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

这个年轻的哥特人质对他的新环境有什么想法，他有多么焦虑，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是到了463年，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原本古老却不大显眼的希腊小城拜占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首都。这一过程历时不到150年，始于4世纪20年代，这要归功于让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那位君士坦丁，虽然他也有过一些犹豫。他一度产生古典情结，无疑也受到罗马人一个古老说法的影响，即他们的城市是由特洛伊灭亡之后的幸存者建立的，这位皇帝想过要在特洛伊城光秃秃的废墟之上进行重建。根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还曾宣称“塞迪卡（Serdica，即今天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就是我的罗马”。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起步失误，最后他选择了位于半岛之上的拜占庭。半岛的位置赋予其战略优势，可以控制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从欧洲到亚洲的交通，那里有足够的掩护水域供大型船队停泊，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本身，还有东部海岸的金角湾。

在第一代人那里，君士坦丁的决定看起来无足轻重。在337年皇帝去世的时候，许多建筑都只建造了一半，他很难说服东罗马那些富有的地主搬迁到他的新首都，而且，供水这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和在地中海周围的很多半岛一样，哪怕是4世纪20年代时只有几千居民的拜占庭，也很难汇集足够的水来供应，更不要说供应蜂拥到帝国首都的大量人口了——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首都意味着工作机会、免费发放的食物和各种奢华的娱乐。事实上，多年以来，许多罗马皇帝会把他们最喜欢的城市变成新的首都，这些首都至多延续一两代人的时间，然后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就会因为一时兴起或形势所迫而改变。

君士坦丁堡是个例外。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在位期间，政治上的两个重大变化将政治权力永久固定在了君士坦丁堡的新城墙之内。首先，这位新皇帝在此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建了一个元老院，其目的是与宏伟的罗马元老院相匹配。现在有了足够的诱因，为了获得新的房产、职务和荣誉，东地中海地区的富有地主乖乖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从此，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成员成为帝国政策的主要听众：帝国的政策要对他们解释说明，他们在家乡省份依然举足轻重，因此帝国政策若要成功执行，就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其次，在4世纪，帝国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稳步扩大。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但是在帝国的东半部，所有的新机构都牢牢固定在君士坦丁堡，这让更多重要的官员和职能部门到了这个城市。由于这两个政治上的新发展，从此以后，要想从东地中海的任何其他地方行使有效的中央权力都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权力被牢牢固定在这个地方，人们自然就有意愿既解决所有的后勤困难，又为新首都提供种种便利。因此，当狄奥多里克来到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小希腊城市已经破茧而出，成了令人惊叹的大都会。

从西北方向，沿着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要道，这位年轻的哥特人通过查利修斯门（Charisius Gate）进入了君士坦丁堡。这是最北端的主大门，位于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狄奥多西城墙上。很少有城市能有这么好的防御。要跨越的第一个障碍是一条宽20米、深30米的护城河，完成这一步之后，经过20米长的杀戮场地，是底部厚2米、高8.5米的外墙，总计96个塔楼矗立其上，塔楼与塔楼之间有55米的间隔。接着要经过一个20米长的平台，然后才能最终见到宏伟的主城墙：厚5米，高12米，上面也矗立着96座塔楼，和外墙上的塔楼交错而立，从墙根到城垛，足有20米高。这些工事建于公元410年前后，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见。它们十分坚固，守卫着城市不受陆上的攻击，直到1453年5月23日，大炮最终将城墙轰出一个缺口，根据一些传说，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英勇牺牲。

和5世纪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狄奥多里克没有大炮，所以在8岁的他看来，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只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他应该知道，在不到20年之前，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足以抵御匈人阿提拉的进攻。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墙被设置在高地上，北部的地势最高，而狄奥多里克就是从这里进城的。一通过大门和拱门，整个帝国的首都就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当时的感受只能是震惊。狄奥多里克刚从中多瑙河平原（今天匈牙利喀尔巴阡山脉以西）骑马而来，他在那里度过了早年岁月。在罗马鼎盛时期，那里是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在公元后的四个世纪里，帝国大量投资，那里一度非常繁荣。多瑙河两岸驻扎着很多兵团，士兵的购买能力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镇。退伍的士兵开发了腹地的农业潜力，而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和当地人口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罗马人。正如多次发掘所凸显的那样，在鼎盛时期，该地区建有城墙和神殿，基督教传入后，又有了大教堂，还有剧院、露天剧场、渡槽、道路系统、雕像、镇议会、碑刻和富丽堂皇的别墅。但这些都发生在西罗马崩溃之前，到了5世纪中叶，除了少数几个防御森严的别墅（可能本来属于皇室）被这里的新统治者改为己用之外，其余的别墅都成了残垣断壁。这里的人口依然数量可观，其中有些居住在旧址，但是古老的文化形式已经荡然无存，石墙和雕像很快沦为瓦砾，托加再也没有人穿了，大部分别墅早已经被破坏。

