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问题之难决者，无过于《尚书》。《春秋》一经现在尚可见三传之文；《诗》虽仅存毛学，然三家异文尚遗留不少，且三家之解说虽不同，章句实无大异。最不得头绪者算是《尚书》了。但就汉代论，《诗》、《论语》、《老子》在文帝时立博士，《春秋》在景帝时立博士，《书》在建元间始立欧阳一家之博士（以上分见《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及刘歆上太常博士书），曾不多时，便闹《大誓》，闹所谓孔安国所献河间献王所好之孔子壁中书，又有张霸之百两篇，杜林之漆书，闹个不休。东晋梅氏书行世之后，直到明清人始认清楚其为伪书（疑东晋古文者，应以朱子为始，孔颖达亦略表示怀疑之态度）更牵连到王肃。今所见之本子不特不是西汉今文，且并不是马郑，且并不是梅氏原文字，且并不是隶古定本，而是唐开成之石本。

今虽有敦煌写本残卷使我们上溯到隶古定本，又有汉魏石经残字使我们略见今古文原来面目之一勺，有毛公鼎等使我们略知册诰之体式，有若干葬器款识使我们校订《尚书》中若干文字，然如但顾持此区区可得之材料，以解决《尚书》问题之大部分，颇为不可能之事。本文但以分解伏生二十八篇之组成为题，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极大的，现在只写下其一部而已。

所谓伏生二十八篇者，究竟是否全是伏生所传，或与伏生所传小有异同，今不易断定，然此二十八篇，合以《大誓》，总可说是汉朝景武时代《尚书》面目，所以现在可以这二十八篇为对象去分析之。此二十八篇去孔子时所见书之面目已远，在这一点上是与《诗》大不同的。《诗》之称“三百”在孔墨时已成习语，而《论语》所引《诗》大致与今所见差不多；若《书》，则《论语》所引除不相干之《尧曰篇》以外，“高宗亮闇”见于《无逸》，而“孝于惟孝”不见今存二十八篇中。又《左传》一书所用之材料甚博，他所引书颇可代表当时（即春秋战国之交）流行之《尚书》，《左传》引《诗》几乎全与今所见之三百篇合，其所引《书》除《盘庚》、《康诰》等以外，几乎全在今所见二十八篇之外（参看附表）。从此可知三百篇之大体至少在孔子前后一时代中已略成定形，而《书》之篇章各时代不同，且恐春秋战国时各国中所流传之《书》亦皆不同。《左传》之引《书》已证明如此，《吕氏春秋》之引《书》亦证明如此，《吕氏春秋》所引除《洪范》外，几皆不在二十八篇之内。

此二十八篇不能当作一个系统看。不特宋儒多如此说，即文章家如扬子云、韩昌黎等亦都有这个观念。《虞夏书》之“浑浑”，《殷盘》、《周诰》之“诘屈聱牙”，显然不是在一类中的。朱子能以东晋梅赜书之号称古文反易了解断其可疑，乃不能以《尧典》、《禹贡》之号称《虞夏书》，反比《周诰》的文辞近乎后代断其可疑，正由于时代环境所限，不可澈底的想下去。东晋古文辨伪之工作早已完成于阎、惠二君之手，当今所宜究治者，为此二十八篇究是何事。

今写此二十八篇之目如下并试为分类。

一、《周诰》类：如上所表，第一类为《周诰》，自《大诰》至于《顾命》，合以《文侯之命》，凡十三篇。此正所谓“诘屈聱牙”之文辞。文式语法皆为一贯，此真一部《尚书》之精华，最为信史材料。我们现在读这几篇，其中全不可解者甚多（曲解不算），不能句读者不少，其可解可句读者不特不见得“诘屈聱牙”，反而觉得文辞炳朗，有雍容的态度，有对仗的文辞，甚且有时有韵，然则今日之不能尽读者，与其谓当时文辞拙陋，或谓土话太多，毋宁归之于文字因篆隶之变而致误，因传写之多而生谬，因初年章句家之无识而错简，淆乱，皆成误解。且彼时语法今多不解，彼时字义也和东周不全同，今人之不解，犹是语学上之困难也。即如《大诰》中，“宁人”、“宁王”之“宁”字，本是“文”字，乃以误认篆文而误，以致《大诰》本为文王殁武王即位东征之诰者，遂以此字之误，解作周公成王之书。吴大澂曰：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孝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人”之误，盖因古文文字，从心者，或作 ，或作，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文，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

