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吉度努姆

没有什么策略是万无一失的。面对各种刺激，人们总是可以用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的极端方式来回应，大部分人的做法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灌输给他们的思想，选择其中的一些，而拒绝其他的。就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而言，有证据表明，他的反应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他充分意识到了罗马帝国的势力之大，也认识到了罗马人在思想和行政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对于所看到的一切，他丝毫没有胆怯，而是精心盘算罗马精神（Romanitas）中哪些因素可以拿来为己所用。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推理，因为狄奥多里克没有日记存世，但是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是显而易见的。

狄奥多里克为什么会在18岁时返回故乡，我们并不清楚。他显然已经长大，但根据罗马法，25岁才算成人，我们不知道哥特人的传统是什么。基本有两种可能：要么条约里原本就规定了返回日期，要么是出现了新情况。如果是后者，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5世纪70年代早期，瓦拉米尔在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丧生。在阿提拉去世后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历史上，这样的斗争时不时会发生。这不仅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父亲狄奥德米尔成为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首要领导者，也使狄奥德米尔的长子狄奥多里克成为最直接的继承人，因为瓦拉米尔似乎仍然没有子嗣。显然，当务之急是让狄奥多里克赶紧回来。

但是，瓦拉米尔可能早在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狄奥多里克返回故土这件事就与其没有什么关系了。另外，到了5世纪7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堡也在酝酿巨变。在过去的20年中，决定皇帝废立的是身为将军和贵族（patrician)的阿斯帕（Aspar）。他不是罗马人，而是阿兰人（Alan），因此不可能亲自称帝，对此，他本人似乎心知肚明，但是皇帝马尔西安（在位时间应该是450—457年）和利奥一世（Leo I，457年继位）都是他扶上宝座的，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显赫地位无人敢于挑战。他还和色雷斯哥特人关系密切，这些人是东罗马巴尔干半岛军队的主力，尤其是首都的卫戍部队，这为他提供了震慑任何可能对手所需要的军事实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皇帝利奥一世开始策划独立，并利用新招募的托罗斯山区（Taurus，今土耳其）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军队的首领来与阿斯帕的势力抗衡。在5世纪40年代帝国需要扩充军队以抵御阿提拉的时候，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招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5世纪60年代，此举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伊苏里亚人中最突出的是芝诺（Zeno，希腊语为xenon，意思是“陌生人”“客人”，就像在表示“仇外心理”的xenophobia一词中），芝诺在466年羞辱阿斯帕之子阿尔达布尔（Ardaburius）的事件中崭露头角，后来在军中飞黄腾达，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

471年，皇帝和伊苏里亚人先下手为强。据说，在芝诺的鼓动下，利奥一世在宫殿里砍杀了阿斯帕，因此赢得了“屠夫”的称号。色雷斯哥特人马上发动了叛乱，这并不出人意料。但是，和古往今来的许多类似情况一样，利奥一世发现依靠别人来摆脱依附关系并不是好办法。芝诺娶了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他们的儿子利奥二世是王位继承人，所以只不过是一个幕后掌权人取代了另一个。至于“屠夫”夜里是否睡得更安心，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正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狄奥多里克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就是因此离开的，即使不是这样，由于这位哥特人的政坛新秀后来的所作所为，两个本来独立的事件很快纠缠了起来。回到潘诺尼亚之后，狄奥多里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己作为父亲继承人和未来领导者的合法性。果然，很快他就对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发起了掠夺性的远征，这些人占据着古老的罗马城市辛吉度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区域。萨尔马提亚人也曾凶猛彪悍，但是在古代晚期，他们已经成为人人喜欢攻击的对象。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遭遇惨败后，很快就要成为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对萨尔马提亚人发起挑衅，试图以此表明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近100年后，狄奥多里克选择了同样的攻击对象。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很有可能还是依据卡西奥多罗斯的观点），狄奥多里克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起远征的，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长期离开故土，现在瓦拉米尔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在这样至为紧要的时刻，确立狄奥多里克的威信是父子二人共同的当务之急。他凯旋时带回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奴隶和珠宝”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萨尔马提亚人苟安软弱，但选择辛吉度努姆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刚刚回来的狄奥多里克雄心勃勃，他说服父亲，阿斯帕被杀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潘诺尼亚哥特人要全力以赴地抓住这个机会。如同大多数真正“重大”的决定一样，证据表明这一决定背后有诸多动机。一方面，在羁旅君士坦丁堡期间，狄奥多里克充分意识到哥特人在潘诺尼亚的局限。在潘诺尼亚，他们陷入了一场区域内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阿提拉的战争机器瓦解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高度军事化的部落，其中包括鲁吉人（Rugi）、苏维汇人（Suevi）、希里人、格皮德人和阿兰人，更不用提古老而可怜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提拉的儿子们领导下的匈人了。阿提拉的策略是把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剑指罗马，勒索大量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如我们所见，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挖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匈人时期的财富。但是，这些群体不再共同行动后，新财富即便没有停止流入这一地区，也很快就减少了。新的区域内部冲突取代了为获得财富而对罗马发起的长距离远征，并很快沦为对越来越少的财富的争夺（特别是因为现有的财富被用来陪葬），但斗争依然激烈。瓦拉米尔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丧生的：

