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有时被归因于情感因素：一种对帝国一切事物的深刻尊重。但是，这并没有恰当反映出狄奥多里克在营造其意大利政权的公开形象时的深思熟虑。这也与狄奥多里克在巴尔干时的形象不符，那时，如有必要，他就会与东罗马正面对抗。他之所以渴望与君士坦丁堡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要再多想想，就能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狄奥多里克坚持罗马精神，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坦率地说，是一种野心勃勃并且非常实用的策略。
借用罗马统治的意识形态，狄奥多里克掌握意大利统治权的行为就有了一层语言和仪式的外衣，其罗马臣民（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立刻就可以理解，他的政权在众人面前也获得了一个特别可靠的基础。这样，人们就更容易对他在意大利着手建立的政权做出积极回应，这对双方都有明显好处。以天主教教士为例，狄奥多里克声称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也照此行事——比如，对罗马主教表现出近乎夸张的尊敬——这样一来，教士就能在会议祈祷时明确接受他的说法并以报之以恭敬。教士们得以保留他们在基督教帝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积累起来的所有利益，包括土地、收入、权利和由此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要求获得新的利益。就这样，狄奥多里克从教士的认可中获得了额外的合法性，甚至对教会这个强大的机构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在像教宗选举这样的重大事件中，他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公平行事。从同时代非洲的汪达尔人那里，可以看到不和教会互相示好的危险。汪达尔人的统治者与狄奥多里克属于同一个基督教分支，但他们的国家和教会却冲突不断，汪达尔人有时会迫害天主教徒。在关系最糟糕的时刻，他们之间的冲突使王国实际上陷入内战，特别是在484年，给天主教会的建筑和收入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不用说其在王国大部分地区的声望和影响了。这种冲突不仅使汪达尔国王难以与天主教教士保持良好关系，而且还破坏了他们与一些较富裕的罗马臣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他们大多是天主教徒。在这样的冲突中没有赢家。
狄奥多里克精心设计的自我展现也意在赢得意大利社会世俗精英的心。世俗精英包括一些大家族，其数量相对较少，却控制着王国的财富。和天主教会各机构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之上。这些土地为他们提供了财富，也让他们得以主导当地的政治和行政。事实上，在帝国统治下，正是因为他们愿意从自己庄园的农业活动中，以及从佃户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那里收税并交给国家，才支撑起了整个帝国大厦。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大可以用强力迫使人交税，但税收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成功收税，人们的同意是很重要的。在罗马帝国，税收是国家从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手中买来的，国家给他们好处，部分是通过授予官职，但更根本的是通过法律体系。由于人数相对少，拥有的财富却很多，罗马的地主精英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比他们不幸得多的人的攻击。如果把所谓理性、受神启示的社会秩序之类的胡扯放到一边，我们就会看到，罗马法其实就是定义和保护财产权的。因此，国家创造和国家支持的法律体系是现有精英阶层社会主导地位的基本支柱。这确实是一种基本的交换条件，使他们愿意征收和缴纳税款。
在这方面，狄奥多里克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坚定的罗马精神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罗马法的延续做出了基本的承诺。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向意大利的罗马精英们（更不用说那些更富有的教士）明确保证，在新的政治时代，他们仍可保有自己的地产。旧的协定将受到新管理者的尊重。这也远不仅仅是因为狄奥多里克的惰性。在与奥多亚塞的斗争中，他一度威胁要取消所有那些没有积极支持他的罗马地主的遗嘱权。受影响的人将失去把财产留给他们选择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将面临实际上的剥夺。最终，在米兰主教埃佩法尼乌斯（Epiphanius）领导下的使团面前，狄奥多里克做出了让步，地主们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
我怀疑狄奥多里克并没有真的打算实施这一政策，至少不会全面实施，但这一威胁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即如果新国王愿意，他是可以做些事的。对意大利的罗马地主来说，威胁的提出和撤销清楚地表明，积极参与新政权的政府结构是非常明智的。
