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狄奥多里克最后的岁月,除了我们的意大利编年史家之外,史料中的沉默是惊人的;但一些学者相信,他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特别是战后古典学研究的巨人之一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他发表了一篇精雕细琢、极具影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脱胎于他20世纪50年代末给英国科学院做的讲座。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狄奥多里克晚年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表面不同,狄奥多里克最初的魅力攻势从未真正奏效。在他看来,意大利—罗马地主精英中间有一条鸿沟,一边是上层等级的官僚机构工作人员(如我们的老朋友卡西奥多罗斯),一边是真正的罗马元老院贵族,前者很高兴地接受了新政权,而后者却从来就没有信服过。叙马库斯和波爱修斯这样的人总是更愿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6世纪20年代,他们被发现与君士坦丁堡有叛逆性的通信,这不过是长期政治失败传奇中的最后一幕。
这个故事很能满足人的情感需求,故事的主角是罗马的贵族,他们的行为就像你可能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拒绝蛮族人的统治,坚持罗马的理想,不管他借了多少件帝国的服饰。我想,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还不太久的时候,这个原有官僚机构与外来征服者愉快合作的故事让人们产生了额外的共鸣。 但是,尽管这个故事在情感上令人愉悦(而且文笔优美),但是当面对所有证据时,它真的难以自圆其说。
波爱修斯的职业轨迹是一个大问题。这位学者兼政治家入狱之前,在为狄奥多里克服务的过程中一度获得巨大的成功。他的岳父叙马库斯和他本人似乎都积极参与了终结阿卡修斯分裂的活动,虽然是间接参与的,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分裂终结正是狄奥多里克所乐见的。因此,狄奥多里克不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有问题,而这正是我们的证据所表明的。522年左右(由于缺乏叙事史料,年代有点模糊),波爱修斯离开书斋,开始担任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行政职务之一——政务总管(magister officiorum)。这个职位极其重要,因为政务总管负责监督其他许多官僚机构,以及朝廷的许多日常工作,比如安排法律听证会,引见外国大使,还要经常出现在统治者身边。如果这还不足以表示狄奥多里克对波爱修斯的喜爱,要知道,波爱修斯的两个儿子都被任命为522年的共同执政官。执政官之位是罗马后期最大的公共服务荣誉,以前还没有任何人的两个孩子同时在这个职位上。狄奥多里克和君士坦丁堡通常各自任命一位执政官,也就是说,这样的安排得到了皇帝查士丁的首肯。
因此,这里没有什么贵族与官僚之分,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完全不存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限资料体现了高级贵族和狄奥多里克政权积极接触的历史与莫米利亚诺的生动描绘大相径庭。首先,他没怎么提到我们的老朋友利贝里乌斯,后者负责在狄奥多里克执政初期为即将到来的军队找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利贝里乌斯是贵族出身,几乎是皇室血统,但他与意大利的新统治者合作得非常愉快。同样重要的是,有许多不同的参与方式。即使在意大利还是帝国西部的一部分的时候,意大利古老的精英家族也认为积极参与政府和行政部门不合乎礼节,实际上也不太常见。有些人这样做了,但这只能说明那些人很有野心。精英们基本上都极其富有,除非他们真的想要参与政治,否则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更广泛的公共生活中不重要。元老等级古老的悠闲(otium)观念意味着不必担任职务和不必从事日常劳作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天坐在家里剥葡萄。元老院成员应该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编辑古老的经典著作,对其进行注疏和讨论,当然他们偶尔也会把自己的作品加进去。同时,由于他们的财富和人脉,他们也成了意大利各地各种团体的赞助人。而且,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元老院本身。作为一个由极其富有的人组成的团体,元老院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团体,虽然它没有现代民主国家中某些同类团体的正式权力。因此,元老院成员的身份就足以使你成为公众人物,在各个层面上与统治者直接接触。
