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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藉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藉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通、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见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三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见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王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墟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 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中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
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十二叶），曰“贞 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来辛亥 于王亥，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 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璃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氷作服牛。”案，篆文氷作仌，与亥字相似，王仌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二十九引，又《御览》八百九十九引《世本》，“作服牛”，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鸿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
。其文曰“贞之于王
”（《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
之于王
”（《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
，曰“贞王
□”（下阙，《前编》卷七第十一叶）。案，
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
，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
，古文
，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
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
，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
。又《说文》木部：“，竟也，从木，
声。
，古文。”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墟卜辞，朝莫之朝作
（《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
间，与莫字从日在
间同意，而篆文作，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
本当作
。鼎有
字，从心从
，与篆文之
从
者同，即
之初字，可知
、
一字。卜辞
字从二从
（卜辞月字或作
或作
），其为
、
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
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
、
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逷。《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逷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逷尔土”，《诗·大雅》“用逷蛮方”，《鲁颂》“狄彼东周”。《毕狄钟》“毕狄不龚”，此逖、逷、狄三字，异文同义。《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今人表》作简逷。《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 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见余撰《三代地理小记》），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见于此。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雠，故为之不宁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上甲
《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辞不见上甲。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亦不见主甲。余由卜辞有
、
、
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匚或匚中，而悟卜辞中凡数十见之
