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篇后，四言诗一体几乎没有继续者。荀赋虽四言，而和《风》、《南》、《雅》、《颂》的体制完全不同。有些句诚然像是摹仿《诗经》的，但孙卿是一个儒者，义理重的毕竟不能成文学的正流。《诗三百》原不是“学者”所成就的业作，而孙卿以学者为文章虽然有时也能成就一种典型，到底不能理短情长，续三百的运命。《乐记》说，“诗之失愚”，孙卿不愚，所以孙卿不能为三百作续。我们只好从《七略》、《汉志》的分类，使他和屈原、陆贾鼎足而三，下开汉朝典著中的一伦，而不上当时亡后之余响。秦刻石虽是四个字成一句，但体裁既完全自作古始，好些处三句一韵的，而那一种赫赫之度，炎炎之神，实在如李申耆所说的话，“亦是斯公焚诗书之故智”，我们自然更不能说他和《诗三百》有什么关系。至于汉初的四言诗，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原来已成杂言，又是楚调，上和三百不相干（论见《汉乐府歌词》节）。若韦、孟的讽谏诗竟全不是诗了。腐词迂论，不特无诗意，并且全无散文的情趣，一般文章的气力。可见文学的重要质素，并不在乎择词拟句，成形立式，而在感情统率语言之动荡。不然，把韦、孟的讽谏诗一句一句的看下去，何尝不是《雅》、《颂》的辞句？然而这些典语，并没有个切响。但这一线的发展后来愈大，西汉末年已经有这一行的若干“典制”，而蔡伯邕谀鬼，竟拿这一路的物事制成了所谓“大手笔”。所以四言到了汉世有格无韵，成文不成语，我们当然不更以诗论这些。八代中能作四言诗的，偶然有如曹孟德，能说几句“慨当以慷”的话，而曹子建能把五言作成文宗，却不能把四言振作起来，他的四言是失败的试验。可见四言之流，早成绝势。三百篇后，能把四言成隆高造诣者，只有一个陶渊明，他的四言“卓绝后先，不可以时代拘墟”，不过他的四言也只是他的个性，并不曾重为四言造出一个风气来。

四言已经不是汉初的文学，汉初的诗歌乃是续楚辞的。汉承秦绪，一切这样，已如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说。秦统一六国，又不过十多年，能革政治，不能革人民的礼乐，习俗。楚又是七国中最大的国家，到战国因疆土包括了中国中部，若干中国文化区域入了他的版图，反而变了他的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楚风，转向此方发展，文学中又成就了辞赋歌辩的一套大体裁。则汉初的民间文学，风气当和楚风有关系，是件很自然的事。何况兴兵灭秦的人，不分项刘，都是楚人。后来沛公都关中，政制必承秦代之遗留，风气不能改楚人之习尚，则楚风之能及关中，这层也许有些帮助（《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我们看《汉志》的辞赋略，便可见到楚国把汉朝的文学统一得周全，恰和齐秦统一宗教，齐鲁统一宗法礼制，三晋统一官术，没有两样。

楚辞的起源当然上和四言下和五言七言词乃至散文的平话一个道理，最初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体，人民自造又自享用的。后来文人借了来，作为他自己创作的体裁，遂渐渐地变大规模，成大体制，也渐渐地失去民间艺文的自然，失去下层的凭藉，可以不知不觉着由歌词变为就格的诗，由内情变为外论，由精灵的动荡变为节奏的敷陈，由语文变为文言。楚辞一体的发达，到汉初，还不曾完全变成了文人的文学，相传的屈、宋、景、唐文辞，虽然论情词已经是些个人的，却到底有些人民化，口传语授，增损改易，当然是少不了的，屈、宋的平生到底只在些故事传说中。这个“文人化的楚辞”一线上之发达，到贾谊，才完全脱离了故事传说的地步，文体上也脱离相传所谓屈、宋所作各篇之重重复复，词无边际的状态。这层转移正因为由流传的歌体变为成篇章的制文之故。枚乘、枚皋、东方朔都寻这一线发达，至司马相如而“文人之赋”大成。辞和赋本来没有分别，《七略》、《汉志》固不作这个分别，司马子长也称《怀沙》为赋，但楚辞和汉赋在现在看来却是有些分别；由辞到赋的改变甚渐，然而一步一步的俱有不同。这层改变在下一节详细说，我们此地只提出一句，说，楚辞入了汉代然后进为文人的文学之势急增，至景武间，遂成就了别一个体裁。

