书馆、医疗设施、保险等等。
用“兼收并蓄”来评价魏斯豪普特的思想都有点儿过低了，他对光明会的秩序设计借鉴了古希腊厄琉息斯秘仪、琐罗亚斯德教（使用古老的波斯历）等元素，除此之外，17世纪西班牙的精神运动“光明运动”也是他的灵感来源。
如果光明会一直坚持魏斯豪普特最初的蓝图，就算人们曾听说过它，也早就遗忘了。它的成长及后期声名狼藉的关键在于它对德国共济会的渗透。尽管共济会的前身是中世纪石匠中的兄弟会，到了18世纪，共济会已经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了快速发展的网络。它赋予男性社交的机会和能力，这种能力为神话和仪式所推崇，不受任何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位差异的限制。
尽管罗马天主教会下了禁止天主教徒成为共济会成员的禁令，共济会的理念还是传遍了德国，其中也包括南德地区。
魏斯豪普特的一名学生，弗朗兹·克萨韦尔·茨瓦赫建议他利用许多共济会成员对共济会日益增长的不满，在德国的分会中招募光明会成员。
18世纪70年代末，德国共济会内部发生了一场骚乱。当时，圣殿骑士的传说越来越缺乏神秘性，人们对圣殿骑士的纯正血统也失去了原有的敬畏，一些纯粹主义者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只是一种“严格遵守的仪式”。
那些不满共济会堕落成空洞的餐饮俱乐部的人中，有一个是阿道夫·弗朗兹·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克尼格男爵，汉诺威一名官员的儿子，他在哥廷根受教育长大，1772年成为共济会会员。
1780年，克尼格对另一个共济会贵族成员康斯坦佐三世侯爵说，卡塞尔和法兰克福的集会已经无法满足他了，他渴望共济会能给他更专一、更振奋人心的东西。令他惊讶的是，这位侯爵告诉他，这样的组织已经存在了，他就是其中的一员，并以狄俄墨得斯为代号。对于1777年之后的光明会，也就是魏斯豪普特进入慕尼黑的集会地点之时，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它是共济会内部的一个秘密网络，就像寄生植物一样。
类似的寄生物还有玫瑰十字会，它是一个比光明会更神秘的组织，在17世纪早期被更多地提到，同一时期，它利用了大量德国共济会分会，却以“玫瑰金十字架”的标志进行活动。
克尼格加入光明会具有转折意义，原因有两点：其一，相较于魏斯豪普特，他有更多的人脉；其二，他清楚跟自己一样的贵族共济会成员想要什么。
克尼格加入光明会后以斐洛为代号，他惊讶地发现这个组织很不成熟（就像他眼中落后的巴伐利亚一样）。
魏斯豪普特这时很坦诚地跟他说：“我的组织其实还没有实际形成，它只是我脑海中的一个蓝图，你能原谅我这个小小的骗局吗？”克尼格不仅原谅了他，还热切地抓住了这次创新的机会，企图将光明会打造成超越共济会的组织。
他对魏斯豪普特设想的结构进行了修正和扩充，将光明会原有的三个等级再细分，同时加入一些共济会的仪式章程。预备密涅瓦这一等级被分为两级：密涅瓦和小光明者；而仿照共济会的第二等级也被分为两级：大光明者或称“苏格兰初学者”，光明指导或称“苏格兰骑士”；第三个神秘的级别被分为“小神秘者”（教会长老或者国家元首的级别）和“大神秘者”（巫师或者基督教幻影师、帝王或者哲人的级别）。光明会的最后一个位置由最高官员担任：他们通常是国家级督查、省级官员或者地方行政长官，还有祭司长。这些较高的级别替代了魏斯豪普特体系原有的顶点位置“银矿石”。
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等级被创造出来的同时，飞速发展的光明会的组织结构也就更加清晰了，无数的地方密涅瓦“教会”向上级的地方长官、省级官员和国家级督查定期汇报情况。
光明会的第一个悖论，在于它是一个有着明确等级制度的网络，即便它本身是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组织。1782年，魏斯豪普特在对光明会新晋管理人员的演讲中提到了自己的世界观。在自然世界中，人类曾经是自由、平等、幸福的。随后人们被分为三六九等，这之后才有了私有财产、个人目标和国家形式的出现，它们是“罪恶的主要原因和悲剧的源头”。因为“人们希望彼此有区别的愿望”，让这个物种不再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单一的帝国”。通过秘密组织活动传播的启蒙运动，可以防止社会再进行等级分化，今后“首领和国家将从这个世界消失，这个过程没有暴力，人类将形成一个大家庭，世界将成为理性人群的栖息地”。
这种观念与克尼格招募共济会首领和贵族进入光明会的行为并不相符。
光明会的第二个悖论就是它与基督教的矛盾关系。克尼格自己就是自然神论者（他崇拜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却也公开进行过宗教布道）。魏斯豪普特可能也有这种倾向，但是他认为只有社会的精英阶层——有着终极头衔的人，才能明确表达他们对霍尔巴赫的共情。在魏斯豪普特的一些作品中，耶稣被描绘成“其教徒和全体人类的救世主”“理性学说的先知”，他的最高理想就是“不通过任何革命，让全人类自由平等”。克尼格在“一号议厅的课堂”中却提到了以下观点：光明会中的神父接受的是基督教正统而又广泛传播的平等主义观念，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观念已经被扭曲了。
然而，这两个人对自己的观点都持怀疑态度，这就是一场“虔诚的骗局”（克尼格私下里也承认过这一点）。当一个光明会成员爬到了最顶层，他就能明白这一切了。因此，光明会的终极目标就是一个基于启蒙运动观念的伪宗教的“世界改革”。
碰到了组织性和宗教的硬石头之后，光明会轰然倒塌了。克尼格将这一失败归咎于魏斯豪普特为组织带来的“耶稣会特质”。两个有名的哥廷根光明会成员，约翰·乔治·海因里希·费德和克里斯托夫·迈纳斯指责他倾向于让-雅克·卢梭的激进政治理论。另外一名成员，弗兰茨·卡尔·冯·埃卡茨豪森在意识到魏斯豪普特对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崇拜时，退出了光明会。埃卡茨豪森是查尔斯·西奥多的档案管理员，西奥多是普法尔茨的君主选帝侯，1777年继承马克斯·约瑟夫成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埃卡茨豪森有权对光明会颁布禁令。1784年，在魏玛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讨论后（作家歌德还参加了一些讨论），克尼格被迫辞职。