为了鼓舞士气，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坐骑受伤倒下，把他翻倒在地。他很快就被敌人的长矛刺中，当场毙命。

据说他的追随者们为他报仇雪恨，但是对于以如此不快的方式死去的国王来说，这无法带来什么安慰。继续无休止地争夺在多瑙河中部的支配权，争夺对总量不断下降的财富的控制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悲惨的死亡，狄奥多里克并不觉得这样的前景诱人。羁旅君士坦丁堡的岁月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具体说，色雷斯哥特人的反叛让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者有切实的理由认为，一个振奋人心的机会到来了。要想理解其本质，就有必要理解色雷斯哥特人在东罗马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在任何时代的罗马军队里，蛮族士兵都不算是奇怪的存在。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至少有一半的帝国士兵不是罗马公民。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安排，即非罗马人组成的部队获准在罗马的土地上定居，在军队名册上永远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在法律和政治上（可能还有文化上）保留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和较早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蛮族士兵在罗马军队里长期处于罗马军官的领导之下，由蛮族军官领导的蛮族队伍被视为从边境之外附属国征募来的临时增援。这种新的安排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对此有很多争论。这种安排造就了被罗马人称为“同盟者”（foederati，在英语里这个词经常被译为federates，虽然这个词的用法太不严谨）的群体。虽然这种新的安排可能是经过几个阶段才形成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完整形式最早用在了色雷斯哥特人身上。他们最开始是臣属于匈人的一个部落，5世纪20年代，罗马在潘诺尼亚的军事行动把他们从匈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安置在色雷斯。罗马的收获是双重的：匈人的军力大大削弱，自己的军力则加强了。哥特人则摆脱了侵略性十足的匈人的霸权统治，获得了东罗马内部的特权地位。

等到5世纪60年代狄奥多里克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这种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它带给色雷斯哥特人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酬劳相当不错。按照条约，瓦拉米尔把侄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朝廷，每年可以从东罗马获得300磅黄金，而作为付给其追随者的报酬，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每年得到的是这个数量的7倍。另一方面，色雷斯哥特人和朝廷的关系也十分密切。5世纪70年代早期，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叫狄奥多里克：你可能会说这个巧合很惊人，甚至可以说让人想不通，不过，在哥特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民之王”，所以很可能任何自尊自重的王子都会采用这个名字。这位色雷斯的狄奥多里克还有一个绰号叫斯特拉波（Strabo），意思是“斜视者”，可以用来避免混淆。我们知道，斯特拉波是阿斯帕妻子的亲戚，这种联姻使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层和贵族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也和朝廷的一些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至少一部分的卫戍部队。和潘诺尼亚人不同，他们不用花费时间来对抗苏维汇人、希里人和其他部落，也不必在多瑙河中部徒劳争夺匈人所留下的不断减少的财富，他们在色雷斯平原占据着很好的定居点，在每年的报酬之外，其土地权也得到承认。

由于利奥一世偏爱伊苏里亚人，又谋杀了色雷斯哥特人的保护人，这种愉快的形势戛然而止。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起叛乱。和罗马晚期的政治常情一样，像阿斯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轰然倒地，带来了一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肯定以为他们的反叛会削弱伊苏里亚人的地位，让他们回到往日的好时光。他们未能注意到的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年轻王子已经充分盘点了他们的特权，并在色雷斯哥特人的叛乱中发现了自我提升的巨大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以对抗辛吉度努姆的萨尔马提亚人来证明其勇气的决定有更为广泛的意义。狄奥多里克拒绝将辛吉度努姆交给帝国控制，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咽喉之地，只要控制了这里，就开启了向南通往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的主要路线。狄奥多里克带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回到潘诺尼亚，这个计划就是他和父亲应该把他们共同的大业全部转移到东罗马的土地上，他们毛遂自荐，直接取代那些叛乱的色雷斯哥特人。可能是在472年夏末，潘诺尼亚哥特人集合起来，开始向南行进。即使在鼎盛时期，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也十分复杂，而它马上将变得更加复杂。