楚辞虽然一面沿屈宋以至贾谊等的文人化的一个方向走，体裁愈扩张愈不可歌，一面楚歌之短调当汉初世还在很多地方仍是民间的歌乐，如高帝歌《大风》，项羽歌《垓下》，武帝《瓠子》、《秋风》、《西极》、《天马》诸歌，《乌孙公主歌》，《李陵歌》，一切见于史书之西汉盛时歌词，在汉武制乐府之前者，什之八九，属于楚辞一流的短调，只是非史书所载，如《乐录》、《杂记》、《黄图》以及好造故事的《王子年拾遗记》所录一切不可靠的，乃不属于这一体。大约当时文人化的一宗衍成长篇，遂渐不可歌，民间用的歌词犹用短调，依然全附音乐而行（现存这些短歌虽都不是些平民造的，然这些帝王将主于此等处只是从民俗之所为）。恰如北宋末以及南宋初时之词已经溶化成长阕，文人就卖弄文章，遂多不便歌，而小令犹是通俗的歌调，一个道理（七言久不为一般歌调，而竹枝、茶歌等一切流行民间之变体仍是七字句，五言失其乐府上之地位更早，而五字成句在现在歌谣中还常见）。直到汉乐府体大兴，东汉的五言乐府又成宗派，然后楚辞的余响在民间歌词的区域中歇息。我们不知汉初各地俗乐之分配（《汉书》记载不详），也不明了楚辞歌调怎样凭附楚乐而行，又不大清楚后来的乐府如何代替了楚歌，所以这一段汉初年楚乐歌流行民间的故事，我们叙说不出详细来。但地域所被之远，流行时间之长久，是可寻思的。

论这几篇楚调短章的文辞，则《垓下》、《大风》、《秋风》、《天马》、《乌孙》、《李陵》都是歌出来有气力的文辞。我们论这些歌词，断不能拿我们读抒情诗的眼光及标准去评量一切，即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一类的话，若是我们做起诗来即这样，自然再糟没有了。但如果我们想象那是田家妇女，八九成群，于晴和的日子，采芣苢，随采随唱，则感觉这诗自有他的声响及情趣，即果不善，也不如我们始想之甚。《垓下》、《大风》、《秋风》、《天马》，以至《李陵》、《乌孙公主》之辞，以文采论，固无可言（《秋风辞》除外），然我们试想作者之身份，歌时之情景，则这些短歌中所表现的气力，和他言外之余音，感动我们既深且久，就是到了现在，如我们把他长读起来，依然振人气慨，动人心脾，所以经二千年的淘汰，永久为好诗。大约篇节增长，技术益工，不便即算是进步，因为形骸的进步，不即是文章质素的进步。若干民间文体被文人用了，技术自然增加，态情的真至亲切从而减少。所以我们读大家的诗，每每只觉得大家的意味伸在前，诗的意味缩在后，到了读所谓“名家”诗时，即不至于这样的为“家”的容态所压倒，到了读“无名氏”的诗乃真是对当诗歌，更无矫揉的技术及形骸，隔离我们和人们亲切感情之交接。那么，无文采的短章不即是“原形质”，识奇字的赋不即是进步啊！

上节所叙列表以明之：

附录

项羽垓下歌

《史记》：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姬，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刘邦大风歌

《史记》：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武帝瓠子歌

《汉书·沟洫志》：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度回兮迅流难。搴长茭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林竹兮楗石菑，宜防塞兮万福来。” mBr/5tCi3wlIo0tqguMYaotfp7HwVU4WW55sdH6eJWb2CNuqvaVFqTQlIgL/On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