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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普希金，人们脑海里会涌现出一连串看似相悖、实则相谐的对称概念。
作为“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和作为世界文坛巨匠的普希金。普希金是自19世纪起的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普希金率先冲破国界，引领一批俄国杰出的作家攀登上19世纪世界文学高峰，自己更跻身于世界文学巨匠之列。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份调查就显示：我国读者面最广的外国作家是莎士比亚和普希金。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了《普希金全集》两套、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十三种译本，各种作品选集和作品单行本已超过一百种。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和“俄罗斯的夜莺”普希金。“太阳”与“夜莺”，同时被用作对同一个诗人的隐喻，似乎不可理解，但对于普希金来说却恰如其分。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评论《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提到，“普希金以前的俄国诗只是欧洲诗神眼前一个聪明而熟练的学步者”。另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称普希金为“俄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诚然，在普希金之后，不论哪位诗人或作家，都是在他的光辉的照耀下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普希金不但写最纯粹的诗（抒情诗），而且写叙事的诗、童话的诗、剧本的诗、小说的诗，甚至文论的诗。以普诗在传承中大胆独创之气魄、捕捉生命律动之敏锐、内容之宏大、题材之丰富、语言之精美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而论，“太阳”这个隐喻用得并不为过。至于说“夜莺”，则是从歌唱这层含义上说的，何况他很爱用夜莺这个意象，用它来隐喻他对歌唱爱情的情有独钟，也是非常得体的。
传奇的普希金和平易的普希金。普希金生在18世纪末（1799年）俄国一个衰落的贵族家庭，死于19世纪的一场为捍卫人格尊严而进行的残酷决斗。在他的身体中有着俄罗斯人和喀麦隆人的双重基因（母亲是喀麦隆裔的汉尼拔的孙女）。普希金在16岁那年所写的抒情诗《皇村的回忆》（1814年）博得了诗界权威杰尔查文的赏识（被他誉为自己的接班人）。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里，他为俄国文学史写下了15个“第一”……他的生平真是够传奇的了。可是，他不是傲视普通人的超人，而是毕生注意倾听并倾吐人民心声的歌者。他用俄罗斯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诗歌和散文。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和在《驿站长》中所塑造的小人物形象，都植根在当年俄罗斯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心田，这些和他的其他许多不朽作品一道自然地成了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
忧伤的普希金和乐天的普希金。在俄罗斯这块悲情丛生、悲剧迭出的土地上，无论在普希金之前还是在普希金之后，诗人由于身兼人民精神领袖的角色而常常身遭厄运：因反抗暴政而遭监禁或流放，在当局的摧残下被逼自尽或决斗，忧伤是他们共同的心境。普希金大量为时而作的诗是忧伤的，他的作品中悲剧成分多于喜剧成分，他本人也是悲多于欢，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喜多于忧。这是源于他的气质、胸襟、眼界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例如他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中唱道：
心儿总是在憧憬未来，
现今常令人闷闷不快：
一切很短暂，一切会过去，
那过去了的，便贴你心怀。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普希金的忧伤是“明亮的忧伤”，因为他坚信：
在不朽的智慧太阳面前，
虚假的睿智也黯然腐烂。
万岁，太阳！速退，黑暗！
——《饮酒歌》
早逝的普希金和永恒的普希金。由于不堪沙皇专制制度的摧折，普希金这盏天才的明灯过早地陨灭了，他英年早逝在37岁这个据说不少天才都没能逃过的年龄坎上。但是正如他在《纪念碑》一诗中所预言的那样，他并没有完全死去：1999年诗人的二百年诞辰不是过得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所过的生日都更红火吗？我国曾以规模宏大的活动来纪念普希金这位外国作家，更具体而生动地证实了他是永恒的，是与全球读者的心灵同在的，是与真善美共存的。历史已验证了他生前在《我为自己树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1836年）中的预言——“提起我的将会有各种各样的语言”。
