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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一说历史较长根据较多的，是李陵创五言之一说。这一说始于甚么时代，我们也很难考，不过班孟坚作《汉书》，大家补成的时候，还没有这一说（可看《李陵传》）。建安黄初时代有没有这一说我们也没有记载可考，而齐梁间人对这还是将信将疑的。所以刘彦和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
我们不信五言起于李陵一说有好几层理由。（一）《汉书》记载苏、李事甚详，独无李陵制五言诗一说，在别处也无五言诗起源之记载。（二）自李陵至东汉中世，时将二百年，为人指为曾作五言者，只有苏武、李陵、班婕妤、傅毅数人，直到汉末然后一时大兴，如五言已始于李都尉，则建安以前，苏、李以后，不应那样零落。（三）现存五言乐府古诗无丝毫为西汉之痕迹，而“游戏宛与落”为人指为枚乘作者，明明是东京（玉衡指孟冬一句，为人指为西汉之口实，其实此种指证，与法国海军官兵某以“日中星火”证《尧典》为真，同一荒唐）。（四）汉武昭宣时，楚调余声未沫，此种绝整齐之五言体恐未能成熟产生。（五）最有力之反证，即《汉书》实载李陵别苏武歌，仍是楚节，而非五言。（六）试取《文选》所指为苏、李赠答诗者一看，皆是别妻之调，无一句与苏、李情景合。如“俯视江汉流”明明不是塞北的话。
不过李都尉成了五言诗的创作者一个传说也有他由来的道理。鸣沙山石室发见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分而论，什七八为佛经及其他外国文籍，中国自著文籍不过什之一，而其中已有关于苏、李故事者四五篇（记忆如此，不获据目录校之），可见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还是在民间很流行的。现在虽然这李陵的传说在民间已死了。而京调中的“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一切层次，尚且和李陵一生的关节相合，若杨四郎“在北国招了驸马”等，又很像李陵，大约这个杨家故事，即是李家故事到了宋后改名换姓的（一种故事的这样变法甚常见）。李陵故事流传之长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见，而就这物事为题目的文学出产品，当然不少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是一个民间文学出产品）。即如苏、李往来书，敦煌石室出了好几首，其中有一个苏武是大骂李陵（已是故事的伦理化）。有一条骂他智不如孙权。这样的文章自然不是萧统及他的参订学士大夫所取的，所以《文选》里仅仅有“子卿足下勤宣令德……”一文。这篇文极多的人爱他，却只有几个人说他，也许是李陵作的。大约自汉以及六朝，民间传说李陵、苏武的故事时，有些歌调，咏叙这事，如秦罗敷；有些话言，作为由他自己出，如秦嘉妇。汉末乐府属于相和清商等者，本来多这样，所以当时必有很多李陵的诗，苏武的诗，如平话中的“有诗为证”。《水浒传》中（原来也只是一种平话）宋江的题诗，宣和遗事的宋太宗诗，一个道理。如果这段故事敷衍得长了，也许吸收若干当时民间的歌调，而成一段一段的状态，所以无名氏的别妻诗成了苏武的别妻诗。这些诗靠这借用的故事流传，后来的学士们爱他，遂又从故事中抽出，而真个成了苏武的诗。此外很显出故事性质的苏李诗，因为文采不艳，只在民间流行，久而丧失。原来古代的文人学士本不了解民间故事及歌曲的性质，看见李陵故事里有作为李陵口气的五言诗，遂以为李陵作五言诗；但最初也只是将信将疑，后来传久了，然后增加了这一说的威权。
何以李陵故事这样流行，也有一层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纵使不加文饰也是一段可泣可咏的事实。李氏本是陇西士族，当时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广那样“数奇”，以不愿对簿而自杀。李陵少年又为甚多人器许，武帝爱他，司马迁那样称赞他：“事亲孝，与士信，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在当时的士人看去，李陵比当时由佞幸倡优出身的大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不可同年语的。偏偏遭际那样不巧，至于“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而李降虏后，还是一个有声色有意气的人。有这样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一种故事的题目。苏属国是个完节的人，是个坚忍而无甚声采的人，拿他和李君亲起来，尤其使这故事有声色。天然造成的一个故事资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
东汉的故事现在只可于支支节节的遗文之中认识他的题目，如杞梁妻（《饮马长城窟行》属之）、秦罗敷（秋胡是其变说。秦嘉故事或亦是其中一节，将秦嘉为男子，遂为秦妇造徐淑之名）、李陵苏武、赵飞燕（班婕妤故事大约附在内）、王昭君等，多半有歌词传到现在。其中必有若干的好文学，可惜现在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