虽传《大诰》为周公相成王时之诰，今乃以宁字之校订，更生此篇之时代问题，此问题今虽未能遽定，然《周诰》若干篇中待金文之助，重作校订工夫，可借此启示。阮芸台诸人每每强以《诗》、《书》中成句释金文，今当以金文中字句订《诗》、《书》之误字也。自《大诰》以下至于《顾命》十二篇，皆武王（或成王）或康王时物，除《无逸》稍有若经后人润色之处外，此十二篇文法上在一个系统中。《文侯之命》一篇虽也可以放在这一类中作附庸，然文体辞义皆与此十二篇不是一类，疑是战国时出土或流传忘其来源之彝器铭辞，解者按其辞气以晋文侯仇当之（书序）或以文公重耳当之（《史记》），其归之晋者，或出土在晋地（然此不足证此篇为晋物，鲁取郜大鼎于宋一事，可以为证），而平王东迁及襄王奔郑正合于所谓“闵予小子嗣，造（遭）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惟此篇开头便说“父义和”，文侯仇不闻字义和。王引之曰：

古天子于诸侯无称字者。《唐诰》、《酒诰》、《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传》引《蔡仲命书》云，“王曰胡”，又引《践土之盟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皆称其名，其他则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称字者也。或以义为字，或以义和为字，并当阙疑”。（《经义述闻》卷二十三）

此篇全无记事之上下文，除篇末无“对扬王休用作宝彝”，一套外，全是一篇彝器铭辞之体，其文辞内容又绝与师敦、毛公鼎同，然则渊源当亦不二致。宋代出师敦，清代出毛公鼎，汉时山川多出鼎彝（见《说文》序），则战国时当有此样出土之先例，果“文侯之命”出土地为晋，则当时发读文字者，自然依文中所说之情景想到翼侯仇或绛侯重耳矣。

此若干篇《周诰》在当时是如何出来的，可以《左传》定四年所记祝佗语为证：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虚。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阙巩，沽洗，怀姓九宗……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今《伯禽》、《唐诰》两篇皆不见（《伯禽》为篇名从刘焯说），而《康诰》犹存。然则《康诰》正是派康叔到殷故都卫地以建国时之教令，给他的一个“政治工作大纲”。其《酒诰》等篇虽或不如《康诰》之重要，也是同样的教令。这样的教令至少在王之册府与受诏诸侯之册府中都要保存的，或者以其重要之故分布给其他诸侯，而受此诰者容或铸于彝器上。周朝彝器上铸文章是较普遍的。《左传》记子产铸刑书，散氏盘记割地的条约，曶鼎记讼事，小盂鼎记俘获，其他记争战来享，记礼仪之彝器，尤不可胜数，然则不特《康诰》等可得镌于彝器上，《大诰》、《顾命》一类赴告之文，亦未尝不可镌以垂记念。且此项诰语竟成为周代贵族社会中之教科书，《楚语》记下列一事：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辞。……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生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所谓《春秋》、《诗》、《礼》、《乐》可不待解，世即后世所谓《世本》，语即《国语》一类之文书，所谓令所谓训典当即《诰书》之类。熟知掌故以为出辞从政之具，是春秋时之风气，可于《左传》中明白看出。我们比较一下，则对于《周诰》诸篇，不特可以想到他如何出来，寄托于如何之物质上，且可知其缘何流传于后来也。