（或作
），即上甲也。卜辞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横直二笔皆与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
，则其中横直二笔或其直笔必与四旁不接，与田字区别较然。
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辞与古金文皆同）。甲在□中，与
、
、
之乙、丙、丁三字在匚或匚中同意。亦有□中横直二笔与四旁接而与田狩字无别者，则上加一作
以别之。上加一者，古六书中指事之法，一在
上，与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义尤近。细观卜辞中记
或
者数十条，亦惟上甲微始足当之。卜辞中云“自
（或作
）至于多后衣”者五（《书契前编》卷二第二十五页三见，又卷三第二十七页，《后编》卷上第二十页各一见），其断片云“自
至于多后”者三（《前编》卷二第二十五页两见，又卷三第二十八页一见），云“自
至于武乙衣”者一（《后编》卷上第二十页）。衣者，古殷祭之名。又卜辞曰“丁卯贞，来乙亥告自
”（《后编》卷上第二十八页）；又曰“乙亥卜宾贞，□大御自
”（同上，卷下第六页）。又曰“（上阙）贞，翌甲□
自
”（同上，第三十四页）。凡祭告皆曰“自
”，是
实居先公先王之首也。又曰“辛巳卜大贞之自
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前编》卷三第二十二页）。又云“乙未贞，其求自
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后编》卷上第二十八页），是
为元示及十有三示之首。殷之先公称示，主壬、主癸，卜辞称示壬、示癸，则
又居先公之首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数先公当自上甲始，且
之为上甲，又有可征证者。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今卜辞中凡专祭
者皆用甲日，如曰“在三月甲子□祭
”（《前编》卷四第十八页），又曰“在十月又一（即十有一月）甲申□肜祭
”（《后编》卷下第二十页），又曰“癸卯卜翌甲辰之
牛吉”（同上，第二十七页），又曰“甲辰卜贞，来甲寅又伐
羊五卯牛一”（同上，第二十一页）。此四事，祭
有日者，皆用甲日。又云“在正月□□（此二字阙）祭大甲
”（同上，第二十一页），此条虽无祭日，然与大甲同日祭，则亦用甲日矣。即与诸先王先公合祭时，其有日可考者，亦用甲日。如曰“贞，翌甲□
自
”（同上），又曰“癸巳卜贞，肜肜日自
至于多后衣，亡它，自□在四月，惟王二祀”（《前编》卷三第二十七页），又曰“癸卯王卜贞，肜翌日自
至多后衣，亡它，在□在九月，惟王五祀”（《后编》卷上第二十页）。此二条以癸巳及癸卯卜，则其所云之肜日、翌日，皆甲日也。是故
之名甲，可以祭日用甲证之。
字为十（古甲字）在□中，可以
、
、
三名乙、丙、丁在匚中证之，而此甲之即上甲，又可以其居先公先王之首证之。此说虽若穿凿，然恐殷人复起，亦无易之矣。《鲁语》称商人“报上甲微”，《孔丛子》引《逸书》“惟高宗报上甲微”（此魏晋间伪书之未采入梅本者，今本《竹书纪年》武丁十二年报祀上甲微，即本诸此）。报者盖非常祭。今卜辞于上甲，有合祭，有专祭，皆常祭也。又商人于先公皆祭，非独上甲，可知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此孔子所以有文献不足之叹欤！
商先王世数
《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殷君数同，而于世数则互相违异。据《殷本纪》，则商三十一帝（除大丁为三十帝），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殷本纪》大庚子），则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为大戊弟（《殷本纪》大戊子），祖乙为河亶甲弟（《殷本纪》河亶甲子），小辛为盘庚弟（《殷本纪》盘庚子），则增一世，灭二世，亦为十六世。今由卜辞证之，则以《殷本纪》所记为近。案，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与者。前考所举“求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其一例也。今检卜辞中又有一断片，其文曰“（上阙）大甲、大庚（中阙）、丁、祖乙、祖（中阙）一、羊一，南”（下阙，共三行，左读，见《后编》卷上第五页），此片虽残阙，然于大甲、大庚之间不数沃丁，中丁（中字直笔尚存）、祖乙之间不数外壬、河亶甲，而一世之中仅举一帝，盖亦与前所举者同例。又其上下所阙，得以意补之如左。
由此观之，则此片当为盘庚、小辛、小乙三帝时之物，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以《殷本纪》世数次之，并以行款求之，其文当如是也。惟据《殷本纪》，则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且据此则大甲之后有大庚，则大戊自当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后有中丁，中丁之后有祖乙，则中丁、外壬、河亶甲自当为大戊子，祖乙自当为中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为大戊弟者非矣。卜辞又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后编》卷上第二十五页），甲为阳甲，庚则盘庚，辛则小辛，皆武丁之诸父，故曰父甲、父庚、父辛，则《人表》以小辛为盘庚子者非矣。凡此诸证，皆与《殷本纪》合，而与《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世数，可由此二片证之，小乙以下之世数，可由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条证之。考古者得此，可以无遗憾矣。
