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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的几个月内，帝国的光环迅速而决然地从他以前的领地消失了。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联合王国的分裂是根本原因，但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彻底拒绝了东哥特人的霸主地位，勃艮第人也部分实现了自我主张，这也加速了帝国光环的退却。在公元511年之后的鼎盛时期，狄奥多里克确实建立了一个非常像样的统一帝国，正如他在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宣称的那样。他直接统治着广袤的疆域，他的霸权不仅延伸到北非和罗讷河谷的勃艮第王国，而且以越来越松散的形式一直延伸到中欧。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经常被忽略。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法兰克家族注定要成为更长期的历史明星，但这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自己的有生之年，狄奥多里克的事业成就比克洛维的大。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狄奥多里克的权力才是真正帝国性质的。高卢教会的领袖（如阿尔勒的该撒留）和教宗追求的是狄奥多里克的友谊，而不是克洛维的。狄奥多里克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统治者，“永远的奥古斯都”这个称号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完全名副其实的。
多年来，人们认为他的帝国工程后来失败有几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是阿里乌派和天主教之间潜在的宗教分歧，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即他只得到了罗马那些重要贵族不冷不热的接受。然而，宗教分歧只在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才成为问题，因为他们迫害其领地上的旧阿里乌派社区，同时在欧塔里克去世之后拒绝承认狄奥多里克对新继承人的选择。考虑到6世纪第二个10年的和解和519年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安排，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狄奥多里克将君士坦丁堡的新宗教政策理解为蓄意的外交怠慢是完全正确的，而他威胁要发起反制也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狄奥多里克统一的哥特王国没能在他死后存续，而无论是在意大利国内，还是在拉韦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天主教徒和阿里乌派都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和平共存状态，于是，所有的争论都平息了。例如，阿尔勒的该撒留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特别是在529年阿塔拉里克统治时期的奥兰治宗教会议上。同样，如果仔细审视的话，波爱修斯、他的父亲和叙马库斯的失宠，并不能很好地证明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基础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断裂线。毫无疑问，他们的死是一场重大危机的一部分，但是与通常围绕他们展开的那个故事不同。这更像是在一个重大的新问题上原本忠于政权的人失去了专制统治者长期以来的宠信，而不是对一个令人憎恨的暴君的长期抵抗。
失去帝国地位的真正原因要平淡得多：狄奥多里克选定的继承人无力维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组成这种军事力量的，既有古老的西哥特人的军队，也有狄奥多里克新的东哥特王国的军队。狄奥多里克死后，这种结合没能继续存在下去，这并不奇怪。511年他才将两支军队联合到一起，因此，两者之间没有长期存在的纽带和传统，甚至也没有联合作战的经历能够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即使欧塔里克没有先他一步离世，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式罗马帝国是否真的能在下一代复制自己也很值得怀疑。对旧的哥特人领土做出重新划分后，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在西罗马故地远远达不到他在政治上的那种卓越地位。狄奥多里克于489年率领军队进入意大利，由这支军队发展出来的队伍显然依然比勃艮第或汪达尔王国的军队更强大，从6世纪头10年的事件来看，可能也比彻底改造后的西哥特王国的军队更强大。但是，特别是在克洛维的继任者完全整合了在莱茵河东西部新征服的地区之后，法兰克人至少变得同样强大。在这种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意大利和西班牙哥特军队再次分裂，这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大步跨越西罗马故地。
狄奥多里克在帝国的舞台上之所以会失败，根源在于他对那些新加入其军事权力基础的西哥特人的控制太弱。但与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他一生政治计划的核心部分——他于489年带到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具有可与之抵消的持久性。最近的学术研究关注5世纪和6世纪所谓蛮族群体身份的普遍流动性，却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了解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并不是由古代的文化共性联合起来的古老“民族”，到目前为止，我对修正史学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完全没有异议。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人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全新群体，即潘诺尼亚哥特人和色雷斯哥特人同盟——在他们于5世纪80年代统一之前，在至少几代人的时间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上，可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因为他们4世纪的祖先很可能分属黑海北部不同的独立哥特王国）。然而，即使这些也远远不能充分表明军队起源的混乱程度。潘诺尼亚哥特人本身是在5世纪50年代才由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创建的，来自一系列被并入阿提拉匈人帝国的战团，而色雷斯哥特人实际上也可能是由不同起源的较小群体组成的混合体，虽然看起来确实像是始于5世纪20年代原本附属于匈人的群体从潘诺尼亚重新定居到色雷斯。军队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有着混乱的起源，而且，到狄奥多里克进入意大利时，他已经从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中招募了大量散兵游勇。来自被奥多亚塞摧毁的王国的鲁吉人是最大的族群，但比提古尔族（Bittigur）的匈人也出现在意大利，此外还有其他族群。
