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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一位被载入史册的开明君王背后，都有至少一名出色的政治化妆师，狄奥多里克也不例外。卡西奥多罗斯不仅写了一部涉及国王年轻时事迹的《哥特人史》（我们在上一章就探讨了这部分内容，所依据的是约达尼斯重新加工的版本），还作为意大利哥特国王的高级官员写作并收集了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官方信函，结集为《信札》。《信札》里有468件信函、敕令和书信模版（formulae），分散在12卷中，这些史料树立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智慧且热爱和平的狄奥多里克形象：这位高尚的哲学家想要让西罗马团结起来，防止它堕入野蛮和暴力。这也是一份需要十分谨慎对待的史料。
尽管乍一看它不像政治自传，但实际上它是一部特殊的政治自传（无论是通俗意义上的，还是这个词语最初意义上的）。这些信件中有很多是以意大利王国不同哥特统治者之名写的，大多是写给狄奥多里克本人的，但是在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到538年或539年卡西奥多罗斯最终离开政坛的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是写给其继承人的。但卡西奥多罗斯在两篇前言中向读者保证，原始的信件确实是他起草的，并且《信札》中的信件也是他挑选并排序的。换句话说，《信札》其实并没有包括卡西奥多罗斯为他效忠的每一位哥特统治者所写的每一封信，所收录的信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政治自传可以说是所有文体中最靠不住的一种。它结合了自吹自擂和自我辩解，在历史学家看来它基本不可靠。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也不例外，尽管他在前言里写下了常见的瞎话，说自己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公众的利益才承担这项工作的。在这部《信札》中，自吹自擂的成分十分突出，尤其体现在本章开头的引文中。这段话摘自卡西奥多罗斯为宣布自己被任命为高级官员而写的一封信。换句话说，卡西奥多罗斯就是那个彻夜与狄奥多里克交谈，向他讲授从哲学至天文的一切知识的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对于早期历史的评论家来说，这一形象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从哥特野蛮人对古典文化的渴望中找到了一些安慰，但是对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来说，卡西奥多罗斯显然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其晚年之前都不重要。在493年早春把奥多亚塞劈为两半之后，狄奥多里克统治了意大利王国33年之久，直到他于526年8月30日逝世。在他统治期内，卡西奥多罗斯在507年至511年之间担任财务官，又在524年到皇帝去世期间担任最高级的文职职位——近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首席财政和司法官员）。也就是说，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西奥多罗斯没有任何职位，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前十年里，而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大政方针是在这一期间确定的。即使从511年到524年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在他的庄园虚度时光，除了他之外，我们依然可以令人信服地在狄奥多里克的朝廷上找到许多其他的罗马人顾问，其中有些对古典文化的了解即使不比卡西奥多罗斯更多，也至少和他一样多。只有在狄奥多里克33年统治的最后两年里，卡西奥多罗斯为我们描绘的关于二人关系的画面才看上去有些可信。
更重要的是，在卡西奥多罗斯创作《信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有很多问题要解释的人。那时，面对志在全面征服的东罗马大军，这个哥特王国走向了灭亡（这有时被人称作“再征服”，但君士坦丁堡以前从未统治过，甚至也从未试图统治意大利）。这场战争开始于536年，尽管《信札》最后几封信的确切日期不可能确定，但它们肯定写于538年年末甚至是539年的盛暑，此时不祥之兆已经显现出来。东罗马的军队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正迅速向卡西奥多罗斯和他效力的最后一位哥特统治者维提吉斯（Wittigis）逼近，他们躲在王国的最后堡垒拉韦纳。因此，卡西奥多罗斯是在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创作了这部作品。作为哥特政权的首席财务官，他本人至少在三个战季里帮助抵抗东罗马的军队。他的工作包括提供军粮和军饷，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随着哥特政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不得不做出令人不快的政策决定时，他很可能曾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处决一些元老院人质时。在539年至540年之间，如果胜利的东罗马士兵会玩印有他们主要对手头像的扑克牌，那么卡西奥多罗斯的头像一定会在上面。因此，当拉韦纳在540年夏天沦陷时，他被押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卡西奥多罗斯来说，《信札》要完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它必须向意大利那些来自东罗马的新统治者证明，他为什么会在他们已经来到意大利的情况下还继续为哥特国王服务。