附殷世数异同表
例一所举虽系史学上之绝大问题，然或有人嫌其多半仍是文字学的问题，不是纯粹史学的问题（其实史学语学是全不能分者）。现在更举一个纯粹史学的考定。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文不长，兹全录之如下：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小彻辰萨囊台吉著《蒙古源流》，其所纪土伯特事，盖本之西藏旧史。然取新、旧《唐书·吐蕃传》校其书，则赞普之名号，往往不同，而年代之后先，相差尤甚。夫中国史书述吐蕃事，固出于唐室当时故籍，西藏志乘，虽间杂以宗教神话，但历代赞普之名号世系，亦必有相传之旧说，决不尽为臆造。今唐蕃两地载籍互相差异，非得书册以外之实物以资考证，则无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也。
《蒙古源流》卷二云“穆迪子藏（坊刊本作减，误）玛、达尔玛、持（坊刊本作特，误）松垒、罗垒、伦多卜等，兄弟五人。长子藏玛出家，次子达尔玛持松（松下略一垒字，满文本已如是。）自前岁戊子纪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所生。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岁次辛酉年三十六岁，殁。汗无子，其兄达尔玛即位”云云。按，小彻辰萨囊台吉以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一岁为纪元。据其所推算，佛灭度之年，为西历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故其纪元前之戊子元年为西历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其所谓“自前戊子纪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六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戊戌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七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辛酉年即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唐昭宗天复元年。惟《蒙古源流》此节所纪达尔玛、持松垒赞普之名号年代，皆有讹误。兹先辨正其名号，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然后详稽其年代之先后，以订正唐蕃两地旧史相传之讹误，或可为治唐史者之一助欤？
名号之讹误有二：一为误联二名为一名，一为承袭蒙古文旧本字形之讹而误读其音。
何谓误联二名为一名？按《唐书·吐蕃传》：“赞普（指可黎可足，即彝泰赞普）立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条云：“彝泰卒及达磨立，《实录》不书。《旧传》《续会要》皆无之，今据《补国史》。”坊刊本《蒙古源流》卷二：“汗（指持松垒）无子，其兄达尔玛，癸未年所生，岁次壬戌，年四十岁，即位。因其从前在世为象时，曾设恶愿，二十四年之间，恶习相沿，遂传称为天生邪妄之朗达尔玛。”（按，藏语谓象为朗glan。）又藏文嘉剌卜经Rgyal-rabs者（闻中国有蒙文刊本，予未见），本书译本子注及《四库总目提要》，皆言其与小彻辰萨囊台吉所纪述多相符合。今据Emil Schalgintweit本《嘉剌卜经》藏文原文第十二页第十二行，其名亦为Glandarma，即本书之朗达尔玛也。而本书之持松垒，在嘉剌卜经则称为ral-pa-chan，与朗达玛为二人，章章明甚。又乾隆中敕译中文《首楞严经》为藏文时，章嘉胡图克图言此经西藏古译本为五百年前之浪达尔玛汗所毁灭云云（见《清高宗御制文集·藏译楞严经序》），持松垒与达尔玛孰为兄弟，及浪达尔玛汗是否生于乾隆前五百年，以至《首楞严经》乾隆以前有无藏文译本，皆不必论，而持松垒与达尔玛之为二人，则中国史籍、《蒙古源流》本书及西藏历世相传之旧说，无不如是。今景阳宫所藏《蒙古源流》满文译本，误联达尔玛、持松垄二名为一名，此必当日满文译者所据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进呈之蒙文本，已有此误，以致辗转传讹，中文译本遂因而不改，即彭楚克林沁所校之中文译本（曾见江安傅氏转录本），亦误其句读。以予所见诸本，惟施密德氏Isaac Jacob Schmidt之蒙文校译本，二名分列，又未省略，实较成衮扎布本为佳也。
何谓承袭蒙文旧本字形之讹而误读其音？此赞普名号诸书皆差异，今据最正确之实物，即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碑阴吐蕃文（据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缪氏艺风堂拓本）补正其省略讹误，并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焉。
按长庆唐蕃会盟碑碑阴吐蕃文首列赞普名号，末书唐长庆及蕃彝泰纪元，其所载赞普之名号为Khri-gtsug ldebrtsan。近年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亦同（见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P.71.72.7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aa. 1928）。兹取此碑碑阴蕃文，历校诸书，列其异同于左。
