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476年9月4日或那天前后，意大利的罗马军队高级军官奥多亚塞（Odovacar）抓住并杀死了在位的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即“小奥古斯都”）的叔叔。7天前，奥多亚塞对罗慕路斯的父亲做了同样的事情。皇帝本人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管理这个帝国。现在大权在握的奥多亚塞还算仁慈。罗慕路斯被送到坎帕尼亚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欧洲历史进程上意义更大的是，奥多亚塞还敦促罗马元老院向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派遣了使节，宣称：“我们不需要分裂的统治，一个共同的皇帝对（帝国东西部的）领土来说就足够了。”不久，又有一批使节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了西罗马皇帝的行头，包括皇帝的披风和皇冠。这套行头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穿戴都会构成叛国罪。尽管奥多亚塞一直维护着芝诺拥有帝国主权的假象，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丝毫不想让君士坦丁堡干涉他现在统治的以意大利为基地的国家的事务。奥多亚塞的两批使节结束了罗马延续近750年的帝国传统。

但是，奥多亚塞对奥古斯都路斯的废黜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在此前三代人的统治过程中，随着一场战略力量均势的非凡革命在整个欧洲展开，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在逐步消亡。除了非常早期的一些成功，如公元前3世纪攻占西西里岛，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内获得的。这个时代，非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大致分为三个地理区域，即西部和南部、中北部、北部和东部，每一个区域都有人类社会，这些社会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粮食生产、人口密度、经济复杂性、聚落规模和政治组织规模等方面，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拉坦诺地区（La Tene）发展水平最高，而越是往东和往北的区域，发展水平就越低。在这至关重要的200年帝国建设中，罗马的地中海心脏地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再加上强大的军事组织，它征服了欧洲所有值得征服的地区。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只有西部和南部提供了足够的收入和战利品，来证明大规模的战役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其遥远的边境上，罗马军团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尽管如此，出于野心，罗马人还试图征服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人控制的欧洲中部地区。人们通常认为，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队，阻止了这一进程，但事实就比较乏味了。罗马人后来的进攻摧毁了阿米尼乌斯，让罗马最终止步于莱茵河而不是继续向东推进的，是帝国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第一个千年之初，中北部地区不值得花代价去征服，至于欧洲外围地区，即北部和东部这个第三区，甚至从未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

然而，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尤其是由于与罗马帝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互动，这个中部地区的发展加速，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公元4世纪中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加强，人口密度大幅增加，经济模式变得空前复杂。该区域整体的军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尤其要归功于使用罗马武器，区域政治结构也更加健全。但在该区域建立大型持久的国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和行政基础仍然不能支持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罗马总体上保持着战略控制权。尽管如此，到了4世纪，帝国不得不小心地用“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来维护其边境安全，以管理一系列相当持久的中等附属国，这些附属国现在占据了边境之外的每一寸土地。中部地区小而分散的部落社会的旧秩序早已消失。虽然这些附属国可能并没有威胁到帝国的整体存在，但它们肯定拥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治议程。当条件对它们有利时（通常是在罗马与波斯交战时），它们甚至可以抵御罗马帝国支配中最具侵略性的方面，即对军事人力、粮食和原材料的不断要求，帝国有时还会要求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活动。尽管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在政治上仍很分散，不会构成全面威胁，但罗马帝国原有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大多已被这些革命性发展进程所破坏，而在500多年前，正是这种优势让罗马得以建立其欧洲帝国。