从积极参与的广义定义来判断,在6世纪20年代之前很久,波爱修斯和他的岳父就已经是狄奥多里克王国的活跃公众人物了。很多证据都来自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当然,相关内容的时间跨度仅限于卡西奥多罗斯在任的短暂时期,也就是506/507年到511年,但这只会让它更为突出。在这几年里,波爱修斯负责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为外国统治者(克洛维本人和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关于后者,见前文提到过的著名计时器)寻找外交礼物。在第二次提出这种要求时,狄奥多里克表现出了对波爱修斯的学术活动广泛而详细的了解(当然,狄奥多里克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但他可能会选派一位官员去进行必要的研究)。叙马库斯负责在元老院提起诉讼;有5名元老院成员被任命为顾问,负责审判一些被控有巫术行为的元老院成员,他是其中之一,他自己也审理过一起弑父案。所有这些都说明,叙马库斯与狄奥多里克有广泛接触,狄奥多里克还偿还了他在罗马庞培剧院维修工程中承担的费用,所以当时他显然深受朝廷的青睐。事实上,从抄本注释中我们知道,他也在拉韦纳做了一些文化研究。这条注释没有注明日期,也可能写于奥多亚塞时期,但写于狄奥多里克时期的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它所突出的是,莫米利亚诺在贵族和官僚、罗马和拉韦纳之间做出的区分太绝对了。
高级官僚有的出身贵族,有的因其在任职过程中获得的财富和声望而成为新的贵族,有时,他们会让子女和那些声望很高但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的后代结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事。贵族不仅会和官僚争斗,同样(甚至更有可能)会与其他贵族争斗,因为在争夺最高权力和特权时,他们通常的对手是其他的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一些贵族同僚(不仅仅是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官僚)不仅很乐意对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进行审判,也很乐意在他们倒台之后继续和哥特人合作。这两个人是被他们的元老院同僚定罪的,像利贝里乌斯这样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两个人的倒台而放弃对哥特人的忠诚。
简而言之,无论是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活动,还是我们能够重构的有关总体背景的信息,都无法真正支撑莫米利亚诺关于意大利政治运作的观点。同样也没有证据支持他的其他关键论点。莫米利亚诺认为波爱修斯是因为与君士坦丁堡的叛国通信而被捕的,在这些信件中,他鼓励东罗马人介入,以恢复东罗马对意大利的直接统治。狄奥多里克死后十多年,查士丁的继任者查士丁尼下令入侵意大利,这一事实影响了莫米利亚诺的看法。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的,6世纪3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与20年代完全不同,而且在20年代,军事干预根本不可能。就在519年,查士丁甚至认可了狄奥多里克对继承人的选择。有一部写于6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东罗马编年史,其作者是一名与朝廷有联系的官员,因此他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对当局官方路线的呼应,他谴责阿纳斯塔修斯在508年对意大利的攻击是“对罗马同胞的海盗式袭击”。 一直持不同政见的贵族阶层试图策划一场东罗马的军事干预,这样的重构并不成立。波爱修斯的倒台看起来不太像是贵族长期反抗故事的最后一幕,而像是统治者突然和在他统治期间一直围绕着他的朝中大人物闹翻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关系破裂?它不可能影响到意大利—罗马贵族的全部,甚至也影响不到大部分,因为大多数有嫌疑的人后来还是继续为狄奥多里克工作。有些人甚至从中受益,尤其是卡西奥多罗斯,他在波爱修斯失宠后立即成了政务总管。波爱修斯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的慰藉》,但全书的主旨只是说对他的指控是假的,他之所以被关进监狱,事实上是因为哲学促使他在任期内建立合乎正道的政府形式,这使他在实际上已经高度腐败的朝廷上四处树敌。但是,他没有说明指控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本书并没有让我们更加明白,是什么让狄奥多里克和不久前还关系友好的政务总管波爱修斯发生了不和。
但是,如果你从狄奥多里克晚年的细节和骚动中退后一步,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混乱,那就是继承问题。狄奥多里克把阿马拉斯文塔嫁给欧塔里克,而他们又很快生下了可当继承人的阿塔拉里克,这时,狄奥多里克以为继承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国王自己的长寿起了反作用,因为狄奥多里克活了70多岁,比他选择的继承人活得还久。我们不知道欧塔里克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但应该是在522—523年这段时间前后。事情一下子乱了套,复杂的继承问题扑面而来。阿塔拉里克出生于516年或518年,所以最多只有7岁。对于一个未成年人能否继承狄奥多里克的衣钵,显然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狄奥多里克最终决定他可以。我们不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但史料表明,他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卡西奥多罗斯担任政务总管的时候,我们在前一章中遇到的关于阿马立家族是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的无稽之谈,开始不断出现在他为其主人所写的信中。王朝的延续性是对阿塔拉里克有利的一张牌,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的狄奥多里克一有机会就把这张牌甩出来。但是,如果被选中的继承人缺乏必要的能力来有效履行战争领导人的基本职责,即使是狄奥多里克无可置疑的声望,也不足以保证其平稳继承。