《新唐书·吐蕃传》：“元和十二年赞普死，可黎可足立为赞普。”按可黎可足即碑文之Khrigtsug，其下之ldebrtsan则从省略，且据此可知当时实据藏文之复辅音而对音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又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按会盟碑碑阴末数行吐蕃年号为Skyid-rtag，即彝泰之义，然则可黎可足之号为彝泰赞普者实以年号称之也。
《菩提末》（Bodhimor）此书纪赞普世系，实出于藏文之《嘉剌卜经》，据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译本第三百六十页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赞普之名为Thi-aTsong-lTe-bDsan。按此书原文予未见，此仅据施密德氏所转写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Khri以西藏口语读之之对音，严格言之，当作Thi。ITe者据会盟碑蕃文应作IDe，蒙文dt皆作
形无分别，bDsan即碑文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转写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写仅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异也。惟atsong一字，则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讹，盖此字依会盟碑蕃文本，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应作gtsug，蒙文转写藏文之
（g）作乛形，转写藏文之
（a）（或作h）作
形，ug，ük作
形，ung或ong作
形，字体极相似故讹。或《菩提末》原书本不误，而读者之误，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译本 据此本。此赞普名作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brtsan。至btsong者，gtsug之讹读，藏文
（g）字，蒙文作
，与蒙文の（b）字形近故讹，蒙文之ug转为ük亦以形近误为ong，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古源流》满文译本 《蒙古源流》中文译本非译自蒙文，乃由满文而转译者，今成衮扎布进呈之蒙文原本，虽不可得见（予近发见北平故宫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二种：一为写本，一为刊本。沈阳故宫博物馆亦藏有蒙文本，盖皆据成衮札布本抄写刊印者也）。幸景阳宫尚藏有满文译本，犹可据以校正中文译本也。按满文本，此赞普名凡二见，作Darmakriltsung-Lu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on字，此名误与达尔玛之名联读，已详上文。惟藏文之Khri，满文或依藏文复辅音转写，如此名之Kni即其例，或依西藏口语读音转写，如持苏陇德灿（Cysurong tetsan）之Cy（满文
）即其例，盖其书之对音，先后殊不一致也。ung乃ug转为ü之误，见上文《菩提末》条。又藏文LDe所以讹成垒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0字u字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结尾之形作
及
，皆极相似，颇易淆混，故藏文之LDe，遂讹为满文之Lui矣。或者成衮札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讹误，满文译本遂因袭而不知改也。
文津阁本及坊刊本汉译《蒙古源流》 中文《蒙古源流》既译自满文，故满文译本之误，中文译本亦因袭不改，此二本中，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持松垒，一作达尔玛持松，满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语读之也。按义净以中文诧为梵文ṭha字对音（见高楠顺次郎英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则ṭhi字固可以满文之
（cy）字，中文之持字对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误字，而先后校此书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满文Tsung之对音，其误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文书社本汉译《蒙古源流》 此本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哩卜崇垒，一作（达尔玛）持松哩卜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满文Kri而对哩音，其作卜者，满文译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则持哩二字重声，松崇二字亦垒音，殆当时译者并列依原字及依口语两种对音，而传写者杂糅为一，遂致此误欤？余见上文。
