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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就是不同的网络之间如何进行互动交流，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政治科学家约翰·帕吉特和他的合著者一起提出了一个在生物化学界的类比，他们认为，组织性的创新和发明都是网络互动产生的结果，网络互动有三种基本形式：“位移”（transportation）、“演变”（refunctionality）和“催化”（catalysis）。
对于一个有着自我复原力的社交网络来说，任何对其初始规则和沟通程序的改变都能够被其抵制。只有将这一网络置于不同语境之下，并且改变其功能，才能产生新的事物。
在美第奇家族鼎盛时期的佛罗伦萨，银行合作关系被纳入城市政治。帕吉特曾用他的理论解释了其中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但显然，这一理论适用的范围可以更广泛。网络不仅是新观点的传播机制，也是新观点的源头，这是网络重要性的一大体现。不是所有网络都能孕育变革；相反，一些密度大、聚集度高的网络更难发生变化。反而是多样性强的网络之间的摩擦碰撞，更可能产生创新的火花。
问题是，网络之间接触点的本质是什么？不同的网络要么和谐地融在一起，要么就互相攻击，就像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成功渗透剑桥学生精英网络时那样，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例子。在这种对抗中，结果由双方网络相对的优劣势来决定。它们的适应力和复原力如何？抵御破坏蔓延的能力如何？它们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超级枢纽”有多依赖？巴拉巴西和他的同事对无标度网络进行了模拟攻击，发现它们可以承受重要区域的节点被攻破，甚至是一个枢纽被攻破的损失。但是如果针对多个枢纽进行攻击的话，整个网络就会崩溃。
他们也发现了一个更显著的现象：消灭节点的传染性病毒，也可以摧毁一个无标度网络。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网络能够安稳地相连，为什么还要互相攻击呢？答案就是大部分社交网络上的攻击可能不是由另一个网络发起的，而是由等级性的实体组织推动的。事实上，网络性和等级性有着本质区别，网络有着相对去中心化的结构，不管是密集的族群还是微弱的联系都能通过它们相连，它们能适应环境并自我进化。因为以上种种原因，网络比等级制度更具创造性。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能够看出，网络往往比等级更容易产生新事物。
问题是，网络不容易被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需要一个大规模组织集中大量时间和空间资源，比如军队、官僚体制和大型工厂这种垂直管理的组织系统。
网络可以进行自发创新，却不具有战略性。一个网络不能自己打赢“二战”，尽管原子科学家和密码学家组成的优越的网络在盟军的胜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网络对正面和负面的信息都一视同仁，不加筛选就进行创造和传播。比如，在社会传染效应或者思想级联模式下，网络能传递多少智慧，就能制造多大的恐慌——人们对燃烧女巫的狂热就像对“吸猫”的狂热一样，只不过它们都是无害的。
诚然，如今的网络在设计上已经远远优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不稳定的电网，那时，俄勒冈西部的一条输电线的故障就能导致数百条电线和发电机跳闸。但我们也知道，即使再强大的网络在成长和进化的过程中也会陷入功能紊乱：美国机场各航空公司和调度中心的矛盾使得航班日常的拥堵和延误成为习惯。
暂且不讨论互联网，毫无疑问的是，专门针对美国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打击就已经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了。
正如艾米·泽加特所说，在网络战的舞台上，美国同时扮演着最强大也是最弱小的两个角色。“未来的网络威胁会使我们的汽车、飞机无法运行，让美国的城市连续停水几天，甚至几周；也可能会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让我们的武器反过来对付我们自己。”
然而，美国不认同自己在网络上的弱点，也未对新的网络技术做出回应，更别提采取措施去定位、阻止、防御未来可能发生的网络战了。
2017年5月，WannaCry（俗称“魔窟”）的勒索软件“永恒之蓝”感染了数十万台电脑，范围覆盖了150个国家，该病毒通过加密电脑硬盘的文件勒索比特币。一些欧洲国家在该事件中暴露了它们面对网络犯罪行为的脆弱性。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在当今时代很难彻底理解网络发展的背后意义。每当吹捧网络发展的文章出现，赞扬它在赋予年青一代权利、延续民主政治上带来的积极影响时——比如，2010年至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就有文章发出其赋予邪恶势力权利的警告，比如宗教激进主义。每当有图书预言互联网将创造“奇点”，成为“世界大脑”或者“全球超新星”时
，就会有其他图书预见它将崩塌和消亡。
安妮-玛丽·斯劳特希望美国和其他权力体能够逐渐找到网络力量的黄金意义：不过分集中，也不过于分散。同时，她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平稳、快捷、灵活的系统，既可以在公民的层面，也可以在国家的层面进行操作”。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格雷厄姆·艾利森还对美国在全球网络中的优势充满信心。
但是乔舒亚·雷默就没有那么乐观了：“连接就是解放——这个简单、一度很有号召力的观点其实是错的。当下的‘连接’就被困在一个极度紧张的局势之中。”老一代的领导人不理解网络的意义，造成了网络的合法性降低；国家大战略没有条理，造成了一个不断变革的时代。在他眼中，对美国最根本的威胁不是中国，甚至也不是基地组织或伊朗，而是网络进化本身。
只有少数未来学家认为等级制度——特别是传统等级制的政治实体和存在已久的企业——在未来能正常运行下去。
在关于等级制度最终是否会消亡的争辩中，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与其他人不同，他认为网络本身很难提供一个稳定的结构体去适应经济发展或者政治秩序。他认为：“在信任度低的社会中，等级秩序可能是唯一的组织方式。”
相反，反传统的英国政治活动家多米尼克·卡明斯认为，未来网络的状态要打破传统，向人类免疫系统或蚁群靠近。换句话说，未来的网络会更趋于真实的自然网络，自发产生新的特性，拥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并且没有中心的安排或者协调，而是依赖于随机性。这样不断地重复成功的经验，摒弃那些失败的教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更多的实践来达到自我适应。
这种观点可能低估了旧等级制度的适应性，同时也忽视了新网络的弱点——首先被忽视的就是它们形成更坚固的权力体制的隐患，其力量甚至能超过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