它还帮助狄奥多里克解决了执政初期无法避免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大问题。关于这位意大利的新统治者，有一点显然不是罗马的，那就是他从巴尔干带来的军队。其中一些人，尤其是以前的色雷斯哥特人，长期以来一直领取罗马帝国的薪饷。但是在反叛时，即使是色雷斯哥特人同盟也没有表现出正常的罗马军队的样子，而狄奥多里克带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鲁吉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没有罗马血统。到了493年，一些军队已经跟了他近20年。在此期间，他们行军数千里，战斗无数次，在一些主要战役中幸存下来，包括进入意大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战役。自始至终，狄奥多里克都无法简单假定其追随者是忠诚的，而是不得不去赢得他们的忠诚。他父亲一死，哪怕是老部队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忠诚，他也要去努力维持。5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赢得大部分色雷斯哥特人的支持，同样的问题又发生在意大利，鲁吉人见风使舵，倒向他们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一方。如今，在他的种种努力之后，他的军队赢走了头奖，获得了意大利及其所有的财富。这个巨大的成功让军队过去的忠诚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通过惊人的武力和耐力，他的人完全控制了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他的追随者自然期待获得充足而适当的回报。
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问题。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狄奥多里克不能有丝毫吝啬。不能按照追随者的期望来做出回报的中世纪早期统治者往往活不长，而且会死得很惨。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财富只有一种基本的形式：土地和土地的产出。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意大利—罗马的地主精英们（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能够规规矩矩，那么其他事情就太好办了。然而，狄奥多里克的战士们需要报酬，而如果不从既有意大利精英们的地产中拿，要去哪里获得必要的资金呢？
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事态就可能完全失控。发生在意大利的奖励过程并没有失控，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早已熟知，甚至意识不到当时的情况有可能引向灾难性后果。失控的可能的确是存在的。《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生动呈现了当胜利的军队不受约束地夺取土地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在黑斯廷斯战役后的20年里，几乎在整个英格兰，诺曼贵族和他们的追随者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主。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军队不仅比威廉的更加庞大，而且在后罗马时代的西部，在军事化入侵者的控制下，其他地方的罗马地主在5世纪90年代就已在走向灭亡（同样，尤其是在不列颠群岛）。
狄奥多里克的政权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在《信札》中几乎没有讲述。部分原因是，在507年卡西奥多罗斯担任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位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完成。因此，我们对此事的细节知之甚少。然而，解决方案的主要轮廓基本上还是可以拼凑出来的。卡西奥多罗斯告诉我们的两件事都很重要。第一，狄奥多里克任命了一个罗马的负责人来帮他寻找解决办法，他就是彼得勒斯·玛策林·费利克斯·利贝里乌斯（Petrus Marcellinus Felix Liberius），常被简称为利贝里乌斯。他来自罗马旧地主和元老院成员的家庭，他的贵族血统毋庸置疑。他在奥多亚塞手下开始从政，因为在旧主去世之前拒绝投靠狄奥多里克而受到褒奖。直到奥多亚塞在拉韦纳宴会厅的地上倒成一堆（如果我们掌握的史料没错的话，应该是两堆），利贝里乌斯才投奔狄奥多里克。他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全面负责将军队安置在意大利的乡村。第二，卡西奥多罗斯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哥特军队获得了适当的财富，而罗马人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损失”。同样的提法再次出现在执事恩诺迪乌斯写给利贝里乌斯的信中，前者长期在狄奥多里克朝廷的边缘晃荡，以寻求好处。所以这显然是狄奥多里克政权官方的说法。
然而，高压政权（即使是古代的）的官方说法不一定与现实有多大关系，那么对于利贝里乌斯的做法，我们究竟知道多少呢？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他的任务更具体了，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复杂，因为狄奥多里克不能将他的武装追随者分散在意大利的各个角落，毕竟这是其军事力量的基础。6世纪30年代晚些时候，东罗马军队入侵意大利。他们发现哥特人集中聚居在东北和西北部、拉韦纳周围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穿过亚平宁山脉从拉韦纳到罗马的要道两边。这样的分布非常合理，覆盖了所有可能从北方进攻的主要路径、东罗马从海岸东方进攻的主要路径，以及王国两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键通道。