从这样复杂的开端入手，狄奥多里克设法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台高效的军事机器。他拥有的工具大多来自罗马，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消极的因素是，芝诺的两面派和敌意给所有这些新加入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理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皇帝就会操纵他们互相毁灭。但东罗马也提供了更积极的动力，因为只有他们团结起来，才更有可能以年度补贴的形式从芝诺的税收中分得一杯羹。正是这种积极的一面在意大利赢得了胜利，联合军队的力量使狄奥多里克得以完全控制这片土地，从而能够以土地赠予和持续税收的形式调动意大利的财富，回报他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对狄奥多里克的忠诚，以及他集结的整体力量，让狄奥多里克在西哥特人加入之前，就已经控制了西地中海。
考虑到其军队来源的巨大差异，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看，他创建的军队的群体身份是极其持久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他们的领导者有同样程度的忠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鲁吉人在最初的征服行动中轻易改变了阵营，但当时他们还是新成员，是487年或488年才加入的。当东罗马军队在6纪30年代进入意大利时，国王死后的那一代哥特军队的一些成员立即投降了。
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这样做，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在长达25年的战争中，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那些人的后裔绝大多数一直战斗到最后，那时他们的群体身份才瓦解。这种群体身份并不古老，最初是在狄奥多里克在世时被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它远非昙花一现。一起参加战斗的经历，以及先后同芝诺和奥多亚塞对抗所形成的纽带大大改变了他们。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征服意大利之后的财富分配，这使得最初的军队成员和他们的后代有了重要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共同捍卫新获得的主要特权。其结果当然是一个新的群体身份，而且对于军队的大多数成员来说，这身份绝不是暂时的，毕竟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武装斗争之后它才被瓦解。
即使这支军队本身并不是后罗马世界中维护帝国的强大基础，它的本质特征也确实让人注意到，为什么西欧的罗马帝国到5世纪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帝国刚建立时，在日耳曼人支配的中部地区所能见到的最大政治结构是由许多独立群体临时组建的军事联盟，这些人为了迫在眉睫的进攻或防御而集结在一起。这样的政治结构最多只能维持一场大胜，就像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瓦卢斯率领的军团那样，但这种现象非常罕见，而且在那次胜利后的几年内，获胜的联盟就不复存在了。相比之下，狄奥多里克只要把两个已经相当庞大的基本单位（潘诺尼亚哥特人和色雷斯哥特人）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出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他面临的政治问题比较简单，涉及的关键决策者要少得多。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共同的纽带，这些纽带来自重要且最终获胜的联合战役，以及维护狄奥多里克在征服意大利后建立的奖赏体系这一共同利益。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支军队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是其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在面对东罗马人入侵意大利时表现得如此坚韧顽强。
就像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一样，所有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军事力量都是在行进过程中形成的新群体，但他们的群体认同并不因此就比意大利哥特人的更短暂。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最终还有法兰克人，所有这些群体都有非常相似的经历，结果也大同小异。他们在罗马土地上竞争的烈火中得到锻造，最初是为了在罗马人的反击中生存下来，但是后来随着中央帝国日益衰弱，他们希望能够在罗马税基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他们的基本单位本来就已经相当大了，而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大，也更加持久。这与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民族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长期的变局为真正庞大而持久的军事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这些人被迫进入政治统一的最后关键阶段时，他们有能力分割罗马的领土。一旦他们开始这样做，罗马中央当局很快会发现税基和它所支撑的军队都在逐渐消失。罗马扩张时期，即使是最大的日耳曼联盟也无法以这种方式对抗罗马帝国的强权。在5世纪，有几个这样的群体在罗马的土地上横行，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中央帝国当局发现再也不可能维持帝国结构的完整了。
5世纪时罗马土地上的日耳曼群体有了新的规模和持久性，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帝国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而这些新群体大体上也足够强大，足以抵挡彼此的不良企图。且不提狄奥多里克511年的举动，在6世纪后罗马时代的西方，没有一个继承国能够调动足够强韧的军事力量，去建立一个长期存在、规模称得上是帝国的国家。巅峰时期的狄奥多里克可以威吓勃艮第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并在西哥特王国被击败时实现对它的直接统治，但无论是他的王国还是他的对手，都同样产生于5世纪时激烈竞争的环境，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兼并足够多的邻国，并建立一个长期看来像是复辟的罗马的国家。因此，在西方重建帝国的第二次重大尝试必须来自旧的西方帝国的领土之外，这并不奇怪。它植根于东罗马，东罗马的资源使任何一个西方继承国相形见绌。当然，东罗马势力一直都存在，但是在468年东罗马舰队战败（那是它最后一次试图维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帝国的存在）之后的两代人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将其对地中海西部的干预限制在很有针对性的外交干预范围内，就像狄奥多里克晚年所经历的那样。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把我们直接引向了查士丁尼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