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这些问题应以下列四书作参考,一《文心雕龙》,二《诗品》,三《文选》,四《玉台新咏》(《文章缘起》题任昉撰,然实后人书也,故不举列)。
《文心雕龙》云: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按:《柏梁》亦伪诗,亭林以来辩之详矣)。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诗品》云: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文选》尚无所谓枚乘诗,只有苏武、李陵诗,《玉台新咏》所加之枚乘者,《文选》列入无名氏古诗中。《玉台新咏》除《结发为夫妇》一首与《文选》一样归之苏属国外,所谓李陵诗不见,所谓李陵诗在性质上固然不属《玉台新咏》一格。
比核上列的四说,显然可见五言诗起于枚乘之说实在作俑于徐陵或他同时的人。昭明太子于孝穆为前辈,尚不取此说。自《文心雕龙》明言,“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辞人“莫见五言”;枚为辞人(即赋家),是枚乘作五言一说,齐人刘彦和尚不闻不见(彦和实齐人,卒于梁代耳)。而钟君《诗品》又明明说枚与他人仅“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徐陵去枚时已七百年,断无七百年间不谈不闻的事,乃七百年后反而为人知道的(若以充分的材料作考证,乃另是一回事)。且直到齐梁尚无枚乘作诗之说,《雕龙》、《诗品》可以为证,是此说不特于事实无当,又且是一个很后之说。这一说本不够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必多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