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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的统治，完整的叙述无法重构。卡西奥多罗斯已经佚失的《哥特人史》中最初有哪些内容，很难说。这本书诞生于6世纪20年代初国王在位的最后几年，多达12卷，肯定带着得意扬扬的基调。但我们不知道每一卷有多长，而约达尼斯选择了将其中涉及狄奥多里克成年后活动的内容排除在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归来以及473年向塞萨洛尼卡挺进之前发生的事件，但对于其后53年的历史，他的叙述拼拼凑凑，只讲述了很少几个亮点。接着是对狄奥多里克死后事件（不可能出自卡西奥多罗斯的原作）同样简短的总结，最后以维提吉斯在540年的投降作为结尾。
这次投降把卡西奥多罗斯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同样也是这次投降让他开始《信札》的写作。在记录这次投降时，约达尼斯做了如下评价：
一个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著名王国和勇敢民族，在延续了差不多2 030年之后，终于被战胜了。
2 030这个数字非常奇怪，实际上，它只可能推算自对所谓哥特王国建立2 000周年纪念的记录。540减去“差不多”30，大概相当于510年，在卡西奥多罗斯已经佚失的历史作品的时间范围内。事实上，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约达尼斯在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中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周年纪念，尤其是因为卡西奥多罗斯在写作其历史时已经确定了自己计算年代的形式，他之前刚刚创作了一本世界编年史，一直写到519年。因此，从为哥特人发明这样一个盛大的周年纪念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同样重要的是，当你回到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可以重构的那部分时，就这个最庄严的纪念日而言，也只有一个可能的时间。要想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深入《信札》中我们面对的双重形象塑造的背后：随着6世纪30年代末期哥特王国的瓦解，卡西奥多罗斯非常需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狄奥多里克最初宣称的“罗马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我不相信所谓的哥特人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个说法同样来自《哥特史》，卡西奥多罗斯的历史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于狄奥多里克的外交政策，最初阅读《信札》给人的印象是，他简直是一个铆足了劲的挪威和平使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沉迷于外交联姻。他本人娶了克洛维的妹妹；他还拥有许多女性亲属，而且不怕利用她们。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嫁给了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国王或王子。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建立一个以阿马立家族为中心的家庭和谐网络，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利于国际和平呢？
他在处理当时的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也颇有成效：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东问题，而是高卢问题。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那时的高卢并不是像恺撒发现时的那样分成三部分，而是分成四部分。这里的支配力量是西哥特王国，它控制着从卢瓦尔河谷向南的一切，除了形成勃艮第王国核心的罗讷河中上游，罗讷河进入地中海的下游地区，即现在法国的里维埃拉（Riviera），也掌握在西哥特人手中。高卢最东北的地方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而从苏瓦松向西的全部地区都处于当地某个多少算作罗马军队的势力的控制之下。