我们也不知道狄奥多里克在全力支持阿塔拉里克之前,是否考虑过其他可能性,但别的人肯定考虑过。也许最明显的其他人选是狄奥多里克的外甥狄奥达哈德(Theodahad)。他已经成年,在阿塔拉里克统治初期得到了一大笔钱,因为他一直很“服从”。这种“服从”很可能是指在狄奥多里克去世之际,他没有以继承人的身份站出来,而当时的形势确实动荡不安。例如,卡西奥多罗斯告诉我们,围绕阿塔拉里克的继承问题,哥特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利古里亚(Liguria)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可以想象,这是为了拥护不同的继承人。其他人则把目光投向别处。有位高级贵族叫图鲁因(Tuluin),他在战场上已经名声大振,同样因为支持阿塔拉里克继任获得了重大奖赏,其中包括贵族这个荣誉头衔,他由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头衔的意大利哥特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这个荣誉的是像埃提乌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5世纪30—40年代为维系西罗马的统一付出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图鲁因还收到一封信,信中明确地把他比作哥特历史上伟大的英雄格西蒙德。身为胡尼蒙德之子,格西蒙德选择支持阿马立三兄弟建立权力基础,而不是继续战斗,他的哥哥托里斯蒙德和侄子贝里蒙德则与他分道扬镳,继续保持独立(见前文)。显然,图鲁因所做的与其相似,也就是说,他没有强求自己的权利。《信札》表明,人们一度考虑过阿马立家族之外的继承人。
在西班牙,欧塔里克之死的后果也开始显现。选择欧塔里克的一个原因是,西哥特贵族出身的他可以保持狄奥多里克通过驱逐基萨里克而获得的广阔疆域的统一。但阿拉里克二世还有一个儿子阿马拉里克,他是狄奥多里克自己的外孙,为他的女儿提奥得哥多(Theodegotho)所生。在狄奥多里克的传位方案中,这个外孙无足轻重,他甚至派了一个名叫提奥迪斯(Theudis)的亲信到西班牙,以确保没有人利用阿马拉里克来挑起事端。然而,欧塔里克死后,提奥迪斯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西班牙娶了一位罗马豪门女继承人,用她的钱维持了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私人军队。在欧塔里克离世造成的不确定形势下,提奥迪斯越发独立行事,断然拒绝了拉韦纳的几次传唤。他不是要辅佐阿马拉里克,而是积极推动自己的事业,将自己定位成未来国王背后的掌权者,最终他如愿以偿。狄奥多里克死后,意大利和西哥特王国被重新划分,阿马拉里克继承了西哥特王国。但这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才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批准的。对此,我们在东罗马的主要信息来源——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说得相当明确:这一分裂是阿塔拉里克和阿马拉里克在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达成的一致,而不是老国王想要的。就提奥迪斯而言,他不服从命令,并非出于对年轻主子的某种忠诚,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阿马拉里克死后,他继承了西哥特的王位,并在位达17年之久。
简而言之,欧塔里克的死让狄奥多里克陷入了与即将任满离职的总统类似的境地。70岁左右的狄奥多里克已经当不了几天国王了,很难让人人都继续对他俯首帖耳。朝廷上的主要成员都忙着盘算谁会成为合适的接班人。担心失去当前收益的人都在寻求向能让他们放心的人提供支持,发展得不太好的人则试图找到能够扭转他们命运的人。在更远的西班牙,如果狄奥多里克的朝廷没有如此混乱,提奥迪斯是绝对不敢如此公开地攫取权力的。他不是唯一一个嗅到机会的局外人。522年,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处决了他的儿子和前继承人塞格里克(Sergeric)。塞格里克是西吉斯蒙德和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奥斯特罗哥塔(Ostrogotha)的儿子,他被处决之时其母刚刚去世,西吉斯蒙德这么做,部分是为了摆脱狄奥多里克霸权的影响。523年,色雷萨蒙德死后,新的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杀死了和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一起留在北非的哥特军队随从,并将阿玛拉弗里达抓了起来。她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在这两个事件里,都有狄奥多里克家族成员的适时死亡,欧塔里克之死和狄奥多里克朝廷的瘫痪也是重要因素。两个不情愿受狄奥多里克控制的卫星国都欣然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中一个成功了,另一个则失败了。据说在526年夏天,一支舰队做好了征伐汪达尔王国的准备,但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这支舰队并没有起航,所以希尔德里克也就没有受到惩罚。勃艮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权力传给了西吉斯蒙德的弟弟戈多马尔(Godomar),在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干预下,戈多马尔保住了其王位,但图鲁因将普罗旺斯更多的领土从勃艮第统治中分离出来,并入了狄奥多里克的领地,为他潜在的候选资格增添了光彩。