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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狄奥多里克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只有七八岁，他被当作人质送到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时间是461年前后。虽然年少，狄奥多里克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伯父刚和当时的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签署了一份新的外交协议，根据协议，他可以获得每年300磅（1磅≈0.45千克）黄金的援助（也可以称其为贡金），而根据协议的担保条款之一，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所有这些都是例行程序，自古以来，罗马政权一直要求地位高的人做人质，以确保条约得到履行。
这一画面来自约达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
Getica
），该书创作于公元550年前后的君士坦丁堡，现代人对这位少年的理解主要依据这本书。后来，在意大利坐稳王位之后，狄奥多里克总喜欢说（尤其是对外国的统治者）自己来自一个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gens purpura）。他本人的合法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到520年前后，权力移交给他的孙子、继承人阿塔拉里克（Athalaric）时，他的家族已经连续17代统治哥特人而没有受到挑战。长期以来，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一直被视为对这一观点的关键性支持，书中不仅有一份完整的狄奥多里克所在的阿马立（Amal）家族的世系表，还有其中一些突出成员的事迹。
但是，在全盘接受这一说法之前，一定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其来源。就像约达尼斯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其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是罗马元老院成员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所写的《哥特人史》（该书现已佚失），和约达尼斯流传下来的其他作品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会提到卡西奥多罗斯。约达尼斯告诉我们，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他只看了三天，但是这里真正重要的一点是卡西奥多罗斯是狄奥多里克朝廷上的人，而且这本书是他在为这位国王服务期间写作的。显然，由此看来，如果说约达尼斯所提供的是阿马立家族独特王族地位的独立证据，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无论是狄奥多里克的说法，还是《哥特史》所提供的支持，最终都源自同一个地方，即狄奥多里克本人的朝廷。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继续深入挖掘，很快就可以对狄奥多里克真实的家族背景有更好的了解。5世纪60年代早期，他作为人质来到君士坦丁堡。他肯定来自显赫的家族，否则不会被当作人质，但家族的显赫地位并非由来已久，也没有到狄奥多里克后来所声称的程度。
他的父亲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瓦拉米尔（Valamer），老二狄奥德米尔（Thiudimer），老三维迪米尔（Vidimer）。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三兄弟在5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人数众多的哥特人的首领，在此前的几十年，这些哥特人臣属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可怕的征服大业已经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延伸到巴黎郊外。有关阿马立家族的传统观点（该观点直接源自狄奥多里克希望在意大利传播的那种信息）是，最晚从3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统治着哥特“民族”的一半，即东哥特人。另外一半传统上被称为西哥特人，也是从3世纪开始，他们和阿马立家族所领导的东哥特人分道扬镳。但所有这些都是狄奥多里克本人的宣传所直接产生的空想。在狄奥多里克本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前，阿马立家族远不像他后来所宣称的和现代评论者据此所认为的那样辉煌。
一方面，公元463年时还留在中欧和东欧的哥特人根本不统一。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和伯叔所领导的那部分定居在从前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所在地，在今天的匈牙利的巴拉顿湖（Lake Balaton）附近。此外，还有一大批哥特人联合起来，根据协议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色雷斯地区。另外一批人数也不少，依然处于匈人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67年。还有其他两个独立的哥特人群体，人数似乎比较少，生活在克里米亚和亚速海的东海岸。当然，我们无法得知精确的人数，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匈人政权崩溃后，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至多不超过我们所知哥特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还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点，即还有其他我们尚不知道的哥特人群体，这是完全可能的。
同样重要的是，甚至就连三兄弟对潘诺尼亚地区哥特人不受挑战的统治也是后来才有的说法。从《哥特史》中一段被误解的叙述中，正好可以看出阿马立家族的辉煌是虚构出来的。这一段表面上描述的是征服哥特人的匈人国王（文中说他是Valamver）的几次胜利，但实际上说的却是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Valamer）的早期生涯。所描写的场面让人激动。这表明瓦拉米尔并不是不受挑战地统治一半哥特人的王族之一员，而是在和其他的哥特领导者争夺之后才成为首领的。他亲手杀死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并娶了其孙女瓦达梅尔卡（Vadamerca）为妻。与此同时，一支敌对势力也被稳步消灭，其中包括托里斯蒙德（Thorismund）和格西蒙德（Gensemund）两兄弟，两兄弟的父亲胡尼蒙德（Hunimund），以及托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经过上一代人的互相杀戮，格西蒙德选择接受必然，服从瓦拉米尔的权威，而贝里蒙德则带着他的人马西迁，退出争夺。到了5世纪50年代晚期，瓦拉米尔及其兄弟通过对各路敌对势力的艰苦斗争，在潘诺尼亚地区的哥特人中脱颖而出，这些斗争可能都发生在453年阿提拉去世之后，因为阿提拉通常不容许他的附庸民族中有过于强大的统治者。
事实上，这一材料将阿马立王朝的经历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5世纪的故事。要成为一个庞大武士集团无可置疑的领导者，需要强大的政治手段。尽管细节方面可能不同，但总是需要软硬兼施：用武力让潜在的对手不敢将矛头指向自己，用充足的金钱让足够多的步兵和中层领导者满意，而武力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然而，在匈人到达之前，罗马欧洲边境之外地区的经济活动还很简单，武力和金钱往往相对短缺，金钱尤其如此。例如，在公元400年之前罗马以外的考古遗址中，只能发现少量的白银，几乎没有黄金，并不是说当时没有黄金，而是它太宝贵了，不会被用来陪葬，并且人们也很少会将其丢失。