这并非轻巧的决定。仅后勤问题就十分惊人。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支配着超过一万名武士，但这次上路的不仅仅是武士。在回顾4世纪到6世纪之间的历史时，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把潘诺尼亚哥特人这样的群体视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先民”。因此，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经常会一厢情愿地把他们眼中自己民族的某些道德品质强加到那些“先民”身上，认为他们是自由平等、有着同质文化的群体，他们不接受外人，男女老少一起，带着农具、牲畜和民族舞蹈踏上了迁徙之路，经过长途跋涉，这些“先民”小部落中有的幸存下来，建立了长久的小王国，有的则没有。

过去的两代学者对这种极具浪漫色彩的描绘做了大量必要的修正。他们产生了一些共识，但还有争议点。在我看来，学者们达成了两个方面的共识。首先，武士之间并不平等。同时期的史料表明，仅在武士之中就存在至少两个等级的群体，多少属于同一时期的法律文本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法律文本描述了武士的自由等级和半自由等级，还提到了没有武装的奴隶（法律法规无法告诉我们的是每个等级在每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其次，大家一致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是完全可能改变群体归属的，这表明战后人们理解个人群体归属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过去的人将这些群体视为小型的、文化同质的祖先民族原型，这样的看法是不合理的。

然而，还有两个问题依然颇具争议。首先，一些个体确实改变了其归属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史料中见到的更大的实体（如潘诺尼亚哥特人）根本就不具备真正的群体身份？如果不具备群体身份，就意味着其不过是由不同武士组成的松散易变的联合体。其次，这些群体的建立仅仅是为了作战吗？这些武士也是从事农耕和其他活动的更大社会群体的成员吗？这两点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

争论仍在进行的时候，参与者很难预测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最终结论还有待分晓，但不管怎样，我要陈述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绝对会决定你对472年从匈牙利沿罗马古道朝巴尔干地区南迁的队伍的想象。从后往前说，到达罗马人所辖的巴尔干地区后，一边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层，一边是帝国派来和他们进行谈判的代表，双方都明确认为，要想妥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罗马的土地上为潘诺尼亚哥特人找一块农田，让他们自己来耕种。换句话说，他们既是战士，也是农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下，当不事征战的农业人口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剩余财富，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和武装时，万人以上的专业武士队伍才能存在。罗马之外的农业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这么高产，而且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非罗马国王只保留几百名专业武士作为随从，而不是数千人。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些人改变效忠对象，就认为他们先后所在的群体毫无凝聚力可言。这里关键的是制约个人加入方式和后续行为的规则与惯例。成员资格是否对所有人开放？新的成员在群体里是否享有充分的权利？成员资格是否既涉及特权，也涉及责任？这些群体里显然有不同等级的武士，更不用说还有奴隶，可见成员资格绝不是不受限制的个人选择，当然，除非你认为5世纪的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一心想成为奴隶。因此我认为，在每一个群体中，至少上层的武士精英确实有强烈的群体政治认同（至于他们是否像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有同样的民族服饰和民族舞蹈，我不清楚），不过这种认同和其他所有的认同一样，在恰当的时机也会发生变化。而对于地位较低的武士甚至是奴隶来说，群体的存在并没有那么利益攸关，因此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他对群体的认同感也会大幅降低。

不管怎样，你在这些争论中的立场会影响你对迁徙中的潘诺尼亚哥特人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群体包括许多非战斗人员，以及至少2 000辆马车。自封的修正派学者把他们看作一个自由的武士群体。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伴随大部分前现代军队的普通辎重车队，队伍里会有很多妇女，包括妻子和妓女，还有儿童、厨师、理发师、艺人和其他各色人等。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经济结构（这是5世纪与前现代时期乃至中世纪盛期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不足以供养大量的专业武士，群体在外交上重视寻找耕地，还有高级的群体成员资格绝不对所有人开放，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一个不同的模式。在我的脑海中，迁徙中的潘诺尼亚哥特人不像是带着辎重车队奔赴前线的现代早期军队，而更像是为了逃离大英帝国的统治而一路向北隆隆行进的布尔人车队，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战士，拖家带口，带着全部的家当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按照这一模式，这个群体包括更多的非战斗人员，其年龄分布更加“正常”，除了武器和大量的食物之外，还需要携带与农业有关的一切。