老国王至少心满意足地看到傲慢的勃艮第人得到了某种惩罚。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旧秩序将亡时的血腥味还吸引了一条更大的“鲨鱼”前来参加狄奥多里克政权的最后仪式,它就是君士坦丁堡。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都试图通过与东罗马结盟来巩固他们从拉韦纳独立的新主张。这些都被欣然应允。与此同时,在容忍这些群体一个多世纪之后,查士丁的政权开始迫害居住在其境内不信奉《尼西亚信经》的基督徒,他们与狄奥多里克和他的哥特人有同样的信仰。狄奥多里克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轻视,威胁说要对意大利的天主教徒采取反制措施。这似乎是老国王的过度反应,但有件事说明情况并非如此。查士丁的政权拒绝给予狄奥多里克最终选择的继承人阿塔拉里克与其父亲一样的认可。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卡西奥多罗斯在阿塔拉里克登基后不久,就代表他的新主人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阿塔拉里克像他父亲一样被收为侍从义子。我毫不怀疑这符合狄奥多里克的要求,他很可能在欧塔里克死后、他自己去世前一两年很快就做出了选择。这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查士丁的政权故意拒绝了昔日盟友的请求,虽然后者的斡旋帮助结束了阿卡修斯分裂。这种立场只能意味着,它是在试图加剧导致狄奥多里克朝廷瘫痪的政治动荡,鼓励所有想削弱他权力的人动手。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导致教宗若望在狄奥多里克的监狱里去世的原因。很明显,尽管据说教宗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了许多赞美和掌声,但他这次出使并没有实现狄奥多里克想要的目标。在这个阶段,狄奥多里克最有可能想要的让步是东罗马人承认他的继承人,但这并没有实现。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这位老哥特人对突然爆发的宗教迫害的愤怒。宗教迫害,再加上东罗马与叛乱的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结盟,不承认狄奥多里克的继承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是,6世纪第二个10年后期所有的友好都毫无意义。机会一出现,两面派的东罗马人就原形毕露,他们不再是盟友,而是尽其所能削弱狄奥多里克的权力和威望。虽然没有任何记录,但我怀疑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为入侵意大利做准备。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君士坦丁堡开始认真考虑将意大利并入其直接统治之前,还有很多偶然的事件会发生。在我看来,东罗马人想做的,更有可能是在王国的精英政治圈内散布足够多的不和,以瓦解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超级国家,并将西哥特王国从拉韦纳的统治中分离出来。这完全说得通。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无论是谁在拉韦纳掌权,都没有比这更能削弱其力量的单一行动了。而鉴于西哥特王国是最近才并进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
波爱修斯及其岳父恐怕最终正是在这张充满欺骗的大网中落入圈套的。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太过含糊其词,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他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可怕的命运。他在君士坦丁堡确实有很强的人脉,因此,也许像教宗若望一样,他也与查士丁的决心相冲突,后者拒绝承认新继承人的人选,以便在意大利王国挑起尽可能多的麻烦。波爱修斯有这些人脉,因此狄奥多里克很可能希望自己的政务主管能够帮他获得想要的认可,这种认可将有助于确保阿塔拉里克的继任,并再次稳定拉韦纳的政局。这种认可没有到来的时候,国王的愤怒是无情的,波爱修斯的境遇有点像没能帮助亨利八世实现那场著名离婚的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
我认为,这种重构是完全可能的,但还有另一种更具体的可能性。波爱修斯说过,他的垮台是由于狄奥多里克的政权拒绝了哲学对统治艺术的良好教导。就像其他人之前提出的那样,这可能是一种暗示。因为,在欧塔里克死后众多可能的王位候选人中,狄奥达哈德对新柏拉图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也碰巧知道他和波爱修斯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可能与红衣主教沃尔西不同,波爱修斯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在欧塔里克死后的激烈政治斗争中,他站错了队。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波爱修斯被卷入了这场矛盾。继承问题是狄奥多里克最后几年里最重要、最混乱、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波爱修斯肯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