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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诗三百》之争论，以关于《鲁颂》者为最少。以为《鲁颂》是僖公时诗，三家及毛《诗》一样，这正因为《诗》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令妻寿母”（从朱子读）的话，即使想作异说，也不可能。但三家《诗》以《鲁颂》为僖公时公子奚斯所作，恐无证据。《宫》卒章说“寝庙奕奕，奚斯所作”，是《鲁颂》颂奚斯，不是奚斯作《鲁颂》。三家虽得其时代，而强指名作者，亦为失之。《诗三百》中，除《陈风》外，恐无后于《鲁颂》者（《商颂》时代不远），《鲁颂》亦最为丰长。《商颂》既为襄公时物，宋襄卒于鲁僖卒前十年，则《鲁颂》《商颂》同代，而《鲁颂》稍后也。《鲁颂》拟《大雅》的痕迹显然，反与《周颂》不相干，此亦可证《大雅》与《周颂》文词之异，由于时代之不同，《鲁颂》之时代近于《大雅》，故拟其近者；否则《鲁颂》以体裁论，固应拟《周颂》不应偏拟《大雅》。
《商颂》之时代，三家说同；《史记·宋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韩诗》薛君章句亦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独《毛传》立异说，以为“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这一说与《鲁语》合，《鲁语》：“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话是非常离奇的：第一，汉以前不闻有校书之事；第二，《国语》中无端出这一段《商颂》源流说，我们感觉不类。欲断此文之为伪加，应先辨者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