厚重的普希金和轻松的普希金。普希金虽然只活了短短37年，但他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800多首抒情诗、12部长诗、6部童话诗、1部诗体长篇小说、多部散文体中短篇小说、6部诗剧、多篇政论、文论以及专著《普加乔夫史》等。他那等身的著作，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和反映了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规范并提炼了美丽的俄罗斯语言，从而成为俄罗斯文化、文学的杰出代表和象征。但是我们在看到一个如此厚重的普希金的同时，还看到一个轻松的普希金。早在《我的墓志铭》（1815年）一诗中他就自我调侃道：
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毕生快乐，
总结交年轻的缪斯、懒散和爱神；
他并无什么善举，但的确可以说：
论心地他是个好人。
俄罗斯的研究者有过如下的观察和分析：“在生活方面，轻松是普希金世界观的基础，也是其性格和人生履历的特征，诗中的轻松成了他刚步入诗坛的条件。他一挥笔，评论界便称他的诗‘非常的轻松和从容’，‘好像这些诗行无需任何斧凿，使人觉得这些诗句是从他的诗笔下自行流泻出来的’”。
时尚的普希金和经典的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学经典中的经典。但作为俄国贵族社会中的一员，普希金不可能与上流社会的时尚习俗毫无瓜葛。因此，不但他的服饰和风度是时尚的，他的不少抒情诗也是他与当时的上流社会进行周旋的产物。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普希金不像今天不少人那样任凭时尚淹没经典，而是力求用经典引领时尚，他使某些时尚的题裁也加入经典的行列。如抒情诗《致凯恩》《我爱过您》等，后来都成了爱情诗的传世之作。
风流倜傥的普希金和百代诗魂的普希金。普希金与缪斯结下了永生不解之缘。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诗歌的9个女神。普希金创作上对美神的崇拜和生活中的美女情结互动的结果，便是他对美的神往变成了自己文学创作特别是抒情诗创作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异时、异域、异民族的我国读者往往会感到不解：从一个人的心田怎么可能流出这么多爱情的旋律来呢？我们姑且抛开时代、阶级、民族、个性等多种元素不说，单就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一基本原理而言，就足以阐释诗情升华爱情这一客观艺术规律了。何况普希金有着超强的生命活力、对美和诗的天才颖悟和作为诗人的神圣使命感，勇于把真诚视为爱情与诗歌互通的心魂。因此，别林斯基负责任地说：“在普希金的任何感情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轻柔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因此看来，阅读他的作品是培养人的最好的方法，对于青年男女有特别的益处。在教育青年人，培养青年人的感情方面，没有一个诗人比得上普希金。”（冯春的译文）从这个视角最便于确认：普希金既是俄罗斯诗歌的夜莺，又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甚至可以说，普希金的诗称得上是一位超越时空的心灵教师，正如黑格尔所说：“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可惜，今天社会上有相当多的人受物质利益的驱使，已不再理会这句至理名言了。
俄罗斯的普希金和我的普希金。无论是说“俄国的但丁”“俄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歌德”，或者是说“俄国的春天”“俄国的早晨”“俄国的亚当”（卢那察尔斯基语），普希金都是象征俄罗斯民族的首屈一指的民族诗人。但是随着他对后世影响愈益深广，“普希金”这个符号渐渐摆脱时空的制约，以至后人甚至外国人都说起“我的普希金”来了。他们所说的“我的普希金”，有“他是我的心魂”和“我是他的延续”的双重寓意。说过“我的普希金”的，不仅有勃留索夫、茨维塔耶娃等众多俄国著名作家和诗人，而且也不乏其他国家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比如我国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我的朋友普希金》（1999年）一文中写道：“我跟普希金结识是在1947年，那一年我14岁，他已经148岁了，我们是忘年交。有人问，我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是不是受了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感觉是可靠的。”“我的普希金”的另一种演绎形式是“普希金和我”。20世纪最后一年，为纪念普希金二百周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普希金与我》（孙绳武、卢永福主编），此书收入了一百位我国当代作家、研究家、翻译家、编辑家对普希金其人、其诗文感悟的篇章，可见这位俄罗斯文豪直至今日对我国文化影响之广之深。“我的普希金”的第三个表现空间是在翻译家心中。如果说原著是“俄罗斯的普希金”，那么，译著便既是“俄罗斯的普希金”，也是译者的“我的普希金”，即“我所理解和表达的普希金”。可见，译著再好，也不等于完全的“俄罗斯的普希金”。译者的职责仅在于：使“我的普希金”尽量贴近“俄罗斯的普希金”而不受任何框框的局限。本书的译者正是在这个客观标准上，诚恳地期盼读者的批评和指正的。
虽然笔者拉拉杂杂说了上述关于普希金的许多话，但是仍感到言犹未尽，真是名副其实的“说不尽的普希金”，一如前人说过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顾蕴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