有了这样的动机，歪曲历史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身为富裕的意大利地主，卡西奥多罗斯可能会失去很多，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6世纪30年代末，他的策略与这些信件最初起草时的狄奥多里克十分一致，这一点已被其他史料所证实。对于继续为哥特国王服务这件事，卡西奥多罗斯自我辩解的中心论点是，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他一直全心全意服务的哥特政权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罗马的”。如果上帝凭借无限的智慧，最终决定了要让君士坦丁堡胜利，那么凡人是无法对其提出质疑的，但就像《信札》中所暗示的那样，不能因此就责备卡西奥多罗斯本人，因为他始终都只是一个好罗马人，完全按照一个好罗马公仆的标准行事。因此，在王国倾覆时，卡西奥多罗斯的需要与国王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的宣传相呼应，都是要从根本上把狄奥多里克的哥特王国塑造成一个罗马政权，因此卡西奥多罗斯几乎不需要改变书信的内容。
先是狄奥多里克本人，后来是卡西奥多罗斯，他们都宣称意大利的哥特政权实际上是“罗马的”，而很明显，狄奥多里克所属的阿马立家族不久前来自旧帝国边境之外。要想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罗马性”（Romanness）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个概念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自我定义时，往往需要另一方来展示自己所宣称的品质的对立面，对罗马人来说，另一方就是“蛮族”。晚期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确定了一些互有关联的特征，用于区分罗马人和蛮族。一个中心论点是，罗马帝国（或者至少是其精英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理性，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接受的是古典文学的教育。理性被定义为个人运用智力控制身体激情的能力。沉浸在古典文学中，个人会接触到大量好坏行为的例子，如果适当地加以消化，身体就能得到控制。相比之下，蛮族人则受制于激情，完全无法走上理智的道路，尤其容易沉溺于肉体欲望的满足。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成员更加理性意味着罗马人也愿意让即时的满足服从于成文法的规定，而这才是一个有序社会的保证。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帝国社会的压倒性优势体现为受制于成文法律。在帝国后期，这种优势被概括为civilitas（大致可以理解为“文明”）一词。
基督教则使这种优越感有了另一个维度。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有一个基本秩序，其结构自始至终反映的是神圣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从原始的混沌中塑造了宇宙。因此，从毕达哥拉斯和托勒密以降的观点来看，从地球到行星的距离反映了和谐的比率，严格合乎比例。深受异教皇帝的影响，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宣称这种宇宙秩序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若不是神的命令，地上的君王就不可能掌权。这一观点被进一步发展，用来支撑这样一个主张：罗马帝国是神圣力量的特殊工具，其目的是完善人类。因此，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认为，基督诞生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非偶然。基督教的创始人和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出现在同一时期，这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更普遍地说，基督教皇帝擅自宣称自己为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帝国的仪式呼应了上天的威严，基督教的神圣灵晕笼罩着皇帝和他的官员。因此，适当的古典教育能使个人认识到罗马生活方式的好处，以及它在神圣计划中的历史重要性。
狄奥多里克政权充分利用了这种“罗马精神”，尤其是宣称这一政权是神启示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本书第1章开头他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核心思想，在《信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能找到。幸运的是，有大量的外部证据表明，这种自我呈现是狄奥多里克自己的，而不是卡西奥多罗斯在拉韦纳面对越发收紧的东罗马的绞索，在绝望中做出的某种建构。最重要的是，拉韦纳有圣阿波利纳雷诺沃教堂（St Apollinare Nuovo）的镶嵌壁画，最初描绘的是威严地坐在宝座上的狄奥多里克，在他新建的宫殿里被朝臣环绕。他对面是“万有主宰基督”（Christ Pantocrator）和天堂的威严。画面表现的是，更大的权威（天堂）直接支持较小的权威（狄奥多里克）。他在意大利的宫殿（拉韦纳的宫殿最广为人知，另外两座分别在帕维亚和维罗纳）似乎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建筑风格。当然，狄奥多里克在那里当了10年人质，对其非常熟悉，他不仅建造了“帝国”宫殿，而且还在其中发起了对神圣统治者的帝国崇拜。在重大的公共场合，他有意效仿君士坦丁堡，宣扬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和神启性，比如他在公元500年上演的进入罗马的凯旋式，就完全仿照旧帝国仪式“入城式”（adventus）。
这是他自我展示中特别突出的一部分，因为他不是正统的基督徒，至少他的大部分意大利—罗马臣民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坚持325年尼西亚会议上规定的三位一体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圣父和圣子是完全平等的。和许多哥特人一样，狄奥多里克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教科书中，这一分支被称为“阿里乌派”（Arianism）。这一教派得名于亚历山大里亚一位教士的名字，他活跃于4世纪20—30年代。我们并不知道阿里乌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的作品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而且是因为他获胜的对手引用才留下来的，而他们往往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部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狄奥多里克所属的基督教分支完全起源于罗马（而不是出自蛮族的奇谈怪论），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继承阿里乌的教义（不管教义是什么）。它实际上代表了尼西亚会议以前根植于福音书证据（例如，耶稣向圣父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归根结底，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分支，在4世纪70年代哥特人第一次大规模改信基督教时，这一信仰还属于正统。在经历了两代人的犹豫之后，4世纪80年代，罗马世界果断地转向尼西亚正统，而哥特人中的大多数和其他接触到基督教的蛮族人保留了旧的信仰，宁可把圣子定义为与圣父“相似”，而不是像尼西亚会议所声称的那样，两者是“同一实体”。
