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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所传之《记》中，多存汉早年文学，现在举几篇重要的叙说一下子，其但关于制度，祭祀的，考证应详，非一时所能就，故从阙。
《曲礼》这篇文章恰如这个名字，所谈皆是些礼之节，无长段，都是几句话的小段。从开始“不敬”起，至“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稍谈修养并极言礼之重要，以下便是一条一条的杂记了。所记多是些居室接人的样子，很可表现鲁国儒家（一种的）之样子主义，也有很多是释名称的，如前边所举“十年曰幼学”等，末尾尤多。这篇东西的材料大约多是先秦，然也有较后的痕迹。如“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惟兴之日，从新国之法”。这断非汉朝一统天下时代的话，且所举名称与《礼》，多与《春秋》合，与《孟子》、《荀子》亦有同者。所以这部书的大多部分应是先秦的物事，或者竟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本书里包含很多鲁国“士阶级”之习俗及文教，故历史材料的价值很大。然很后的增加也有，如“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这已经纯是秦汉间方士之谈了。
《檀弓》这篇恐是《礼记》中最早之篇，所记虽较长，不如《曲礼》之简，仿佛繁者宜居后，然里面找不出一点秦汉的痕迹来，（这篇里所记多鲁故，间有卫齐晋事，无战国事，所记晋献文子之张老，犹在前也）。所记固是丧葬祭一流的事，而和《论语》、《孟子》、《荀子》相发明处很多，所列的些名字也多是春秋末乃至战国时儒家或与儒家多少相涉的人。取韩非儒分为八之言以校之，则数家之名见于此篇，取墨子非儒之义以核之，则此篇里恰有为墨论引以为矢的的话（《檀弓上》：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断，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虞，其曰明器神之也。”此外一切以丧祭为人生惟一重事的话，皆墨家所力攻者）。《论语》孔子叩原壤之胫，曾子临死战战兢兢之言，孟子有若似夫子等语，在《檀弓》里都有一个较详的叙述。这篇里面已经把孔子看作神乎其神，《史记》野合而生孔子之说，虽尚未出，然孔子在《檀弓》中已不知其父之墓，且已是损益三代，宗殷文周的人，并可预知其死了（《国语》已把孔子看成神人，这需要至少好几十年，孔子同时人断无如此者，故《国语》、《左氏》作者断非孔子之友“鲁君子左邱明”）。所有一切服色，宗制，汉代儒者专以为业的，在这书里也有端了。曾子一派下来之鲁国正统儒家，在这篇里已经很显得他的势力了。这篇里实在保存了很多很多可宝贵的七十子后荀子前儒家史料。
《王制》《王制》中的制度与《孟子》、《周礼》各不同，究是何王之制，汉儒初未曾明说。如说是三王一贯之制，乃真昏语。东汉卢植以为《王制》是汉文帝令博士诸生所作（引见《经典释文》卷一及卷十一），大约差近。《周礼》之伪，最容易看出的地方，在他的整齐及琐碎，是绝不能行之制度，《王制》之伪，最容易看出的地方，在他的刻板的形式，也是绝不能行之制度。如说，“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由。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盼，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由。”这样的制度，就是新开辟的美洲，拿着经纬线当省界的.也还办不到。但这篇中若干的礼制与初年儒家说相发明，其教胄子，论选士，合亲亲及名分之谊以折狱，戒侈靡，论养老等，皆汉初儒者以为要政者，试与贾谊疏一校即知。其不带着战国的色彩，亦甚显然，盖战国人论制，无此抽象，无此刻板，无此系统者。所以卢植以为文帝令博士作，即使无所本，也甚近情，实不能因卢是古学，古学用《周官》，遂大抑《王制》也。
这篇很代表汉初年儒家的政治思想。《礼记》由二戴删录，二戴不与古文相干，所以这一篇还能经古文学之大盛而遗留。但郑玄觉其与《周礼》违，遂创为殷制之说，此实不通之论。
《王制》自古文学兴后，即不显，朱文公亦不喜他，直到清嘉庆后，今文学复兴，以后以经籍谈政治者，愈出胆愈大，于是《王制》竟成素王手制之法。此种议论，发之康长素，本甚自然，发之绍述王、段之俞荫甫乃真怪事，总是一时习俗移人呵。
《月令》这一篇同时见于《吕览》，又删要见于《淮南鸿烈·时则训》。然《淮南子》有此无足异，《礼记》与《吕览》有此，俱甚可怪。这篇整齐的论夏正，应该是汉初阴阳家的典籍，这个照道理放不进儒家的系统之内，而与《吕氏春秋》的其他各篇也并不相连属，但秦始皇帝坑燕齐海上术士，而扶苏谏曰，诸儒皆诵法孔子，荀卿亦以五行讥孟子子思，那么，阴阳家的势力浸入儒家，由来甚久了。到汉时，刑名黄老儒术无不为阴阳所化，《易》竟为六经之首，结果遂成了图录谶纬。然阴阳学在当时颇解些自然知识（看《淮南子》），历法其一。《礼记》中之有《月令》，是汉先年儒术阴阳合糅的一个好证据。至于以《十二纪》分配《吕览》十二卷，应该也是汉人的把戏。（本书《序意篇》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是未尝纪历也。）
《曾子问》所论皆礼之支节，又傅会孔子问礼老聃事。