定居点集中地以外的地区是最容易处理的。这些未受影响的地区中正常税收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给军队作为进一步的支持，被用作现金补助（被称为捐赠），定期发给处于参军年龄的合格男子。用拉丁官僚惯常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话说，这些地区是“三分之一区”（tertiae）。此外，东罗马的史料坚持认为有土地授予现象，这也很有道理。近年来，有人极力否认在5世纪90年代有土地转手的情况，但这些都建立在默证的基础之上，即罗马地主并没有抱怨土地被剥夺。但是，关于狄奥多里克的统治，现有的相关史料全是官方的，因此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抱怨，虽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卡西奥多罗斯和恩诺迪乌斯所重复的官方的说法，也没有说罗马人没有遭受损失，只不过损失不太大而已。如果连官方史料都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接受它。5世纪90年代中期，的确有所有权易手的情况。
利贝里乌斯和他的团队究竟是怎样找到必要资源的呢？在军队的具体驻地，各个地方的情况各不相同。一方面，不同规模的军队驻扎在不同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些群体中有一些已经有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此外还有两个等级的武士和没有武装的奴隶。似乎不同的武士等级有资格获得不同的土地分配，也许在法律上和数量上都是如此；奴隶们似乎不太可能得到任何东西。然而，利贝里乌斯一直知道的是，每个地区有多少土地（以其产生的年收入衡量，而不是以其面积），以及谁拥有这些土地。正是为了征税，晚期罗马帝国保存了这些信息的详细记录，我们知道这种官僚结构在奥多亚塞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因此，对于利贝里乌斯来说，所有必要的基本资料都是可以得到的，而这就是他发挥政治技巧的地方：平衡哥特人的所得和罗马人的损失，尽可能让双方都满意。在这方面，他很有创造力。
他各种解决方案的细节已经完全无迹可寻，但可供他选择的方案还是可以重构的。在有些地方，这项工作可能并没有那么困难。奥多亚塞在476年开始统治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罗马帝国的轨道，税收收入已不足以像往常那样支持帝国军队，而这正是意大利军队容易叛乱的原因。奥多亚塞的一些部队被狄奥多里克重新雇用，但有些没有。至于那些没有被重新雇用的队伍，它们的所有物就成了不需要付出政治成本就能得到的资产。从政治角度来说，另一种低成本的土地储备是属于城镇和各种自治机构（澡堂、行会等）的公有土地。5世纪50年代，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中部行省，大量罗马地主流离失所，当帝国的管理者（和利贝里乌斯及其团队一模一样）不得不在北非的其他地方为他们寻找土地时，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这种资源。虽然无法证明，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失去部分土地的私人土地所有者能通过税收减免获得补偿，这样一来，他们实际年收入受到的影响将尽可能小。换句话说，利贝里乌斯手下的管理者（我相信他做的是政策制定，而不是细节）将队伍与特定地区匹配的具体过程应该是复杂而多样的，肯定也很费时间。
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当利贝里乌斯在公元500年正式从他的职位上退下来时（也许这的确标志着这一定居过程的结束），老板显然很高兴。利贝里乌斯被授予了一个完全是荣誉性的却极有声望的罕见头衔：贵族。就我们所知，这完全是实至名归的。罗马的土地所有者仍然十分活跃，不公正的定居过程从未被作为对政权的批评而提出过，哪怕在6世纪30年代东罗马人试图诋毁它时（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也没有，而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似乎也很满意。虽然后来国王不得不处死一些贵族，但是没有任何大规模叛乱的迹象，而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普遍得到满足的话，这样的叛乱肯定是会有的。的确，《信札》中有关哥特军队的内容很少，最近有人据此提出，狄奥多里克最初的追随者都对他们所得到的非常满意，从5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原来的军队基本融入了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安心制作橄榄油和葡萄酒。你甚至都不需要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在文化方面基本上是哥特人的，就可以发现这种描绘很不可信。
首先，如果去找的话，还是可以在卡西奥多罗斯所收集的信件中找到定居之后军队管理方面的小片段。我们看到，狄奥多里克会召见来自特定地区的小团体来接受他的捐赠（显然，为了使该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必须保留一份有资格个人的名册），会为了保护某个已经过了服兵役年龄、生活困难的老兵而做出特别安排，甚至会批准一个小团体选出的领导者作为当地哥特人的首领（prior，字面意义为“第一人”），他的继任者有时也会这样做。
当然，最初这样的安排可能有更多。当王国在他旁边轰然倒塌时，从档案中找出与哥特军队有关的信件对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什么好处。尽管如此，幸运的是，有更充分的证据表明，5世纪90年代以后，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依然存在，依然十分重要。因为，虽然他自称的“罗马精神”在外交事务中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也让罗马地主们对一切都感觉更好，但在最初征服意大利之后，在狄奥多里克政权后来的命运中，军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活动使哥特人最冠冕堂皇的主张有了实质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