几十年后，在狄奥多里克如日中天时，势力大幅壮大的法兰克人对既有局面构成了挑战。正如我们所见，这与狄奥多里克王朝崛起的过程很相似。在法兰克人这里，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这对父子，尤其是儿子，联合了许多以前独立的战团，建立了空前庞大的权力基础（见前文），公元6世纪的前10年，他们忙着重新绘制后罗马时代西部的地图，尤其是高卢。此时，西北地区的罗马各部族早已被征服，而法兰克人也在向南部的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施加压力。克洛维还盯上了勃艮第人东北方的邻居阿勒曼尼人（Alamanni）。这一切在505年左右达到了高潮，当时克洛维先是打破了阿勒曼尼人的独立，然后对西哥特人形成包围之势，迫使勃艮第人成为他的小帮凶。507年，爆发了著名的武伊勒（Vouille）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西哥特军队被粉碎，他们的国王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被杀。根据法国的民族神话，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法国的疆界就此形成，分裂的高卢变成了统一的法兰西。
从这一年起，《信札》保存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些信件是狄奥多里克为了维护那个时代的和平而写的，虽然大大提升了他的历史声望，但是他这方面的努力却付诸东流。空气中可能弥漫着战争的味道，但狄奥多里克并没有被吓倒。在写给姻亲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的信中，他说：
不要让盲目的怨恨蒙蔽你的理智。自我克制对长远有利，有助于部落的存续。而愤怒往往会引发危机。只有当正义在对手那里找不到立足之地时，诉诸武力才会有用。
对于夹在中间的勃艮第人的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他在信中既有训诫，又有恳求：
伟大的国王（克洛维和阿拉里克）不应该在他们之间挑起令人遗憾的争执，他们自己的不幸也会伤害到我们。因此，请你出于同胞之情，在我的协助下，努力恢复他们的和谐。
对于强大的克洛维，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知道我忽略了你们之间的纷争，你会怎么看我呢？不要打仗了，你们中间总有一个会落败而自取灭亡……我已经决定差遣我的使者到阁下那里去。我也借着他们送信给你们的兄弟和我的女婿阿拉里克，无论如何不能让外邦人的恶意在你们中间播撒纷争的种子。你们应该和平共处，通过朋友的调解，结束你们的争端……你应该信任为你的好处而欣喜的人，因为把别人引向危险道路的人肯定不会是一个诚实的顾问。
也许这一切最终都是徒劳的，但《信札》中的狄奥多里克无可挑剔，他派遣和平使者拿着他写的信穿梭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宫廷，竭力避免即将到来的摊牌。事实上，把这些信与本书开头他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那封不同寻常的信放在一起，一幅几乎无法抗拒的迷人画像就浮现了出来。狄奥多里克就这样名垂青史，作为一名曾经的罗马人质，在君士坦丁堡的10年里，他深受罗马价值观的影响，在此后的生涯中，他试图在一群接管罗马帝国西部其他区域的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中间维持秩序。
但是，我们面对的依然是狄奥多里克对他的政策及其动机的自我表述。如果现代政治史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它一再强调，你绝不能不加审视就接受任何政治领导人的自我展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狄奥多里克书信中的一小部分，卡西奥多罗斯认为，这部分书信能够最好地展现他对这位国王及其继任者的服务。我们已经有了两个需要谨慎的理由。而且，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相对于罗马的价值观，年轻的狄奥多里克总是对追求罗马的金钱更感兴趣。因此，从整体上看，有关高卢危机的证据表明，此时狄奥多里克的外交政策远不像《信札》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和平，对此我们应该不至于感到惊讶。
回头说他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程度的颠覆：狄奥多里克的权力和整体的“罗马精神”直接来自上帝，而不仅仅来自他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的岁月，这让他和东罗马的皇帝一样合法，一样是适当意义上的“罗马的”皇帝，并且也和东罗马的皇帝一样，凌驾于其他统治者之上。在提出这些初步观点后，信中继续说：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派遣使节前往无上仁慈伟大之陛下那里，使因种种原因而被破坏的和平，通过消除我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得以牢固地恢复。因为我们认为你不会让两个国家（东罗马和西罗马）之间存在任何不和。毕竟，在古代君王的统治之下，两者曾经结为一体。两者的联合不应该仅仅建立在同胞之情的基础上，而是应该竭尽全力，互相帮助。在罗马王国里，应当只有一个意志，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在恭敬地向你致意的同时，恳请你不要剥夺我们对你的温和之情的崇高敬意。如果你的温和之情从来没有给予过别人，我们有权希望得到它。