在罗马之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每年也会产生少量盈余，但只能支撑相对少数的非农民从业者。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士，还是用来招募他们的现金，都远远称不上充足，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是不择手段地获取罗马的资助），边境之外的这些国王才能聚集足够的军队，支配更大的地盘。当时常见的情况是各路军阀拥有小规模王国，而不是经历多个朝代的大帝国。大型的霸权往往昙花一现，仅限于某个精明强干的领导者的有生之年。
阿提拉帝国的兴衰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改变了这种形势。首先，在罗马边境之外的世界，黄金出现了爆发式的增加，特别是在匈人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核心地区。可移动的罗马财富是匈人征战的主要目标，无论是作为战利品，还是作为一年一度的贡金。匈人每次获胜后，贡金的数量就会增加，最终高达每年2 000磅黄金。这一切不仅在文本中有清楚的记载，也体现在考古发现中，匈人时代的这类新财富出现在大量埋有丰富黄金的墓葬中。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霸权开始瓦解。有了足够的财富在世上流通，这引起了敌对军阀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像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和他的竞争对手之间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军阀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第二梯队领导层，财富也在短期内维系着这个冲突频发的政治结构。
其次，即使在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崩溃之后，匈人时期留下的总体影响（阿提拉的胜利，以及他为赢得这些胜利而积聚的军事力量）也将使多瑙河边疆的长期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罗马帝国。东方和西方的帝国当局现在不得不应付大量更庞大、军事实力更强的邻国军队。这意味着5世纪中期围绕瓦拉米尔这样的人物形成的新势力，仅凭其自身的能力（或暴力）就能继续获得罗马的财富。他们一边向原来属于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依然比边境之外发达，一边和罗马帝国建立政治关系，从中获得金钱。在阿提拉去世之后的十年里，匈人势力急剧衰退，匈人不再能在政治上支配像哥特人这样的臣属部落，这些附庸部落之间很快形成了军事上更有效的新组织。除了彼此争吵，他们开始对原属西罗马的部分领土和东罗马的贡金虎视眈眈。
瓦拉米尔严格遵循了这两条成功秘诀。在排除了眼前的哥特对手后，他不仅占有了在西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部分土地，还大力争取君士坦丁堡的外援。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是为了给协议做担保，作为回报，君士坦丁堡每年要给瓦拉米尔300磅的黄金。要想说服武士们效忠，这笔定期而至的现金是十分有用的。事实上，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了瓦拉米尔等人是怎样用这些财富赢得政治支持的。匈人时代之后的中欧遗址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罗马物品，除了双耳细颈酒瓶之外，还有一些极其华丽的男女个人装饰品。宴会和贵重的珠宝是赢得潜在追随者的捷径。5世纪西罗马崩溃后，一方面非罗马王朝进入（至少是靠近）罗马领土，另一方面这些王朝利用罗马的财富增强势力，吸引比以前更加庞大的军事支持，两者之间一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此时依然如此。
例如，在5世纪前半叶分别在北非以及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创立了罗马的后继国家的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起初，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都是由独立的群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小群体有各自独立的领导者，后来到了罗马的土地上才集中到一个领导人之下。促进这些部落权力集中的，不仅是罗马世界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可能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统一发生在西罗马依然强大到足以毁灭它们时。史料所保留的历史细节表明，当时罗马的威胁依然重大，这一负面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原本独立的各个部落愿意推翻长久以来的分离传统，建立新的政治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组合。
然而，在许多方面都与阿马立家族的故事十分接近的，是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与狄奥多里克家族一样，墨洛温王朝的兴起基本上发生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帝国威胁的影响。在这方面，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于6世纪90年代撰写的《法兰克人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西罗马政治崩溃的时代，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在现为比利时的地区强盛起来。大约在5世纪80年代，他让儿子克洛维（Clovis）继承了一个以图尔奈为中心的强大王国。后来，克洛维把墨洛温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整个法国和莱茵河以东广大的非罗马地区。他还以改信基督教而闻名。在现代法国的政治神话中，这两件事确立了他“建国者”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和开疆拓土至少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对于开疆拓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克洛维悉数歼灭了敌对的军事首领，将其残部收归自己麾下。根据格雷戈里的记载，克洛维除掉了至少7个竞争对手。这些人中有一些至少是他的旁系亲属（瓦拉米尔可能也除掉了一些亲属）。格雷戈里在相关章节的末尾引述了据说是克洛维在法兰克人集会上的演说：
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就像孤独的朝圣者，在我遭受灾难威胁时，却没有人能来帮助我，多么可悲！
格雷戈里对这段话的评论体现了其本人的典型黑色幽默：
他这样说，不是在为他们的死亡而难过，而是因为狡猾的他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幸存的亲属，以除之而后快。
倘若瓦拉米尔有幸拥有一位像格雷戈里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为其作传，那么在传记中，这位创立了阿马立政权的大人物很可能也会说出类似的话。当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让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更为迫切：一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哥特人首领的侄子，怎么能影响上帝拣选的罗马皇帝的特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