《文王世子》汉早年每以良儒为太子诸王太傅，虽文景不喜儒，这个风尚却流行。我疑这篇正是当时傅太子或傅诸王者之作，然无论如何，此是汉代所作，中云“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是秦以来爵。
《礼运》《礼运》运字之解释，当与“天其运乎”、“日月运行”之运同，指变动言，故始终未必如一。但，纵使如此，此篇之不一贯尚极明显，细按之实是拼凑好几个不同的小节而成，每节固非如注疏本中所章句者之短，而亦不甚长，前后反复及颠倒之痕迹，已有数处。这篇里有一个甚显著的色彩，就是这一篇杂黄老刑名之旨、并不是纯粹儒家的话。如：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按，礼是儒者之词，柄是刑名之语），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按此是黄老驭政之术），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者，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此亦儒道刑名混合语）。
尤其有趣的是最前两大节，宗旨完全相反。第一大节中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已经极言礼为世运既衰后之产物，维持衰世之品。其下言偃忽问，“如此乎礼之急也”，已不衔接，而孔子答语，“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夫礼必本于天”，又这样称礼之隆。这显然不是一篇之文，一人之思想。
此篇第一节中论天下为公之大同思想，为近代今文学家所开始称道，实是汉初年儒道两种思想之混合，且道之成分更多。汉武帝以后，经宋学清学，无多人注意此者，最近始显。
《学记》此篇是汉初儒者论教及学之方，并陈师尊之义。中引《兑命》，在伏生已佚，不知何据。又引《记》，不知何《记》。汉先年儒者生活之状态，此篇可示其数端。
《乐记》此篇有一部分与《荀子·乐论》参差着相同。但荀子注重在驳墨，此则申泛义而已。此篇当是汉儒集战国及汉初儒者论乐之文贯串起来成这一篇，以论乐之用。末有三老五更之词，可见里边有汉朝的材料。
《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此数篇皆论礼之用及其节制，颇有与《荀子》相证处，要是汉初年儒者述而兼作之言。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之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起”，直到“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现在的篇首显然是一个后加的大帽子），这甲部中所谓中庸，全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下大夫上士中间阶级的世家人生观，所以结尾才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一流的话，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目，而论家庭社会间事，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文笔（汉儒）。相传子思作《中庸》，看来这甲部《中庸》，与此传说颇合。要之，总是这一类的人的文字。乙部《中庸》，从“子曰：鬼神之为总其盛矣乎”起，直至“明乎郊社之礼帝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与甲部《中庸》完全不相干，反与《礼记》中论郊祀、论祭、《大传》诸篇相涉，其为自他篇羼入无疑。丙部《中庸》自“哀公问政”以下直至篇末，“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合着头上那个大帽子，由“天命之谓性”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共为一部。这一部中的意思，便和甲部完全不同了，这纯是汉儒的东西。这部中间，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中庸》在甲部本是一家之“小言詹詹”，在这丙部中乃是一个会合一切而谓共不冲突（即太和）之“大言炎炎”。盖中之初义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偏于其两端之一，丙部中所谓中者，以其中括有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虑天时（羲和），下袭水土（禹）”，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把孔子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九经之九事有些在本来是不相容的，如亲亲尊贤，在战国是两派思想，亲亲者儒，尊贤者墨，此乃“并行而不相害并育而不相悖”，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然而中庸究竟不能太后了，因为虽提到祯祥，尚未入谶纬，但也许卢植有所删削。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和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几个标准，有时可以助我们决定一篇的文章属于晚周或汉世。