就这样，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张缴款通知单。因为狄奥多里克掌管着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国家，所以君士坦丁堡应该与狄奥多里克建立和平和谐的联盟。哥特人的“罗马精神”已经成了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用来抨击皇帝，以结束所有的争端。
狄奥多里克没怎么掩藏自己的锋芒，证据表明这不是孤例，事实上，这是他与君士坦丁堡关系中的常态。例如，学者们花了大量笔墨，试图弄清楚在488年或489年把狄奥多里克送到意大利的协议的本质。这反映了史料方面的一个基本分歧，读过之前的内容后，我们已经可以料到分歧点在哪里了。东方的史料强调了皇帝芝诺的主动性，认为狄奥多里克是作为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的下属去统治意大利的，而西方的史料（许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狄奥多里克的宫廷）则强调了狄奥多里克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个外交协议旨在解决眼前危机，要知道当时有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哥特人等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像许多意在解决眼前危机的协议一样，这一协议之所以难以明确，正是因为它仅仅想在短期内把双方的分歧糊弄过去，指望着双方经历一段时间的和平之后，长期内不会再想重燃战火。协议从一开始就是敷衍，在意大利成功掌权之后，狄奥多里克便开始坚定地就协议条款重新谈判了。
我们知道，第一个使团早在491年就到了芝诺那里，第二个使团在492年芝诺去世后到了阿纳斯塔修斯那里，但完整的协议是在497年或498年第三个使团赢得了君士坦丁堡的让步之后才签署的，其中的条款包括向拉韦纳送皇家服饰。
意大利发生的情况远不止于此。我们已经提到，在正式的场合，总是会有仪式性的大声欢呼，不但欢呼的是狄奥多里克的名字而非东罗马皇帝的名字（以前可能是），而且狄奥多里克的雕像也被放置在尊贵的位置，东罗马皇帝的雕像则被放到了他雕像的左侧。当然，能有雕像就已经不错了，但是东罗马皇帝希望自己的雕像能够放在右侧。此外，狄奥多里克还赢得了或者说霸占了授予罗马国家主要荣誉的权利，如决定执政官的提名、贵族的任命和元老院成员的人选，他还对罗马贵族和天主教会的要人都拥有完全的法律权力。
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阿纳斯塔修斯在498年明确同意的，又有多少是狄奥多里克自作主张的。但是皇帝显然同意了很多，因为皇袍被送去了，狄奥多里克提名的执政官人选在东方得到了承认。还有十分重要的另外两点我们可以绝对肯定。首先，这些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狄奥多里克用进攻性的外交手段争取来的，也就是《信札》里那封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透露出来的外交手段。其次，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外交让步，加上狄奥多里克方面的自作主张，说明了一件事，而且只能是一件事：从498年起，狄奥多里克就开始享有西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身穿皇袍，住在一座仿照君士坦丁堡风格建筑和装饰的宫殿里。正如他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述，狄奥多里克显然在君士坦丁堡学会了如何作为罗马人进行统治，而且是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皇帝，而不是作为一个下属。再思考一下，很快就清楚了，不仅仅是他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狄奥多里克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运作的，即使在他看起来在从事穿梭外交时也是如此。
最早感受到狄奥多里克威力的外邦势力是非洲的汪达尔人。在奥多亚塞时代，汪达尔人对西西里保持了部分控制，并以不再对其发动攻击为前提榨取保护费。早在491年，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就在那里打败了汪达尔人，因为汪达尔人企图利用狄奥多里克对奥多亚塞的战争浑水摸鱼。这导致汪达尔人放弃了对西西里财富的控制，大约在公元500年，两个王国缔结了婚姻联盟。一笔丰厚的嫁妆，连同新娘——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Amalafrida）一起，被送给了汪达尔国王色雷萨蒙德（Thrasamund），但这位东哥特公主的送婚队伍是一支据说由5 000人组成的军队，其中一些人在婚礼结束后留了下来。婚姻双方并不平等。大约10年后，狄奥多里克发现色雷萨蒙德在积极支持他的一个对手。非常“失望”的哥特国王写信给他的妹夫：
我们相信，在这件事上，你不可能同你的妻子商量过，因为她既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哥哥受到伤害，也不会愿意看到她丈夫的名誉因为这种可疑的阴谋而受到玷污。我们已经派出了大使……他们将与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色雷萨蒙德回复后，狄奥多里克写了另一封存世的信：