鉴于他统治的是意大利，教宗和尼西亚正统学说的总卫道士的所在地，你也许会认为，狄奥多里克宣称自己是上帝指定的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分歧。不是这样的。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狄奥多里克和天主教会都非常尊重对方。例如，在500年他进入罗马的盛大入城式中，狄奥多里克说教宗“就像圣彼得本人”，他的赞扬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罗马教会本身因为一场教宗继承的争论而分成两派时，也寻求国王的斡旋。这个分裂就是所谓的劳伦蒂乌斯分裂（Laurentian schism），得名于参与者之一，也是最终的失败者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与他对立的一方是教宗西马库斯（Symmachus），因此劳伦蒂乌斯注定要被当作僭称教宗记入史书。曾经有人认为，狄奥多里克对这场争论的处理带有浓厚的偏袒色彩（在维基百科的相关文章中，我发现这种观点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关于这场争论有大量的文献得以保存，其中最好且最新的学术研究已经得出结论：这位国王不辞劳苦，努力做到不偏不倚，遵循既定程序办事，尽其所能促成了迅速和解。虽然如此，这场争论仍然用了8年时间才得以结束。该争论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天主教会实际上承认了狄奥多里克的合法性。
在正式的教会会议上，他也得到了类似的认可。499年3月罗马宗教会议的官方记录流传了下来，读来趣味横生。会议开始时，聚集在那里的教士都跳起来大声喊道：“基督，请听我们说。狄奥多里克万岁！”他们这样重复了30遍。这样的赞美是帝国仪式的常规部分，但是教士们完全没有提到皇帝阿纳斯塔修斯。许多教士也愿意从实际行动和意识形态方面为狄奥多里克服务。例如，507年，一位名叫恩诺迪乌斯（Ennodius）的天主教执事在国王面前发表了公开的赞颂，解释了上帝是怎样将狄奥多里克送到意大利，以镇压好像被恶魔附了体的奥多亚塞。
尽管他有自己独特的信仰，狄奥多里克还是宣称他的统治受到了神的启发，在所有的教会事务中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得到了他统治范围内主要教士的适当回应。
从狄奥多里克政权的宣传和公开行动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罗马精神”的其他基本要素非常熟悉。狄奥多里克特别认识到成文法律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也意识到通过古典教育进一步提高个人理性的重要性。恩诺迪乌斯的赞颂进一步指出，支配狄奥多里朝廷的是ius（应得）和civilitas（文明），ius指罗马法的基本，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civilitas是成文法所产生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状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个人真正自由（libertas）的概念，而只有遵守这一法律的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卡西奥多罗斯写给狄奥多里克的许多书信都要求尊重罗马法，引用它，对其基本的正确性进行思考，有的还提到这位国王所维护的持久文明。
教育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恩诺迪乌斯的赞颂再次强调了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所接受的古典教育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所见，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狄奥多里克声称正是这种教育教会他如何正确地统治罗马人。《信札》中的许多信件强调了他对教育的关注，或者更好的表达是他希望人们看到他对教育的关注。他宣称教育是道德的关键。通过教育，个人学会了自我控制，而没有自我控制，也就不可能服从罗马的法律。同样，缺乏自控能力的人也不能被信任去管理他人。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文明），教育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狄奥多里克家族希望人们看到他们资助语法学家，也是有原因的。
于是，他们动用了一整套手段让人们明白，在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狄奥多里克的政体是“罗马的”：它与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是一致的。颂词、官方信函、硬币（狄奥多里克的一些钱币上刻着“invicta Roma”，意为罗马不可战胜）、视觉表现和建筑都被用来维持这一主张及其支柱——对罗马法律和古典教育的尊重。所有这一切最充分且最清楚的表达可以在《信札》中找到，但其中的思想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政权的基调在卡西奥多罗斯上任之前就已经确定。对于卡西奥多罗斯在晚上休息时对狄奥多里克进行有益指导的描绘也是在后者去世之后才出现的。卡西奥多罗斯的自命不凡是一回事，但毫无疑问，狄奥多里克政权坚决实行自我罗马化的方案是由他本人设定的。
一个来自阿马立王朝的哥特军阀，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周折地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