说到这里，或者要问，《周诰》的文辞是周王说话的本质呢，还是史官修饰了的文辞？我们可以直率回答，《周诰》中的话，虽然不全是一篇一篇的官样文章，然而史官的贡献也很不少了。试以《文侯之命》，毛公鼎、师敦比较一下，看此项文字竟有定式，试读《周诰》各篇中的文辞，其可解者每是很有修辞力量的文辞，而称今道古，像有一个历史哲学，威仪棣棣，丁咛周至，不是一个直截的态度。在当时的统治者都是战士焉能说这样文学的话？且当时的文学本是一种专门之业，所以王如用到文字，总须“呼史某册命”，“朱批上谕”是做不了的。今抄《康诰》、《召诰》、《无逸》各一段，以见所谓美术散文进化至此时之地步，此地步去吐辞茫昧之时代已远得很了！

《康诰》一节：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召诰》一节：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无逸》一节：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类是鲁书。这一类中有两篇，一、《金縢》；二、《费誓》。相传为伯禽伐淮夷之誓，其文近于《周诰》而无深义。《金縢》一篇必不是与《大诰》、《康诰》等有同样价值者，此篇文体全与《周诰》不类。《顾命》一篇中虽陈丧礼，但仍以赴告之辞结束之，《金縢》乃全是一篇故事，篇中周公祝辞尚近于《周诰》，其“武王既丧”以下竟像东周的文辞。这一篇当是后人根据相传的故事及话言拼凑成的。《鲁书》一类可以说是《周诰》的附庸。

第三类是宋述商书。此一类中，《西伯戡黎》及《微子》二篇之可以呼作《宋书》，当是无问题的，此是宋人记其由来之档案。至于《盘庚》及《高宗肜日》，以年代论，比《周诰》早得多，以文辞论，反比《周诰》较易通解，然这两篇都不类春秋的文辞。又商末至少有两次的大乱。一、纣亡时；二、武庚亡时。经这样大乱，册府是完整不了的。清朝人不为明朝人保存档案，周朝人更决无为商朝人保存史料之理。宋以丧亡之后，小休之时，根据传训，写成典书，是事实之最可能者。惟其传说有自，所以不像后来的文辞，惟其追记在后，所以稍有近后的语句。此一说虽无证据，然如此假定，一时也找不到与此矛盾的证据。

以上三类，除《无逸》一篇或者稍经后人之润色，《金縢》一篇大有可疑之外，都是绝好的史料，与彝器铭辞相发明。今尚存之《逸周书》中，虽《世俘》、《作雒》等篇，其史料的价值，亦下此一等也。

第四类是外国书，这一类中有《吕刑》、《秦誓》两篇。《吕刑》相传为周穆王作，这话全不可通。《周诰》的排场是很清楚的，周王诰语所及之人，“越在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而《吕刑》一篇诰语所及之人，则是“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这乃是一个部落的族长，那里是诸侯的共王？且《周诰》中的用事，述祖德则“丕显文武”，引鉴戒则殷人夏后，《吕刑》里边，既无宗周成周之典，又无三代兴亡之事，而是三苗、重黎、伯夷、皇帝，遥遥与《楚语》中所载南方之神话相应。且《吕刑》开头说：“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诰四方。”而《史记》曰：“甫侯言于王。”郑玄曰：“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不得其义而强解之者，“吕命王”固不能解作“王命吕”。若以《书序》说，“吕命穆王”则以臣命君成何事体？诸家著录周代彝器中有吕王器数事，如“吕王斗作大姬壶”等，然则吕固称王矣。今如释吕命王为周昭王之类，即命为吕王之号，或命为误字，其本字为吕王之号，则文从字顺。然则此篇固是吕王之诰，南方之训典，与成周无涉，固墨子之所引，而非早年儒家之书也。

《秦誓》一篇，《书序》、《史记》皆以为秦缪公丧师于崤之罪己诏，然按其文义颇与崤战后事之情景不合。《左传》记当时秦缪公云：“孤违骞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今《秦誓》中并无此等意思，只在渴思有才有量之贤士。意者此之指名秦缪公犹《文侯之命》之指名晋文侯，皆实不得其人，强以与此文差不多的地理及时代之最有名人物当之，强以其间最著明之事迹当之，而忘其不切也。《商颂》之指名正考父，《鲁颂》之指名奚斯，皆同一心理耳。