你这位最通达的君王已经证明，聪明人知道怎样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像畜生那样固执己见。你以最高贵、最真诚、最像国王的方式自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并衷心接受你从这罪恶中得到的净化。至于你送来的礼物，我们心领了，但是不能接受。请你将其归还你的府库，好叫人看出，我们发怨言原是因为热爱正义，而不是因为贪图钱财。
这一交流完美地表明了此时意大利和北非之间关系的性质。色雷萨蒙德俯首听命，马上试图通过送礼来重新获得狄奥多里克的好感，但是狄奥多里克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在送礼的语言中，把礼物退回去，不管说得多好听，总是一种蓄意的侮辱。狄奥多里克在警告色雷萨蒙德，汪达尔王国依然处于以观后效的状态。
狄奥多里克下一个有记录的扩张行动发生在504—505年，他在多瑙河中部地区扩大了王国的疆界。他从奥多亚塞那里继承了达尔马提亚的部分地区和萨维亚（Savia）行省。通过一场针对特拉塞里库斯（Trasericus，他父亲在488年年末试图阻止狄奥多里克进军意大利时被杀）的格皮德人而精心策划的战役，他得以兼并古罗马的第二潘诺尼亚行省及其主要城市——前帝国首都锡尔米乌姆（Sirmium）。狄奥多里克并没有从与君士坦丁堡的冲突中退缩。阿纳斯塔修斯并不乐见哥特人日益强大，他组织了一支主要由保加尔雇佣兵组成、由一位帝国将军领导的军队进行干预。这支军队也被狄奥多里克打败了。
因此，即使在征服意大利之后，狄奥多里克也远非一位和平缔造者。对君士坦丁堡的侵略，对汪达尔人的支配，在多瑙河中部的扩张，尽管叙事来源零碎而简短，但足以证明狄奥多里克并没有仅仅因为活动中心的转移和开始雇用一流的政治化妆师，就改变他的本性。这一记录也证明，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已经完全融入意大利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更仔细地看，与506—507年高卢危机有关的信件记录也表明，狄奥多里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致力于和平。
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无疑是狄奥多里克的主要盟友。在对抗奥多亚塞的战争中，西哥特王国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兵力。在现存的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狄奥多里克对西哥特王国的支持是不认真的。然而，细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给贡多巴德和克洛维的信件总体上并不像个别语句所显示的那么柔和。勃艮第国王受到了这样的严词警告：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亲属卷入血腥的战争，我们的恶意将受到谴责。我对你的感情绝对是真诚的，我们两个是团结的，你若为自己的缘故行了什么恶，让我伤心，那你的罪过就大了。
事实上，在整部《信札》中，狄奥多里克对贡多巴德的语气总体上是居高临下的。即使是赠送两个计时器（一个日晷和一个水钟）这个表面上友好的举动，也可能成为大肆展现优越性的场合：
在你的祖国拥有你曾经在罗马看到的东西吧……在你的统治下，勃艮第人要学会细察最具独创性的器具，赞美古人的发明……通过他们的发明区分一天的各个部分，精确地确定时间。如果这种区分不为人知，生活的秩序就会变得混乱。实际上，通过肚子的饥饿来感知时间，那是野兽的习惯，它们不理解那种显然是赋予人类的东西。
前面说过，根据古典时期的文化观念，是理性把真正的人类和那些仍然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无知中的人区分开来。即使在送礼物的时候，狄奥多里克也摆出要在文化上帮对方一把的姿态，强调勃艮第人仍然像笨拙的动物一样。贡多巴德的宫廷里还是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的，尤其是维也纳的阿维图斯主教（Bishop Avitus），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这种蓄意的侮辱。
勃艮第人被敦促利用他们的斡旋来帮助维持和平，而且，狄奥多里克还在一定程度上命令他们，不要偏离他的路线而站到克洛维一边。至于克洛维，他太强大了，不能像对贡多巴德那样对他颐指气使，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能够避免受到责备的程度：
神圣的亲属法（与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统治者的姻亲关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在君主中生根的：使他们精神宁静，带来人民渴望的和平……考虑到这一切，我很惊讶你的精神被琐碎的事情所扰，竟然想投入一场最严酷的斗争。
接着是一个警告：
你的勇气不应成为你的国家意料之外的灾难，因为国王对小事的嫉妒是一件大事，对他们的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