魏斯豪普特将领导权移交给约翰·马丁·祖·斯托尔贝格·罗斯拉伯爵。据说他在1785年4月就将光明会解散了，这时离巴伐利亚限制秘密组织的法令颁布才刚过一个月。
尽管如此，1787年年中，人们还能发现光明会持续活动的迹象，约翰·约阿希姆·克里斯托夫·博德一直想在魏玛重振光明会，直到1788年才放弃这个想法。
其实就算没有被禁止，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两年前，光明会就已经引发了政府的不满。魏斯豪普特的后半生是在欧内斯特二世，也就是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公爵的庇护下度过的。从雷根斯堡到哥达，他写了一些为自我辩护的浮夸作品，比如《光明会巴伐利亚遭迫害全史》（1785年），《光明会主义概述》（1786年），《对光明会的辩解》（1786年）。尽管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德的日耳曼联盟中还有一点光明会的影子，但是这些影子已然不值一提了。克尼格在自我辩护的作品《斐洛的所有解释》中指出，光明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组织：它服务于启蒙运动，自身却笼罩在混乱之中。
然而，主流共济会的支持者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有意夸大光明会的规模和负面影响。一份1797年的记录显示，约翰·罗比森和阿贝·巴鲁埃尔神父为了让他们对光明会的指控——尤其是它引起了法国大革命的这项指控——更有信服力，他们引用了一些极富想象力的德国资料。而光明会和法国大革命最相关的联系可能只是米拉博公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奎迪与雅各布·莫维隆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不伦瑞克的一次会面。后者是在约翰·约阿希姆·克里斯托夫·博德的怂恿之下成为光明会成员的。但是有人认为法国的共济会分会是革命观念从因戈尔施塔特传播到巴黎的通道，这个看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革命的观念最初就是在巴黎形成的。革命传播的路线是从法国首都的沙龙，通过启蒙运动家伊克斯塔特，也就是魏斯豪普特的导师的图书馆传到巴伐利亚的，某些人完全将其说成了相反的方向。当时，有一个覆盖了欧洲的国际网络连接着哲学家和其他学者，之后该网络不断扩张，跨越大西洋来到了北美。而这个网络最初是一个发表文章、分享书籍、传递信件的网络。共济会分会和秘密组织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沙龙、出版社和图书馆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光明会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有无限权力的阴谋论组织，在两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视为邪恶的力量，它其实是启蒙运动历史上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注脚。作为共济会网络和法国哲学网络之中的小网络，魏斯豪普特的组织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想要表达一种从根本上挑战宗教和政治现状的思想是一件危险的事。可以说，隐秘性意义重大。然而，隐秘性最终让当局夸大了光明会带来的威胁。事实上，像启蒙运动这样更广阔的网络才具有革命的潜力，因为启蒙运动者的观念可以在书籍和杂志上相当自由地传播，就算魏斯豪普特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革命也会在欧洲和美洲广泛传播。
历史学家在编纂这段历史时很挣扎很纠结。因为，光明会跟很多网络一样，留下的不是完整有序的档案，而是碎片化的记录：在共济会分会的档案公开之前，研究者大都依赖于光明会的敌人所没收并发表的回忆录和文件进行研究。这些据说是有关弗朗兹·克萨韦尔·茨瓦赫的全部资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光明会的负面信息，包括伪造政府印章、为自杀行为辩护的记录，制造有毒气体和秘密墨水的说明书，有关一位特殊人物如何保护秘密文件的描述，堕胎的收据，以及会导致流产的茶叶配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无法代表光明会的活动。
更典型的例证是博德和他招募的图林根光明会成员之间交流的详细记录。其中记录了推进启蒙运动的秘密组织内部的紧张局势，这个秘密组织是一个等级性的网络，网络中的新人常常被期望展示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而最终他们都被这个网络欺骗了。
被选帝侯查尔斯·西奥多控制的光明会在对抗巴伐利亚政府的权力时，很容易就崩塌了。然而，选帝侯本人也时日无多了。就在他对这一秘密组织颁布禁令后的十年，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军入侵了查尔斯·西奥多统治的普法尔茨，随后又向巴伐利亚进军。从1799年起，到1813年莱比锡战役前夕，巴伐利亚都是拿破仑帝国的附属国。与此同时，在哥达——一个残存的光明会成员的庇护所——欧内斯特公爵的儿子兼继承人奥古斯都，因为对法国暴君的谄媚而闻名。
光明会并没有引发法国大革命，更不用说导致拿破仑的崛起了——尽管光明会确实从中得到了某些利益（除了一些人被赦免，另外一些人，特别是达尔伯格，还获得了优先权）。到1780年，光明会已停止运作，一些称其在20世纪试图卷土重来的传言纯属无中生有，更别提光明会的阴谋延续到现在了。
即便如此，光明会的故事还是欧洲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法国帝国的复杂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网络毫无疑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书借鉴了最优秀的现代学术成果，试图从阴谋论者的笔下挽救这段关于网络的历史，并表明，历史的变化往往能够也应该被理解为是基于网络对等级秩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