（一）就事说话的晚周，作起文来的是西汉的。
（二）对当时问题而言的是晚周的，空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成一贯，然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自《吕览》发之）。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他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是抽象，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他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多见些语录（《论语》不必说，即《孟子》等亦是记言之文）。谈话究竟不能成八股，所以战国以文代言的篇章总有个问题在前面，且以事为学，也难得抽象。汉儒不以事为学而以书为学，不以文代言，而以文为文，所以才有那样磅礴而混沌的气象。汉儒竟有三年不窥园亭者，遑论社会？那么，他的思想还不是书本子中的出产品吗？
《中庸》一书前人已疑其非子思作，如“载华岳而不重”，若是子思，应为岱宗。又“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当然不是先秦的话。此数点前人已论，故不详说也。
《中庸》为子思作一说，见《史记》，而《汉志》有《中庸》说二篇，不知我们上文所论乙丙两部是不是说二篇中之语。
《儒行》哀公问儒冠服儒服于孔子一说，已见于《荀子》三十一《哀公篇》，然意思和《儒行篇》全不同。《哀公问篇》中，问舜冠，孔子不对，以其不问苍生而问此。又问绅委章甫有益于仁否，孔子告以服能致善。这都未尝答以不知儒服。汉高帝恶儒生，骂人曰竖儒，随时溺儒冠，所谓以儒服为戏者，大约即是他，及他这一类人《儒行篇》中只言儒服儒冠受之自然（“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却不敢诋毁笑儒服者，而以儒行对当之，这恐是汉初儒者感受苦痛自解之词。哀公即刘季也。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始提到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总是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齐桓晋文之霸业是。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列国分立时候的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如何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既以财为末，又痛非聚敛之臣。理财原来只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可见《大学》不先于秦皇。《大学》引《秦誓》，秦向被东方诸侯以戎狄视之，他的掌故是难得成为东方的学问的。《书》二十八篇，出于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我总疑《书》中有《秦誓》，是伏生做过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学》篇末大骂一阵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迸之四夷，不与同中国等等。汉初兵革纷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会闻聚敛之臣，而景帝也不闻曾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政而立论，那么，这篇书或者应该作于孔伋、桑弘羊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罢！
《大学》、《中庸》之为显学自宋始，仁宗始御书此两篇以赐新科状元王拱宸，十数年而程学兴，诚所谓利禄之途使然。在此一点，汉宋两代学问有何不同？（《中庸》古已显，惟未若宋后之超于经上，《大学》则自宋始显耳。）
《大戴记》《大戴记》现存篇章不完，乾隆间儒者以《永乐大典》核之，稍有所得，而篇数的问题至今难决。现在抄录通行本的决叙如下面。
……
主立第三十九
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礼三本第四十二
……
礼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保傅第四十八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圆第五十八
武王践阼第五十九
卫将军文子第六十
……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系第六十三
劝学第六十四
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诰志第七十一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诸侯迁庙第七十三
