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到特鲁别茨基 要走了，才草草给你写信。就从关涉最近的事来谈起吧。我与沃隆佐夫吵了一通，与他进行了一番书信辩论，辩论以我这一方的辞职申请而告结束。但当局如何了结还不得而知。梯维里 将为有吹毛求疵的机会而高兴了；而欧洲方面关于谢扬伯爵 的欧化思维方式的议论也将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谈这件事，我的头都搞昏了。从你给维拉公爵夫人的信件中看得出，你对丘赫里别凯尔的事 感到厌恶；你为拜伦感到忧伤 ，我却高兴把他的去世看作诗的伟大描写对象。拜伦的才能随着他的青春年华的消逝而黯然失色。在他的悲剧中，不排除《该隐》，他已经不是那个创造了《异教徒》和《恰尔德·哈洛尔德》的狂暴的魔鬼了。《唐璜》的前两章比后面的出色。他的诗风明显地发生了转变。他整个儿被相反地创造了；这其间没有渐变的过程，他突然就成熟起来，进入壮年——一曲唱罢旋即缄默无声；他的最初的声响一去而不复返——在《恰尔德·哈洛尔德》 的第四章之后我们就听不见拜伦了，那已是另外某个有着人类优异才能的诗人所写。在他的“英雄”的第五章中歌唱他的死亡——你的这个想法很妙 ——但我无能为力——希腊的事把我搞得焦头烂额 。关于希腊人的命运可以讨论，就像讨论我的黑人兄弟的命运一样，应该对他们两者从忍无可忍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寄予希望。但让所有文明的欧洲人都来关心希腊——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幼稚。耶稣教徒喋喋不休地对我们宣讲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 ，而我们试想一下，由强盗和小商贩组成的乌合之众，能是他们正宗的嫡亲后裔，能是他们学院式光荣的继承人吗？你说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你如果到奥德萨我们这里来看看米尔提拉德的同胞们，那你就会赞同我了。你再去看一下几年前拜伦本人在谈《恰尔德·哈洛尔德》的意见中所写的 ——其中他引用了法国的、记得是驻士麦拿的领事福维尔的见解——不过我答应你写些纪念这位大人之死的未必成样子的诗。

我想同你谈谈内阁变动的事。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我亦喜亦忧。每一个俄国人早就知道的一句格言是“越坏越好”。感谢俄国的上帝，俄国的反对派是由我们的鱼龙混杂的作家组成的，他们已陷入了一种焦急不安的状态，我曾怀着某种期待对此私下里进行过揶揄。而现在，正像可以允许费特·格林卡 对他的情人所说——她奇妙绝伦，她有一双天神般的眼睛，爱情是一种神圣的情感——一样，这一群混蛋会再次安静下来的，各杂志依旧会撒谎，官员依旧，罗斯依旧——看希什柯夫如何做这台弥撒……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钱，《奥涅金》，《古兰经》至高无上的训诫 ——都是出于我的利己主义。另外，我已让弟弟去卖《高加索的俘虏》的第二版。很需要钱——而（如人所说）第三版我们就不会放手了。但你把我搞得狼狈不堪；你会给我钱，但鬼知道你又会跟谁惹上麻烦 。你是个好勇斗狠的出版者——而格涅季奇虽然不是个有利可图的朋友，但也不会白给别人一个戈比，而是乖乖地办自己的事，不会同卡切诺夫斯基或者德米特里耶夫恶语相向 。

亚·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