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更分之则四:一曰国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颂。此样之分别部居至迟在汉初已如是,所谓“四始”之论,即是凭藉这个分部法而生的,无此分别即无“四始”说,是很显然的。然四始之说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见到的《毛诗》四始说在诗序中,其说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一说不是释四始,而是释四部之名义,显是后起的。今所见最早之四始说在《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
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则四始之本说,非如毛序之窃义。据此说,知所谓四始者,乃将一部《诗经》三百余篇解释为一个整齐的系统,原始要终,一若《吕子》之有十二纪,《说文》之始一终亥者然。且与删诗之义,歌乐之用,皆有关系。作此说者,盖以为其终始如此谨严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编制,为礼义,为弦歌,势所必然。
现在如可证明诗之部类本不为四,则四始之说必非古义,而为战国末年说诗者受当时思想系统化之影响而创作者。现在依风、雅、颂之次序解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