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中国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词曲本是乐府，不必论；《诗三百》与乐之关系成说甚多，也不烦证明；只论辞赋，五言，七言，无不从乐府出来。《汉志》于《辞赋略》中标举“不歌而诵谓之赋”一句话，这话说司马相如是对的，说屈原是错的，举一事为证，屈赋每每有乱，《论语》“《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有乱的文辞不是乐章是什么？赋体后来愈演愈铺张多，节奏少，乃至于不可歌罢了。七言从汉魏乐府中出来的痕迹更显明（后来再论），五言则除见于东汉乐府者不待说外，所谓古诗，苏、李诗，非相和之词，即清商之祖；后来到曹操所作，还都是乐府，子建的五言也大半是乐府。填词作诗不为歌唱，乃纯是后人的事，古世文人的范域与一般之差别不如后世之大，作诗而不歌，又为什么？所以杜工部还在那里“新诗改罢自长吟”，近代人才按谱填词，毕竟不歌哩（词律之规平仄，辨清浊阴阳，皆为歌时之流畅而起，既不歌矣，而按谱填，真成雕虫之技，不复属于文章之事，无谓甚矣）。
二、中国一切诗歌之原皆是长短句，词曲不必论，四言在《诗经》中始终未整齐，到了汉朝人做那时的“古体诗”（如韦、孟等及自四言诗出之箴铭等）。才成整齐的四言，七言五言从杂言的汉乐府出之痕迹亦可见。
三、从非楚调的杂言中出来了五言，必是当时的乐节上先有此趋势，然后歌调跟着同方向的走，这宗凭传于音乐的诗歌，情趣虽然属于文学，体裁都是依傍乐章，他难得先音乐而变。可惜汉代乐调一无可考，我们遂不能详看五言如何从杂言乐府出一个重要事实。
《楚辞》不续《诗经》之体及乐，《楚辞》在文情上也断然和《诗经》不同，五言不续《楚辞》之体及乐，五言在文情上也断然和《楚辞》不同。《国风》、《小雅》中的情感在东汉五言诗中重新出现了（应取《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五言乐府等与《国风》、《小雅》较）。
论五言乐府者见“汉乐府”节，论汉季五言诗者，见“建安五言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