我父亲是一名炸药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危险物质打交道。他在早期受训时学到的一个基本的安全原则是，只要人类活动在什么地方制造了易燃的环境，“上帝（或者说某种意外）就会提供火花”。换句话说，要保证安全，就必须防止积累起燃烧条件，因为试图防止火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欧洲历史而言，中北部地区的根本变革造成了一种高度易燃的政治局势，至少对罗马帝国的长期未来而言是如此，而“火花”最终以匈人的形式出现。从4世纪后期开始，匈人分两个阶段向欧洲的边缘地区扩张，将罗马帝国两个主要的附属群体从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和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群体一起）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第一个阶段是从375年至38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405年至410年。第一个阶段正好是匈人占领黑海北面土地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很可能是他们进一步向西渗透到匈牙利大平原的时间。罗马人（自然）对此很不满，大量卷入这些迁徙的人要么被杀，要么沦为奴隶。到了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个移民群体的幸存者（许多最初的参与者在中途丧命）已经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重组成两个新的混合群体，即西哥特人联盟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这两个群体比4世纪时边界另一边的任何群体都更大，也更加团结。每个联盟都由至少三个以前独立的主要军事力量组成，而且两个联盟都形成了更集中的领导结构。它们力量增强，可以更好地面对罗马人的还击，罗马世界的财富也比边疆之外更充足，新的统治家族因而有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虽然这些移民最初的动机主要是逃离匈人的掠夺，但他们也一直想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他们的到来严重损害了帝国的生存能力。从根本上说，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对农业生产征税，为其专业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新的移民联盟迫使西罗马承认自己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从而大大减少了帝国的收入，并继而减少了帝国所能支持的军队的规模。其他没有直接受到匈人威胁的外来者很快就利用了这些税收损失带来的军事和政治紧缩，比如入侵不列颠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于439年占领帝国西部最富裕的北非省份之后，罗马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军队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领土损失，这些领土有的落到了原有的外来者群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阿兰人）手中，还有的落入新来者群体（如法兰克人）手中，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落，新的群体也想来分一杯羹。

奥多亚塞的政变完成了这个帝国解体过程的最后仪式。他是来自原来中北部地区的最后一批难民中的一员。5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由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在中欧瓦解之后发生的内讧，他们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上。奥多亚塞是希里人（Sciri）的王子，阿提拉的一个主要追随者的儿子，当他所在群体的独立地位被摧毁时，他被迫迁往意大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发动政变，而这种不满是因为意大利内部缺乏支付士兵薪饷的资金。这种短缺是各省税收收入减少的直接结果，因为各省逐渐落入外来入侵者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5世纪西罗马历史的核心叙事框架。支持意大利罗马军队的资金逐渐减少，奥多亚塞则正好受益于由此产生的动乱。匈人提供的“火种”引发了一场战略爆炸，将欧洲中北部的大量军事力量推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削弱了西罗马对其领土的控制。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政治上相当团结的军事力量来自帝国边界之外，其领导者现在成为西罗马故地大部分地区的支配者。除奥多亚塞外，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控制了不列颠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国王控制了高卢北部和东部，西哥特国王控制了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勃艮第王朝控制了罗讷河谷，罗马北非最富饶的土地则掌握在汪达尔哈斯丁（Hasding）王朝手中。基督诞生时还在欧洲中北部地区的一些群体，如今在罗马土地上发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以一系列的继承国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帝国。

公元476年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中部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尽管记录要少得多），欧洲北部和东部这个原来的第三区中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兴起，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崭露头角。相关故事无法详细再现，不过有足够迹象表明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是一系列复杂、多样和旷日持久的过程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然而，它确实清楚地表明，必须将西罗马的解体视为整个欧洲战略力量平衡全面调整的一部分，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近东、亚洲和一些南方经济体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和全球政治后果显现，力量平衡也出现了变化一样。

但是，在所有这些重组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概念不仅没有消亡，还存续了很久。在500年的辉煌历史（相比之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西罗马的超级帝国可能已经消失，但在它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原有领土之上，帝国虽然衰落，许多行省的人口却未受影响，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结构也完好无损。在这些群体中，罗马的观念乃至一些行政机构依然很活跃。事实上，那些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外来者也并非对罗马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敌意，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罗马帝国原来的附属，并没有打着反对帝国的旗号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习惯于在罗马的总体框架内运作，尤其是后继国家的新领导人，他们试图从崩溃的混乱中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时，可以从罗马政府、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本书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的续作，从奥多亚塞派使团把西罗马皇帝的行头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事件说起，讲述了三个试图复兴西欧罗马遗产的帝国觊觎者的故事，他们分别是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他们三人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依靠不同的权力基础，各自恢复了原来罗马帝国西部的不少做法，从而对西罗马皇帝的头衔提出了似乎合理的主张。

但即使他们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整个欧洲大地上的普遍生活模式仍在继续脱离基督诞生时的那种三速模式。因此，虽然这些帝国觊觎者本身都很成功，但公元第一千年后半叶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像此前500多年的西罗马那样持久的帝国结构。最终事实证明，只有当来自罗马人一度视为完全野蛮地区的“新鲜血液”使用一些罗马帝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时，才有可能在真正罗马帝国的规模上恢复稳定的帝国权力。通过在11世纪重塑教宗制度，欧洲的蛮族人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方法，而这个帝国已延续了1 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