但如果说，光是物流问题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轻易做出迁徙的决定，那么毫无疑问，在这次迁徙中，一切都和政治有关。必须让地位较高的武士相信，君士坦丁堡的混乱带来了足够诱人的潜在机遇，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情况又帮了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的忙。和定居人口相比，有着悠久迁徙历史的群体更愿意通过迁徙实现自我提升，即使中间隔了一两代人，这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至少，武士精英这个需要被说服的关键人群有悠久的迁徙历史。他们的哥特人祖先也经历了漫长的迁徙，可能是分成几个较短阶段进行的，一次是3世纪和4世纪早期从波罗的海迁徙到了黑海，另一次是4世纪后期和5世纪从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迁徙到了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因此，他们更容易被说服，相信这次迁徙是值得的。

至少他们中有些人是如此。虽然有各种潜在的利好，但狄奥多里克劝服其父亲去做的的确是一场豪赌。5世纪70年代早期，罗马帝国西部国库空虚，缺兵少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帝国东部依然是一片繁盛的景象。阿提拉已经被震慑，东罗马和波斯帝国之间处于和平状态，作为其军队的命脉，来自东部省份的税收完整无损。因此，作为不速之客闯入其领土，即使你声称是前来帮忙的，依然很有可能造成很多龃龉，群体里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果然，迁徙的决定造成了群体内部的重大分裂。

根据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史料，和潘诺尼亚哥特人相似的几个非罗马群体也面临类似的决定：是迁徙，还是继续留在原地？他们的决定都是由正面和负面动机促成的（就潘诺尼亚哥特人而言，正面动机是，他们有可能通过东罗马的土地获得巨大财富，负面动机则是，在多瑙河中部展开激烈争夺，可以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虽然两种动机的轻重对不同群体而言各不相同。例如，在376年就渡过了多瑙河的哥特瑟文吉人（Tervingi）和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与潘诺尼亚哥特人一样，也被罗马经济结构中的巨大财富所吸引，但是最初迫使他们迁徙的是匈人的残暴。就我们有详细证据的例子而言，无论其正面和负面动机如何，这样的大迁徙总是会在群体内部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这反映了大迁徙过程中的压力之大，即使是对于习于迁徙的人口来说也是如此。很自然，这种分裂表现为领导层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支持这一举动，另一个则表示反对。至于潘诺尼亚哥特人，约达尼斯记录了以下内容：

从邻近部落掠夺来的战利品越来越少，潘诺尼亚哥特人开始缺衣少食，对那些长期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人来说，和平变得令人厌恶。于是哥特人都去找国王狄奥德米尔，大声求告他，要他率领全军出发，无论朝什么方向都可以。于是他招来他的弟弟（维迪米尔），经过抽签，弟弟奉命进入意大利，他本人势力更大，所以将率部东进，剑指更加强大的东罗马。

在这里，约达尼斯又一次至少部分再现了哥特人历史的净化版本，也就是卡西奥多罗斯在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朝廷上创作的那个版本。抽签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哥特领导阶层在东迁时的掠夺性意图，还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明显分歧。三兄弟中的老三维迪米尔显然不乐意跟随狄奥德米尔去东罗马，而我可以自信地说，狄奥德米尔也很乐于利用这个问题将他分割出去。

长大成人的狄奥多里克返回潘诺尼亚，这就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继承权。在此之前，阿马立家族的三兄弟实行权力共享，老大去世之后，首要领导之位就会传给老二。然而，在狄奥多里克这一代，没有这样的安排，虽然他至少有一个弟弟提奥迪蒙德（Theodimund）。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狄奥德米尔利用是否迁入巴尔干地区的问题，给二级领导层指出了当前继承人难题的解决方案：他的长子刚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又在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中打了胜仗，在继承问题上应当优先。毫无疑问，意见征询工作在关键时刻之前就已经做好，由于心里想着要对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发动掠夺性入侵，狄奥德米尔不能失去太多的军事力量。这招奏效了。维迪米尔（和上一代的贝里蒙德一样）启程前往西方，这样一来，狄奥多里克就无人挑战了。显然，维迪米尔只带走了少量的追随者，可能只有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确有一个儿子，而这也是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想让他离开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他个人的武士随从，数量也就几百人。作为避难者，他们不再构成一个独立的单位，而是不得不去投靠高卢的西哥特人国王尤里克（Euric）。 这就完成了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归来所引发的戏剧性革命：继承问题解决了，潘诺尼亚哥特人准备沿着罗马的道路向巴尔干进发，而狄奥多里克对辛吉度努姆的占领为他们打开了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门户。 7Quu64A55+2/tSJjHSuri0RxvuKZ6s/OLF8VP8cGnoJXOeUeggVzqe14E1Clze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