此赞普之名号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会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赞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论乞冉献马十匹，玉带金器等。”《旧唐书·吐蕃传》：“宪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赞普卒来告。”《新唐书》：“宪宗元和十二年赞普死，使论乞髯来（告丧），可黎可足立为赞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新唐书·吐蕃传》赞普立（指可黎可足）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会昌二年十二月吐蕃来告达磨赞普之丧，略云：“《实录》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据《补国史》，彝泰卒后，又有达磨赞普，此年卒者，达磨也。《文宗实录》不书彝泰赞普卒，《旧传》及《续会要》亦皆无达磨，《新书》据《补国史》，疑《文宗实录》阙略，故他书皆因而误。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开成三年已卒，达磨立至此五年，而《实录》云仅三十年，亦是误以达磨为彝泰也。”《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垒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岁次辛酉，三十六岁殁。”据小彻辰萨囊台吉书所用之纪元推之，戊戌为唐僖宗乾符五年，西历纪元后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为唐昭宗天复元年，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诸书之文，前已征引，兹再录之以便省览而资比较。）按《蒙古源流》所载年代太晚，别为一问题，姑于此不置论。而诸书所记彝泰赞普嗣立之年，亦无一不误者。何以言之？唐蕃会盟碑碑阴蕃文，唐蕃年号并列，唐长庆元年，当蕃彝泰七年，长庆二年，当彝泰八年，长庆三年，当彝泰九年。又《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刘元鼎使吐蕃会盟还，虏元师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旧唐书·吐蕃传》，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颖等与吐蕃大将讷罗论等会盟于长安，盟文末有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之语，则是刘元鼎长庆二年所见虏帅遍晓诸将之盟策，即前岁长庆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长庆元年，而非长庆二年。梁曜北玉绳《元号略》及罗雪堂振玉丈重校订《纪元编》，皆据此推算，今证以会盟碑碑阴蕃文，益见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赞普之彝泰元年，实当唐宪宗元和十年，然则其即赞普之位至迟亦必在是年。《唐会要》、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年月，乃据吐蕃当日来告之年月，而非当时事实发生之真确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载此赞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说是否正确，但宪宗元和十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十五年，为彝泰元年，文宗开成三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补国史》所纪可黎可足赞普卒之岁，为彝泰末年，共计二十四年，适相符合。予于《蒙古源流》所纪年岁，固未敢尽信，独此在位二十四年之说，与依据会盟碑等所推算之年代，不期而暗合，似非出于臆造所能也。
综校诸书所载名号年代既多讹误，又复互相违异，无所适从。幸得会盟碑阴残字数行，以资考证，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正。然中外学人考证此碑之文，以予所知，尚未有证论及此者，故表而出之，使知此逻逤片石，实为乌斯赤岭（此指拉萨之赤岭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寻常碑碣，仅供揽古之士赏玩者可比也。
以金文证经典虽为较近之事，然以石文校史事，宋朝人已能为之。如欧阳永叔《集古录跋尾》，其中颇有胜义，即如下例，可见其旨趣。
《魏受禅碑》……按，《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称天子。又按《魏志》，是岁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犹称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汉帝使张愔奉玺绶，庚午，王升坛受禅，又是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三家之说皆不同。今据裴松之注《魏志》，备列汉魏禅代诏册书令群臣奏议甚详。盖汉实以十月乙卯策诏魏王，使张愔奉玺绶，而魏王辞让，往返三四，而后受也。又据侍中刘奏问太史令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坛场；又据尚书令桓阶等奏云，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盖自十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汉魏二纪皆缪，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癸卯犹称令者，当是十月，衍一字尔。丙午张愔奉玺绶者，辞让往返，容（集本作殆）有之也。惟庚午升坛最为缪尔。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为十一月，此尤缪也。禅代，大事也，而二纪所书如此，则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胜道哉？
