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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释义之学，毛郑胜于三家，故三家为毛淘汰，朱子胜于毛郑，故毛郑为朱子淘汰。清代儒者想回到毛郑身上的人，所争得的只是几个名物上的事，训诂大有进步，而解释文义，反而拘束不如朱子，故清儒注了几遍却并不能代朱子。嘉庆以来，三家《诗》之学兴，然究竟做不到《公羊》复兴的状态，因为《公羊传》文，邵公《解诂》俱存，《繁露》也不失，所以有根据。三家《诗》六朝即成绝学，借汉儒所引，现在尚得见者，“存十一于千百”，虽可恢复些残缺，究竟没有像公羊学那样子成大宗的凭藉。我们现在就清儒所辑三家《诗》异文及遗说看，三家《诗》实在大同小异。大约三家《诗》之异处，在引申经义，以论政治伦理之处，不在释经，故“五际”之义，只有《齐诗》有，《鲁》、《韩》都没有。三家皆以《诗》论道、论政，《齐诗》尤能与时抑扬，大约一切齐学，都作侈言，都随时变迁。《齐诗》如此，遂有五际，《公羊》如此，流成谶纬，伏《书》如此，杂以五行。《鲁诗》也是高谈致用，但不如齐学杂阴阳而谈天人，大约《韩诗》尤收敛，最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故流行也最久（此只就汉儒所说及现存若干段中可得之印象论之，其实情甚难知）。举例而言，太史公是学《鲁诗》的，《鲁诗》也最是大宗，他说：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剌焉。
这样子拿着《诗经》解说一种的系统的政治哲学，和《公羊传》又有何分别？想当时三家必有若干“通义”，如春秋之胡毋生条例，大一统、黜周王鲁故宋、三世三统等。大约汉初儒者，都以孔子删《诗》修《春秋》皆是拨乱反正之义。
《庄子·天下篇》（篇首当是汉初年儒者所修改，六经次序犹是武帝时状态）说“《诗》以道志”，《太史公自叙》说，“《诗》长于风”，“《诗》以达意”，《经解》“《诗》之失愚”，这些话都不错。但把《诗经》张大其辞而作解释的风气，自孔子已然。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些话，我们也不能怪他，因为《诗》在当时是教育，拿来做学人修养用的，故引申出这些哲学来也是情理之常。我们固断然不能更信这些话是对于《诗》本文有切解的，但也要明白当时有这些话的背景。对汉儒以《诗经》侈谈政治也该一样。且《诗》本有一部分只是些歌谣，正靠这种张大其辞得存于世。
关于汉初三家《诗》义，可看陈乔枞等著作，此处不及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