《秦誓》一篇，以文辞论，是《尚书》中最上等者。如下列一段，实是绝美的文章，散文进化到此一步已是像有工夫的了。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第五类是三代的三篇誓。至迟到春秋中叶，禅代征伐的两种政治理想都完成了一个系统，这可以《左传》为证。征伐是三代创业之功绩，夏以启为创业之祖（启之训为开，可以汉讳为证，然则启固是夏后氏之太祖，鲧禹犹在天神一格中也），据传说，其所伐者为有扈，故造《甘誓》，商以汤为成事之王，所伐者为夏桀，故造《汤誓》，周以武王为定功之世，所伐者为殷纣，故造《牧誓》，所谓《太誓》，亦即《牧誓》之一流，同一题目，不是一个人造的，故成不同的篇章。以此诸篇之文辞与《周诰》、《殷盘》比一下，显然这是后人的文辞，以其中发挥的意思与孟子墨子所记者较一下，显然这是凭藉着“征诛”一种思想而出的文章。

第六类是《禹贡》、《洪范》两篇。《禹贡》言地理，而以九州之观念为纲，《洪范》综言天人系统，而以五行之观念为领。如这样子的典书，在战国时恐不少有，《晋书·束皙传》记汲冢简书各种，按其名实，足知彼时文书之有多体。《禹贡》虽比《穆天子传》为实（《穆天子传》亦因误读致有今天之面目）。《洪范》当比《大历》为实，然皆战国时托古拓今之创作，彼时之典书也。造作此等典书之风气，最迟至春秋已成，可以《左传》、《国语》所引各种古今杂糅铺排数目之训典为证。

《禹贡》、《洪范》两篇，虽大体上我们可以断定他是春秋战国时的东西，但如必确切指定其属于何一世则亦未必成功。为什么呢？古来的书每每先有个核子，后来逐渐发展与改变一书中自身之层每不容易分辨，必以一书最初之层为此书之时代固失之，必以其最后层当之，亦未为得。

《洪范》一书之中央思想为五行，五行系统论之成立虽或在后，但其根蒂必在先。荀子在非子思、孟子时，指谪他们“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所谓“造说”者，明其有自己的贡献，所以“按往旧”者，明其有凭藉传说处。《左传》文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此与五行之数虽小异而大同。且五方之说，似较五行为尤早，王国维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曰‘贞 于东’，曰‘己已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五方之观念，自与五行相混而更盛。

《禹贡》之中央思想为九州。九州之名见于《国语》者，有“谢西之九州”，此指一地方说，可以不论。若禹九州之说，至迟在春秋已盛。齐侯镈钟及齐侯钟云：“及其高祖，虩虩唐成，又（有）（严）在帝所，（溥）受大命，刻（克）伐（履）司，（败）乃灵师。伊少（小）臣隹（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啸堂集古录》下）孙诒让考证（《古籀拾遗》上十六叶）此二器一作于灵公初卒，一作于灵公已有谥时，齐灵二十八年，正当春秋鲁哀公十九年也。春秋时此故事既用于如此之场所，则此故事必不创于彼时，然则禹九州之说纵不归之于夏殷，亦决不后以西周也。且《禹贡》九州之名称亦决非战国时名号，详拙著《禹贡九州释名》，今不录。惟九州观念与禹贡地理究是两事，尽可九州之说甚早，《禹贡》之书却可以甚后。然今如以《禹贡》地名有但见于汉代者，以为即是甚晚之书，亦未可通。地名之仅见于汉代书，不必即始于汉代，即如辽西辽东诸郡，《汉志》明言秦置，而《史记·匈奴列传》云是燕置，可见《汉志》所谓秦置郡县中，每有导源自六国时者。此犹是郡县之名称设置也。若一般地名，则创造尤不易。今如执鲜卑一调以为大招是东汉时所作之证，何其凿也？《禹贡》一篇，以文辞论，固绝不能为夏商及西周之书，然必以为是战国，亦未有充分之证据，若以为东周之书，可无谬焉。

