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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开篇所述，研究亚历山大帝国，离不开对希腊化概念的重新审视。能够成为试金石的，便是在塞琉古王国最东端诞生出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
巴克特里亚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夹在兴都库什山脉与阿姆河之间。与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一样，耕地和牧场遍布在险峻的群山与沙漠之间，因盛产良马和青金石而闻名于世。在青铜时代后期，巴克特里亚产生了灌溉农业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后诞生了国家。亚述人和米底人也知道它的存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被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征服，成为帝国东方边境的要地，历代总督都由王族担任。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巴克特里亚，在古希腊罗马的著作中有零星提及。传说在东方的边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希腊人王国。这个传说促使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们萌生了充满浪漫色彩的幻想。然而，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现能证明其存在的遗迹。
法国考古学家富歇在被认为是巴克特里亚首府的巴克特拉（现巴尔赫）进行了发掘，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只得出了“巴克特里亚只不过是幻象”的结论。
另一方面，英国学者塔恩认为亚历山大的理想——人类的和睦共处，是在巴克特里亚才最终实现的。他在《生活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1938年）一书中提出，巴克特里亚王国归根到底属于希腊化史的范畴，其陈述如下：
希腊人的统治这一历史片段在印度历史上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它是希腊化史的一部分，只有立足于此，希腊人的统治才具有意义。横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帝国是希腊化国家，它具备众多希腊化各国所具有的一般特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总之，它是塞琉古王国史的一个分支。
塔恩的说法并没有实际证据可以证明，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其中，印度的纳拉因在1957年出版的《印度的希腊人》一书中从正面向塔恩发起了挑战：
我们不能把巴克特里亚的新国家看成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后继国家。与其他希腊化各国相比，生活在巴克特里亚的印度——希腊人受印度宗教和思想的影响要更巨大。他们的历史是印度史的一部分，不属于希腊化各国的历史。他们来到印度，但印度最终征服了他们。
那么，在脉络上，究竟应该把巴克特里亚认定为希腊化史还是印度史的组成部分呢？于是，古代巴克特里亚成为围绕着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代展开的争论中的一个焦点，也考问着研究者们的历史观。
1965年，法国考古学调查队在阿伊·哈努姆发掘出一个希腊城市的遗址。该遗址位于阿姆河及其支流科克查河的交汇处，相当于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两国的边境。
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苏联进攻阿富汗的1979年，这次发掘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明确了此地曾为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中心城市之一。幻象就此消失，人们开始依据出土文物展开实证性研究。
随后，在阿富汗各地进行的发掘也相继取得成果，并出土了大量货币，为古代巴克特里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不过，由于货币的编年非常困难，所以只能复原王国政治史的大概。在此基础上，我们来探讨一下巴克特里亚王国与希腊化文化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平定了巴克特里亚及其北部的索格底亚那。这场凄惨的战争历时两年，几乎全部居民都被卷入其中。随后，亚历山大迎娶索格底亚那豪族的女儿罗克珊娜为正妃，双方达成和解。然而，这种征服的表层下潜藏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为此，除希腊移民外，亚历山大在当地留驻了大量军队，有一万五千名步兵及三千五百名骑兵。正如第四章所述，事实上，这是一种隔离政策。对希腊人来说，这相当于把他们流放到偏远的荒岛上。在亚历山大死后，包括巴克特里亚在内的东方各行省的两万三千名希腊人发动起义，争取回归祖国。虽然摄政帕迪卡斯派遣军队镇压了起义，但动荡不安的局势毫无改变。
狄奥多特一世 将赛琉古王国东方的行省创建为独立王国
从公元前308年开始，塞琉古平定东方各行省，巴克特里亚也成为塞琉古王国的一个行省。塞琉古之子安条克成为王国的共同统治者后被派往东方。他积极开展城市建设，重建了极东亚历山大城等，并致力于稳定行省的统治。这样，巴克特里亚成了塞琉古王国在东方军事和经济上的根据地。
然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特一世分裂独立的倾向逐渐增强。终于，他在货币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加上了“王”的称号，建立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此后，他的儿子狄奥多特二世继承了王国。公元前3世纪末，一个名叫攸提腾的人杀害了狄奥多特二世并掌握了政权。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率领军队远征巴克特里亚，从公元前208年开始，包围巴克特里亚首都巴克特拉长达两年。攸提腾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双方于公元前206年缔结了和约。