克洛维面临的是什么灾难呢？可能是他会被西哥特人打败，因为战争的结果往往没那么简单，但也可能是狄奥多里克会亲自干预。事实上，狄奥多里克并不介意警告克洛维；大约一年前，克洛维威胁要把一些战败的阿勒曼尼人赶到意大利时，狄奥多里克就警告过他：
请接受一个在这类事情上有长期经验的人的忠告：我那些最后比较有节制的战争结果都很好，因为只有懂得在一切事情上克制自己的人才是永远的胜利者。……请温柔地听从我的指导……这样，就会有人看见你满足我的要求，你就不用为你知道会影响到我的事情挂虑了。
当然，这比对贡多巴德说的话更圆滑，但传达的信息却很清楚：克洛维最好能够保持克制，否则狄奥多里克就会介入，而作为一个自我克制的人，他还没有打过败仗……
这些书信的潜台词不足以证明狄奥多里克挑起了这场危机。他似乎真的在努力避免其发生。不过，在语气上，他给克洛维和贡多巴德的专制而傲慢的信件远谈不上是调停，也不可能被很好地接受。因此，就算他不是在煽动战争，他也不是在竭力避免战争。同时，他还向挑衅者指出，如果自己被迫加入，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事实证明，这场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狄奥多里克本人。这通常被忽略，因为克洛维王朝和法兰克人注定要彪炳史册，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看到。但即使从我们现有的支离破碎的叙述看，狄奥多里克所取得的成就也已经足够绚丽多彩。但并不是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507年，东罗马人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动海上突袭，阻止了狄奥多里克前来支援阿拉里克。实际上，这突出了那封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的全部和最后一层含义。狄奥多里克对协议进行了激烈的重新谈判，还击败了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尔雇佣军，受够了的君士坦丁堡当局与克洛维结成了联盟，在盟友与西哥特人作战的时候，让哥特人无暇他顾。克洛维战胜了阿拉里克，这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是故事的结局。508年，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冲出意大利，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军队（贡多巴德没有理会狄奥多里克的警告）都被击退了，尽管法兰克人确实获得并保留了对阿基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事情远没有结束。
武伊勒战役的失败使西哥特王国陷入一片混乱。权力先是落到了阿拉里克的儿子基萨里克（Gesalic）的手中，他是阿拉里克在与狄奥多里克的女儿结婚之前和别人生的。击退入侵者并保住新的、缩短了的边界之后，狄奥多里克终于准备行动了。511年，他的指挥官们把基萨里克赶出了王国（色雷萨蒙德对逃亡者的支持导致了那次书信往来，之后如我们所见，可怜的汪达尔人不得不卑躬屈膝）。有人说狄奥多里克之所以发动这场政变，是为了支持他女儿与阿拉里克二世的儿子，即阿马拉里克（Amalaric）。然而，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狄奥多里克所做的，是把两个哥特王国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进行统治，一个是他自己在意大利的王国，一个是位于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的王室财富被运往拉韦纳，狄奥多里克控制了记录西哥特军人名单的登记簿。在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中，一封与此有关的信（只有一封，因为卡西奥多罗斯正是在511年卸任的）表明，西哥特王国政府管理的问题是由拉韦纳集中处理的。
因此，毫无疑问，511年是卡西奥多罗斯为纪念哥特王国建国2 000周年而挑选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凭借军事力量，狄奥多里克现在已经直接控制了意大利、地中海高卢、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海岸，以及多瑙河中部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在他的干预结束时，他也在对汪达尔王国行使霸权（尽管色雷萨蒙德显然对此深恶痛绝），甚至可能还对勃艮第人行使霸权。简而言之，到511年年底，一个地位中等的哥特战团领袖的儿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挥着西罗马故地三分之一到一半地区的事务，他对后罗马时代西方的统治是无可匹敌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年份来盛大（即使完全是在名义上）纪念哥特力量的崛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