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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自称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左传》中此称尤多（详见阎百诗所考）。至于《商颂》之不能为商时物，必为宋时物者，王静安论之甚详，王君说：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案，《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径已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又自其文词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所作，扬雄谓“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按王君此说有三证：一、景山在宋；二、《商颂》中称谓与殷卜辞不同；三、《商颂》中词句与宗周中叶以后诗之词句同。二、三两证断无可疑，一证则无力。盖《鄘风·定之方中》亦有“景山与京”之语，此诗乃卫文公成是丘时诗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义，未必是专名，虽此证未必有着落，然二、三两证已足证《商颂》为宋诗而有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