北宋人的史学分析工夫到这个地步，所以才能有《唐书》《通鉴》那样的制作。到了近代顾亭林、朱竹垞等，以石文校史书，时有精论，而钱竹汀“乃尽……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见《集古录跋尾·王昶序》）。《廿二史考异》《金石文之跋尾》，皆同一意义之工作，现在摘录两条，以见其精诣所至。其实竹汀此书论石各篇，皆是精能之作，原书易得，不复多举。
《后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阴》：……《北史》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又云，太和二十年正月，诏改姓元氏。今此碑立于太和十八年冬，宗室已系元姓，代人并称河南郡，则史所载岁月恐未得其实矣。诸臣称河南郡者，元氏而外，若丘目陵氏、万忸于氏、侯莫陈氏、乙旃氏、叱罗氏、吐难氏、伊娄氏、独孤氏、拔拔氏、莫耐娄氏，并见《魏书·官氏志》，而译字小有异同。如丘目陵之目作穆，万忸于之万作勿，吐难之吐作土，莫耐娄之耐作那，是也。陆氏本步六孤氏。太和十九年，诏称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者也。穆即丘目陵，于即万忸于，刘即独孤。诸人皆未改氏，而陆昕等已单称陆氏，而陆氏之改又在穆贺诸姓之先矣。大野氏、郁久闾氏、俟吕氏，魏志俱失载。以予考之，郁久闾乃蠕蠕姓，后亦单称闾氏。《周书》太祖赐韩褒姓俟吕陵氏（此《广韵》所引，今本俟讹作侯），当即俟吕氏也。后魏末有南州刺史大野拔，大野亦代北著姓矣。又有俟文福一人，则未知其俟氏欤（《官氏志》俟奴氏后改俟氏），抑别有俟文氏也？若干氏贺拔氏不称河南而称代郡，盖代人之未南迁者。斛律氏称高车部人，虽入处中国，尚未有所隶州县也。冯诞以尚乐安公主拜驸马都尉，此但云驸马而去都尉。从俗称也。史称傅永字脩期，此直云傅脩期，盖以字行也。公孙良据传为燕郡广阳人，此云辽东郡，则举郡望言之。于劲尝为司卫监，李预兼典命下大夫，皆本传所未载。陆昕传作昕之，当以石刻为正。其书姑臧为姑藏，河间为河涧，龙骧为鞔骧，傅脩期作傅期，皆当时承用别体字，若万忸于之或作乎，陆希道作怖道，则翻刻之讹。（此段以石文订史所记。）
《后魏石门铭》 右《石门铭》，盖述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开通石门之功。《魏书·宣武纪》：“正始四年九月甲子，开斜谷旧道。”即其事也。碑云：“起四年十月十日，至永平二年正月毕功。”而史书于四年九月者据奉诏之日言之耳。《北史·羊祉传》不书开斜谷道事，此史文之阙漏，当据石刻补之。碑云“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即梁天监三年也。是岁夏侯道迁背梁归魏，《梁史》书“魏陷梁州”于二月，当得其实。魏收史书于闰十二月，温公《通鉴》据长历梁置闰在次年正月，后遂移于后一年，非也（订历）。
《唐景龙三年法琬法师碑》 右《法琬法师碑》。法琬，中宗之三从姑，太祖景皇帝之玄孙女也。父临川公德懋，尝官宗正卿，兵部尚书，谥曰孝，皆史所不载。史称永徽二年，襄邑王神符薨。而碑云六年薨，与史不合。据碑，法琬以襄邑王薨之岁奏请出家，时年十有三。垂拱四年卒，春秋卌有九。今以永徽六年年十有三推之，只四十六岁耳。窃意神符薨于永徽二年，史文未必误。其年德懋请舍所爱女为亡父祈福，奉勅听许，而法琬之出家则在其明年，年始十三也。碑以二年为六年，特书者之误尔（此段以史所记订石文）。
最近三十年中，缪荃荪、罗振玉、王国维皆于石刻与史传之校正工夫上续有所贡献，然其造诣之最高点，亦不过如钱竹汀而已。
近来出土之直接史料，可据以校正史传者，尚有西陲所得汉简。此种材料，法人沙畹德人康拉地皆试为考证，而皆无大功，至王静安君手，乃蔚成精美之史事知识。现录其一段如下（《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第一页）：
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
四、于阗王写下诏书到
右二简文义相属，书迹亦同，实一书之文，前排比简文印本时，尚未知其为一书，故分置两页中，今改正如右。亦行下诏书之辞也。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者，若析言之，则当云，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王，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焉耆王，以下仿此。盖晋时西域诸国王皆得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位号。以此十字冠于五国王之上，而不一一言之者，文例宜然，亦如亲晋二字之为五国王通号，此人人所易首肯也。案，中国假西域诸国王以官号，自后汉始。《后汉书·西域传》：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十七年，更赐以汉大将军印绶。顺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与汉大都尉，其子孙至灵帝时犹称之。（案，传但言拜臣磐为汉大都尉，汉字上无与。然下文云，疏勒王与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时疏勒王外，非别有汉大都尉，不得言与。疑与汉二字当连读，与汉犹言亲汉也。上云拜臣磐为汉大都尉，汉字上脱与字）《魏略·西戎传》，魏赐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此西域诸王受中国官号之见于史籍者也。考汉魏时本无大都尉一官，求其名称，实录都护而起。前汉时本以骑都尉都护西域，（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甘延寿段会宗传》）后遂略称西域都护。