一边是旧罗马行省繁荣过后的废墟，一边是帝都君士坦丁堡5世纪中叶全盛时期的辉煌，两者有天壤之别。首先让他震惊的是这座城市的恢宏气势。按照时间顺序，狄奥多西城墙是城市的第三道城墙。古希腊城市拜占庭建立了第一道城墙，在半岛末端围出了一块大致呈长方形的区域，长2公里，宽1.5公里。君士坦丁于4世纪20年代建造的城墙使城区的面积增加了两倍多，而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所建的又使城区面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并非所有的城区都建起了房屋，菜园和园林也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尤其是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但是，到了463年，这个罗马晚期人口约1万的城镇可能已经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城市，据估计，其人口超过了50万。

在此过程中，巨大的后勤问题得到了解决。狄奥多里克骑马离开城门时，见到了其中最迫切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有三个巨大的露天蓄水池，埃提乌斯（Aetius）所建的那个就在狄奥多里克所经之路的一侧。这些蓄水池的遗迹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至少在撰写本书时还在），每个里面都有一些似乎是临时性的房屋和几个足球场。除了这些巨大的人造湖泊，还有100多个小一点的地下蓄水池，其总储水量超过了100万立方米。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为了装满这些蓄水池，250多公里的沟渠从城市蜿蜒而出，呈扇形向北部和西部延伸，以收集色雷斯山区的降雨。像供水问题一样，粮食供给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映入狄奥多里克的眼帘：在他的左前方，是这个古希腊城市的两个小港口；在正前方，他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新港口，分别由皇帝尤利安（Julian）和狄奥多西所建，旨在接收运送粮食的船队，正是这些定期而至的粮食（尤其是来自埃及的）供养着整个城市。两个大港口都排列着巨大的粮仓，运来的粮食就储存于此。

一个来自潘诺尼亚行省的废墟的8岁大孩子，是否会将思绪转向如何养活50万人的后勤问题，我想这还是值得怀疑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座城市惊人的纪念建筑让他目不暇接，使他在故乡或沿途看到的任何遗迹都相形见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君士坦丁修建的圣使徒教堂，这里既是皇陵，又是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体所在地。狄奥多里克本人是基督徒，所以对他来说，这种神圣力量的集合意义重大，建筑本身也令人叹为观止。这条路线接着穿过凯旋柱，其顶端是阿提拉的征服者、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的雕像（凯旋柱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可见），然后就到了主神殿。从这里左转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仪式中心，大理石纪念碑一个紧挨着一个。在狄奥多西广场（现在的巴耶赛特广场）上，有另外一个凯旋柱和雕像（当然是狄奥多西本人的），还有巨大的四柱凯旋拱门，以及元老院议事厅所在的圆形广场。最后就到了伟大帝国的心脏，这里有竞技场和宫殿建筑，还有分别象征神圣智慧与神圣和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伊莲娜教堂（Hagia Irene）。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到这两个著名的圆顶大教堂，但是在463年，有的只是它们的前身：古典式的长方形教堂，屋顶有柔和的倾斜，而不是圆顶的。原有的屋顶是如何被取代的？这是第3章的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宏伟就够了。当狄奥多里克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时，正是这个城市的鼎盛时期，到处是光彩夺目的大理石外墙、金碧辉煌的青铜屋顶和镀金的雕像。这些与他所知的一切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只会让他眼花缭乱。

如果你有孩子，就会很自然地根据你对年轻人的了解去想象狄奥多里克。快速翻阅儿子的成长记录后，我发现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英国，8岁男孩的平均身高是128厘米，体重约为28公斤。大多数8岁孩子的注意持续时间不长，精力充沛，他们生来就需要不断获得适度的刺激、食物和关爱。但是，狄奥多里克出身王族，他身上流淌的是王室的血液。无论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加从容地应对君士坦丁堡的新生活，以及新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剥夺和被展示在人前的命运。