第七类是所谓《虞夏书》两篇，即《尧典》、《皋陶谟》。所记皆尧舜禹禅让之故事，与三《誓》正为相对者，彼申三代征伐之思想，此陈三帝禅让之思想，皆战国时学者心中口中之大问题。此两篇从头即不是假定如《周诰》一类的文章而做的，自己先说“曰若稽古”，明为后人之言，而《左传》僖二十七年引《尧典》明明曰《夏书》。战国学人托尧舜禹故事以立言者必多，即春秋时或已多有之，如季孙行父不纳莒太子时所引《舜功》一大段文章，即所谓放四凶族登庸十六才子者，必亦是传说之一种，而与今所见《尧典》不合。今所见《尧典》中儒家思想之成分更重，原来故事之神话性更轻，《皋陶谟》一篇中竟将不同部族之“宗神”（Tribal Gods）合于一堂，而成全神庭（Pantheon），部落之传说早为大一统之观念改化矣。

以上四类，但可以东周思想史之资料，不可为虞夏殷周史迹之所依也。

附《左传》引书表

《诗》、《书》在春秋战国时之面目，可取春秋战国时书引《诗》、《书》者统计推论之。《左传》所本源之《国语》一书，当是战国初年集合数国之语以成之者（说详后），其引《诗》、《书》颇可取以为《诗》、《书》在彼时状态之证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所统计《左传》所载赋诗之事，几全与今所见诗篇章合.而引《书》多数在廿八篇之外。顾书抄引错乱无序，今一一据《左传》本文及杜注校之，列表如下。（至顾氏所引二十二事之外，是否有遗漏者，今不及遍校《左传》全书，且待异日也。）

一、隐六——《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杜曰：“《商书》，《盘庚》。”

按，今《盘庚》无“恶之易也”一句，此句亦不类《盘庚》文辞。

二、庄八——《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杜曰：“《夏书》，逸书也。”

三、僖五——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杜曰：“逸书。”

四、僖二十三——《周书》有之：“乃大明服。”杜曰：“《周书》，《康诰》。”

五、僖二十四——《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杜曰：“《夏书》，逸书。”

六、僖二十七——《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杜曰：“《尚书》，虞夏书也。”按，此三语在今《皋陶谟》中（伪孔《益稷》）。

七、文五——《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杜曰：“此在《洪范》，今谓之《周书》。”

八、文七——《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戚，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杜曰：“逸书。”

九、宣六——《周书》曰：“殪戎殷。”杜曰：“《周书》，《康诰》也。”

十、宣十五——《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杜曰：“《周书》，《康诰》。”

十一、成二——《周书》曰：“明德慎罚。”杜曰：“《周书》，《康诰》。”

十二、成十六——《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杜曰：“《周书》，《康诰》。”

十三、成十六——《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杜曰：“逸书也。”

十四、襄十三——《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杜曰：“《周书》，《吕刑》也。”

十五、襄二十一——《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杜曰：“逸书也。”

十六、襄二十三——《夏书》曰：“念兹在兹。”杜曰：“逸书也。”

十七、襄二十六——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杜曰：“逸书也。”

十八、襄三十一——《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杜曰：“今《尚书·大誓》，亦无此文，故诸儒疑之。”

按，此处传文疑是敷衍经文者。《经》云：“公薨于楚宫。”《传》云：“公作楚宫，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鲁至此时，几成楚之藩邦，何欲楚之有？《鲁语》记襄公如楚之故事云：“襄公如楚及汉，闻康王卒，欲还，叔仲昭伯曰：‘君之来也，非为一人也，为其名与其众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众未败，何为还！’”如此形势，何欲之为？且楚宫之楚，非谓荆楚之国，犹言大宫也。《诗》：“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其例。强以左氏书比附经文者，乃有此露马脚之文焉。

十九、襄三十一——《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杜曰：“逸书。”

二十、昭十四——《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杜曰：“逸书。”

二十一、哀六——《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杜于前段下云：“逸书。”于后段下云：“又逸书。”

二十二、哀十一——《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杜曰：“《盘庚》，《商书》也。”按，今本《盘庚》作“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Czglf5bwf7A6yPazdZfNyB8qnfkEguoX29DsWTjL9jWGi1QgOF4kuBi+tG1PcM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