新莽之后，都护败没，故窦融承制拜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使暂统西域诸国，惟不欲假以都护之名，又以西域诸国本各有左右都尉，故名之曰西域大都尉，使其号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相埒云尔。嗣是莎车既衰，而疏勒王称与汉大都尉，魏车师后部王又单称大都尉，皆不冠以西域二字，其号稍杀。故此简西域诸国王皆有此位号，疑自魏时已然矣。或以此简之晋守侍中大都尉与魏赐车师后王位号同，又下所举五王中无车师后王，疑此亦晋初车师后王之称，故此简之中实得六国。然魏时车师后王既受王印，则其号当云魏守侍中大都尉亲魏车师后部王，今但云晋守侍中大都尉，但举其所受中国官号，而不著其本国王号，必无此理。故曰，晋守侍中大都尉者，乃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之公号也。奉晋大侯亦然。以国王而受晋侯封，故谓之大侯，以别于西域诸国之左右侯，亦犹大都尉之称，所以别于诸国之左右都尉也。亲晋某王者，亦当时诸国王之美称。案，汉时西域诸国王但称汉某国王，《汉书·西域传》云，西域最凡国五十，自译长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其印文虽无传者，然《匈奴传》云，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西域诸王虽君一国，然其土地人民尚不如匈奴诸王，则汉所赐印必云汉某某王章，无疑也。后汉之初，莎车王号尚冠以汉字，中叶以后，始有亲汉之称。《后书·西域传》，顺帝永建元年，班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然但为侯号而非王号，其王犹当称汉某某王也。惟建安中封鲜卑沙末汗为亲汉王，魏晋封拜皆袭此称，如《魏志·外国传》有亲魏倭王，古印章有亲晋羌王亲赵侯等是也。其官号上冠以魏晋字者，所以荣之，其王号上冠以亲魏、亲晋字而不直云魏晋者，所以示其非纯臣也。此简所举五国，西域长史所辖殆尽于此。案，西域内属诸国，前汉末分至五十，后汉又并为十余，至魏时仅存六七。《魏略》言且末小宛精绝楼兰（此谓楼兰城）皆并属鄯善，戎卢扞弥渠勒皮穴（《汉书》作皮山）皆属于阗，尉犁危须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温宿尉头皆并属龟兹，桢中莎车竭石渠沙西夜依耐蒲犁億若榆令捐毒休脩（《汉书》作休循）琴国皆并属疏勒，且弥单桓毕陆（《汉书》作卑陆）蒲陆（《汉书》作蒲类）乌贪（《汉书》作乌贪訾离）诸国皆并属车师。此外汉时属都护诸国，惟乌孙尚存，仍岁朝贡，见于《魏志》。然乌孙国大地远，其事中国亦当与康居大月氏同科，自后汉以来盖已不属都护长史。则魏时西域内属诸国，仅上六国而已。右简所举又少车师一国，盖晋初车师后部当为鲜卑所役属。《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云，鲜卑西部西接乌孙。《晋书·武帝纪》，咸宁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二年，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时鲜卑当据车师后部之地，故能西接乌孙，南侵戊己校尉治所矣。右简令诸国王写下诏书，而独不云车师王者，当由于此。然则晋初属西域长史诸国，惟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国而已。此西域诸国之大势，得由右简知之者也。此简所出之地，当汉精绝国境，《后书》言后汉明帝时精绝为鄯善所并，而斯氏后十年在此地所得木简见于本书简牍遗文中者，其中称谓有大王有王有夫人，隶书精妙，似后汉桓灵间书。余前序中已疑精绝一国汉末复有独立之事，今此简中无精绝王，而诏书乃到此者，必自鄯善或于阗传写而来，可见精绝至晋初又为他国所并矣。自地理上言之，则精绝去于阗近，而去鄯善较远，自当并属于阗，而《魏略》则云并属鄯善，然无论何属，此时已无精绝国可知。此尼雅一地之沿革，得由右简知之也。二简所存者不及三十字，而足以裨益史事如此。然非知此二简为一书，亦不能有所弋获矣。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之外，尚有其他近来出土之直接史料，足以凭藉着校正或补苴史传者。例如敦煌卷子中之杂件，颇有些是当时的笺帖杂记之类，或地方上的记载，这些真是最好的史料。即如《张氏勋德记》等，罗振玉氏据之以成《补唐书张义潮传》（丙寅稿第一叶至四叶）。可见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不过这些文字，或太长，或太琐，不便举列，故今从阙。
近数十年来最发达的学问中，金文之研究是一个大端。因金文的时代与诸史不相涉（除《史记》一小部外），而是《诗》《书》的时代，所以金文之研究看来似只有裨于经学，然经学除其语言文字之部分外，即是史学智识。不过金文与《诗》《书》所记不相干者多，可以互补，可以互校文字文体之异同，而不易据以对勘史事。虽金文中有很多材料，可以增加我们对于古代史事知识，但，求到这些知识，每每须经过很细的工夫，然后寻出几件来。因此，关于金文学之精作虽多，而专于诗书时代史事作对勘之论文，还不曾有。此等发明，皆零零碎碎，散见各书中。现在且举吴大澂君文字说，以为一例。此虽一字之校定，然《大诰》究竟是谁的档案，可以凭此解决这个二千年的纷扰。《大诰》一类极重要的史料赖一字决定其地位，于此可见新发见的直接史料，对于遗传的间接史料，有莫大之补助也。
“文”字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人”之误。盖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或作
，或作
，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
以上所标五例，皆新发见的直接史料与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相互勘补的工作。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