诸侯衅庙第七十四
小辩第七十五
用兵第七十六
小间第七十七
朝事第七十八
投壶第七十九
公府第八十
本命第八十一
易本命第八十二
按，此书之少独立性质，一校即见。《主言》与王肃《家语·王言》合，《哀公问五义》与《荀子·哀公篇》二节合，《哀公问于孔子》与《小戴记·哀公问》合，《礼三本》与《荀子·礼论》第二节合，《礼察初》同《小戴·经解》，后一部分与《汉书·贾谊传》合，《夏小正》在《隋书·经籍志》尚独立，《保傅》则全是《贾谊传》语。《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圆》，《汉志》别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麟、晁公武即以此十篇当之，不为无见。《武王践阼》纯是道家语（或亦一种之《佚周书》），《卫将军文子》则多同《仲尼弟子列传》，而太史公只云取《论语·弟子问》，不言取此。《五帝德帝系姓》则同于《史记·五帝本纪》，《劝学》则大同于《荀子》第一篇。《盛德》、《明堂》两篇为一为二，东汉许、郑已有争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辩》、《用兵》、《小间》七篇，王应麟据《三国·蜀志·秦宓传》裴注引刘向《七略》“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之语，定为即《汉志》、《论语》类之《三朝记》。《迁庙》、《兴庙》两篇疑实一篇，其中一部同《小戴·杂记》；《朝事》多同《小戴·聘义》及《周礼·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等，《投壶》合于《小戴记》。《公符》未有昭帝冠辞，《本命篇》中一节合于《小戴·丧服四制》。这样的凌迟看看与诸书合，很不像一个能在西汉时与《小戴记》有分家的资格的书。且一部独立的书，自己没有独立的性质，篇篇和别些书综错着相合，而自己反见出一个七拼八凑的状态来，殊不近于情理。所以我疑现存的《大戴记》是《礼记》盛行之后，欲自树立门户者，将故书杂记拼合起来，且求合于刘向、许、郑所论列，至《汉志》所举百三十篇以内，《小戴》四十九篇以外之所谓《大戴记》，其本来面目早已不见了。如果这个设想不错，则今本《大戴记》之原本，当是魏晋宋间人集史说子家而成之，若王肃《家语》，不过不必有王肃的那个反郑的作用罢了。后来又丧失数十篇，又将《夏小正》加入，并且和《隋志》也不合啦。所谓十三卷，无非凑合《隋志》所举之数（其实《隋志》中《夏小正》尚独立）。
我疑《礼记》自后苍、二戴后，四十九篇已成本书，此外篇章，原无定本，因传学之人之好尚而或增或减；文籍上初无所谓《大戴》、《小戴》之分[大小戴书之分，疑在后（东汉），裴引《别录》恐非原文]。亦无所谓二戴、庆氏三家之别（虽并立学官，实无大异，他经今文分立同）。汉博士分立，每因解说之小不同，不尽由篇章之差异，书之有大、小夏侯，公羊之有严、颜，皆是也。《汉书》谓桥仁季卿为小戴学，刘向《别录》谓其传《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则谓其从同郡戴德学，《后汉·曹褒传》，父充，传庆氏《礼》，“褒亦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是四十九篇三氏所共（今本《大戴》题九江太守戴德，是又弟冠兄戴矣）。自刘向、班固以来，引用《礼》篇，颇出今本大小戴《记》之外，篇名已有佚者，即篇名尚在引文却不见，是四十九篇之外随时有多出者，直到郑注始成画一。其引文篇名在，而文不在者，是今本四十九篇中与当时本有出入。《经典释文》引晋陈邵云，“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此语如实，则今传《礼记》之字句是马、卢、郑玄三家定本，而郑氏定本以前，三家分别之实，已无可尽考。郑君虽说：“戴德传《礼》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但郑君所谓《大戴礼》是什么东西，殊不可考，亦不能断定其必尽在《汉志》百三十一篇之内。今本《大戴》可疑滋多，已如前一节所说，并非郑所谓者。
但假如我们以为“《大戴礼》是后来拼凑成的”之一说不差，我们却不能轻视这部材料书，其中诚保存不少古材料。读者试以《大戴礼》之文句与大体合于他书者，比较一下，或者可以看出先后杂糅、更改、删加等事来。欧洲人所发达之章句批评学（Text Criticism）实在是“手抄本校勘学”，由校勘而知其系统。乾嘉间儒者之校勘，精辟实过于欧洲，只因所据不过几个宋本，所参不过几部类书，及《永乐大典》，故成绩有时局促。王静安君据敦煌出土材料，成其考定《切韵》数抄本之善作，可以为模范者，也只是把不同的本子比一下子，因其不同，知其系统之别。如用这一法于《大戴礼记》，或者可得些新知识（即是以《大戴》为校书之用）。
《礼记》四十九篇中，无为古文学撑场面者，然除《王制》以外，亦无与古文学大冲突的话。这因为二戴、庆氏本是今文，又或者为古学之马、卢删其今文色彩之重者，故有现在不即不离的情形。
与《礼记》关系最多之子家，非《孟子》，实《荀子》。《荀子》大约是汉初年言学者所乐道，故文章重复至三百二十二篇（见刘向所叙），故研究《礼记》，非参考《荀子》不可。
《礼记》中《大学》、《中庸》、《乐记》、《经解》等篇，显然是西汉之文，重而不华，比而不艳，博厚而不清逸。系统多而分析少，入东汉后，文章不是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