他是父辈三兄弟的子嗣中最年长的一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送去作为担保。瓦拉米尔似乎没有子嗣（业余心理学家或许会怀疑这是因为他杀害了妻子的祖父），但即使他有，狄奥多里克依然会被当作未来的领导者来培养。而此时，依然是瓦拉米尔和他的兄弟们共同拥有对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权。由于没有长子继承制度，因此每一个男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领导者。此外，这个位置十分特殊，也十分危险，需要有大量备选者，以免某人早逝，或者是某人的性格使其难当此任。他不仅要在危急关头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还要从一开始就能以自信鼓舞一众首领满腔热情地跟随他投入战斗。这需要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和超人的胆识，还有那种源于自信、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知道何时应该发起战斗以及如何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从父亲到长子之间的传递。历史学家常常批评这一时期的墨洛温王朝未能发展出长子继承制，因为这个王朝的演替历史总体上是反复的内斗。但这就是不得其要领了，只有当继承者的个人特征不那么重要时，也就是说，当领导权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个人魅力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才能实行长子继承制。例如，军队不会愿意被一个诗人领导着上战场，也不会愿意（至少不会两次愿意）跟着一个愚蠢的壮汉上战场，他虽然可能身材魁梧、充满魅力，却会让士兵在毫无胜算的战斗中丧生。关于中世纪早期的继承问题，我能想到的最好类比来自《教父》。在这部作品中，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的主要顾问和独立的二线领导者——如汤姆·黑根（Tom Hagen）、卢卡·布拉西（Luca Brasi）和彼得·克莱门沙（Peter Clemenza）——仔细考察了他各个儿子的能力。我认为尤其值得考虑的是三个儿子中老大桑尼·柯里昂（Sonny Corleone）的优缺点：

他有力量，有勇气，慷慨大方，心胸宽广。然而他没有其父的谦逊，而是恰恰相反，暴躁的脾气会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虽然他对父亲的生意很有帮助，但依然有许多人质疑他是否能成为继承人。

最终，更安静、更聪明、同样勇敢的老三远胜于虽有魅力却过于鲁莽的老大，而老二则缺乏足以参与竞争的素质。要率领一个战团，无论大小，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未来的继承人总是要受到考察。

因此，狄奥多里克的家庭环境不可能培养出多愁善感的性格，即使是在一个8岁的小孩身上。我们知道他有兄弟姐妹，尽管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生于公元463年之前。然而，他们很有可能是不同联姻的产物。就连有一半王室血统的战团领导者，联姻时也既会考虑爱情或欲望，也会考虑政治需要。根据形势的需要，他们常常会通过娶妻和纳妾的方式同时结成各种联盟。有时候，事情并不像所计划的那样。据说，格皮德人（Gepids）的公主罗莎蒙德（Rosamund）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Alboin)，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将她战败的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对于瓦达梅尔卡是否怀有向瓦拉米尔复仇的念头，并没有记录。但即使王室的生活没有如此复杂，妻妾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她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头。因此，在5世纪时，即使是在一般的王室家庭，生活也与现代核心家庭的规范和希望千差万别。这还没有把三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算进去。瓦拉米尔、狄奥德米尔和维迪米尔可能已经达成一致，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分享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后的事情也达成了一致（我认为那些从父母那里共同继承某些东西的人，在考虑下一代人时，会对此产生共鸣）。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狄奥多里克的父亲不想让瓦拉米尔以他为人质，这应该是事实。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瓦拉米尔把狄奥多里克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干政，避免他赢得二级领导层的拥护，因为如果狄奥多里克得到拥护，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代的继承者。或许瓦拉米尔还希望能够在此期间有自己的子嗣。

这些想法中可能有比较离谱的地方，但其大致思路肯定是正确的。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的这名8岁男孩可不是寻常之辈。当时他肯定焦虑不安，如履薄冰，但是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坚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无据可查，但是通过罗马朝廷上其他许多人质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一切背后的动机。虽然狄奥多里克被送去是为了确保瓦拉米尔率领的哥特人能够遵守新的条约，如果他们违背了条约，他的确有可能会被处死，但是罗马人收留人质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却要宏大得多。简而言之，罗马人想要从思想上影响这些王室人质，让他们以后能够更加驯服，为己所用。他们希望让这些人质既真心尊重罗马文明的辉煌，又明智地对罗马帝国的威力充满敬畏。这样，在他们最终返乡之后，就会影响其所在部族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罗马。

虽然狄奥多里克肯定要受到监视，但是他身边有一些自己的随从，也至少部分接受了罗马上层阶级的标准教育（就像在致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毕竟，较长远的计划是要塑造他的思想，而要想灌输罗马的价值观念，还有什么比罗马式教育更好的方法呢？他可能也能在朝廷和城市里自由行动，观看马戏和戏剧表演，去教堂，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堡里仍然有一个独特的非尼西亚教会社群。年龄渐长的他甚至有一两次随罗马军队去作战。总之，虽然有一丝阴影笼罩着他，毕竟他的确是人质，但是罗马人赋予他一切机会去了解关于罗马的一切，希望他回故乡继承王位之后，能够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然而，不管针对狄奥多里克的教育方案具体细节如何，它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返回潘诺尼亚之后不到五年，二十出头的他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次是率军一万兵临城下。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9FYDi8HOup82JirvHm704/2hjbwhwdXptR5lohkHuPoItEbEompJlDxnbWc+QD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