当时，攸提腾向安条克提出，自己不是应受惩罚的叛乱者，而是消灭叛乱者狄奥多特一族重新夺回王国的功臣。于是，巴克特里亚就名副其实地获得了独立。而阿伊·哈努姆被认为就是该王国在东方的根据地。
公元前2世纪初期，攸提腾的继承者德米特里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远征，一直进攻到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当时正值孔雀王朝末期，希腊人此后统治印度西北部长达一个半世纪。这被称为印度——希腊王朝。另一方面，巴克特里亚王国遭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阿伊·哈努姆也于公元前146年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
作为一个国家，巴克特里亚王国毫无疑问具备了希腊化王国的特征。狄奥多特一世以行省总督的身份起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种方式以塞琉古为代表的继业将军们已着先鞭，而攸提腾暗杀国王夺取王位的做法也和卡山德有共同之处，脱离王国自成一国的方式也和帕提亚王国及后文即将提到的帕加马王国相同，都是希腊化时代的特色，当然其他时代和地域也会出现这些特征。尽管如此，可以说我们仍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一个希腊化国家。
希腊化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王国的动荡不安。对此，笔者列举一些巴克特里亚王国特有的情况。货币是与巴克特里亚王国相关的最重要的史料，它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在多次发掘中都发现了大量被藏匿起来的货币。之所以所有者会藏匿如此众多的货币，大概是因为他们面临游牧民族的入侵或迫在眉睫的战争等，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不得已而为之。货币在藏匿之后未被动过，表明所有者没有再回来。换言之，巴克特里亚发现数量巨大的隐藏货币，说明巴克特里亚当时充满了战争和动乱，其中也包括游牧民族的入侵。
上文中已经提到，1965年法国考古学调查队发掘了阿伊·哈努姆，那么这座城市为我们展示了怎样的希腊化文化？
城市位于卫城和两条河流所夹的长方形区域内。卫城的山脚下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主要的建造物就位于大路与阿姆河之间，整个城市的布局呈现出希腊式的围棋方格状。大路的正中间有柱廊门，从这里向西，除了带有宫殿的行政区、居住区外，还有神殿、体育场、英雄庙和泉水，东侧则是剧场和军械库。整体上看，它具有希腊城市的典型特征，而且英雄庙中还发现了希腊语的碑文。碑文有从遥远的圣地德尔斐带来的寸言，还有讴歌人生理想的五行箴言。由此可知，阿伊·哈努姆的居民过着希腊式的生活。
问题是这种希腊式的生活与文化，与城市周边的居民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有争议，难以轻易下结论。依笔者推想，在阿伊·哈努姆的居住区内生活的始终是希腊人，他们过着的基本是与世隔绝的生活。至少很难认为周边的居民能自由出入城市，与希腊人平等往来。不仅是阿伊·哈努姆，东方的希腊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孤岛，凭希腊城市的存在就直接大谈文化融合，未免过于性急。
此外，发掘阿伊·哈努姆的负责人贝纳尔教授指出，阿伊·哈努姆的建筑物受到伊朗文化及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据其所述，阿伊·哈努姆建筑物在建筑技术方面大体上是希腊式的，但建筑的整体规划则是非希腊式的。
阿伊·哈努姆遗迹 主神殿的遗迹。贝纳尔拍摄
例如，在宫殿建筑中行政区和居住区并存，用错综复杂的走廊将它们连接起来，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巴比伦尼亚宫殿的特征。个人的住宅也不是依希腊风格那样在中央配置中庭，而是在居住区域的北侧配置中庭，各房间被配置在最重要的房间的周围，并以走廊相互隔开，这种布局与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及中亚的房屋布局有共同之处。神殿由广阔的前室及里面的三间主室构成，类似于帕提亚王国时代的城市杜拉·欧罗波斯（今天的萨西耶）的神殿，而后者更是可以追溯到新巴比伦尼亚时代的神殿。
综上所述，阿伊·哈努姆的建筑具有美索不达米亚、阿契美尼德朝波斯、中亚这三种样式的特征，可见就连堪称希腊城市典型的阿伊·哈努姆也并非只有希腊风格。然而迄今为止，用日语介绍阿伊·哈努姆的文献都完全遗漏了贝纳尔教授指出的这一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希腊风格”来描绘希腊化时代的东方世界。
1978年，苏联考古调查队在阿富汗北部的地利亚·泰贝（黄金之丘），发掘了六座被认为是公元前后贵霜人的墓葬。其中，在第三座墓中发现了一位被许多光彩夺目的工艺品包围着的年轻女性，这些工艺品有来自中国汉朝的银镜、帕提亚王国的货币、罗马皇帝提比略在卢格杜努姆（今天的里昂）铸造的罗马金币、以希腊语标记重量的银质带盖器具、希腊罗马样式的指环、来自印度的象牙梳子、雕刻有雅典娜女神全身像的椭圆形挂件等。这些工艺品来自地中海、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乃至印度、中国，堪称古代豪华工艺品的大聚会。在如此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中，不应仅授予希腊文化以特有的价值。
试举一个印度的例子，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发掘出百柱殿，它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属于同一类型，由此可以推断，孔雀王朝的宫殿是仿照波斯风格建设而成的。此外，阿育王在修缮佛教圣地之时建造了纪念石柱，在高10米的柱子上面雕刻了狮子等动物。这与波斯波利斯宫殿的柱头属同一类型，且动物的表现样式还受到希腊风格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石柱印度风格的特征迅速浓郁起来。然而，在印度美术的黎明期竟诞生出如此高难度的作品，如果撇开波斯及希腊文化的影响，实在难以想象。
在日本，犍陀罗美术被认为是希腊化文化的代表，但它不仅仅受希腊的影响，开始制作佛像的时间不是希腊人统治犍陀罗地区的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半期这一时期，而是贵霜王朝时代的公元1世纪后半期。据现在的研究可知，犍陀罗的佛教美术运用了希腊、伊朗、罗马三种美术样式和技法，所以比起“希腊起源说”，“罗马起源说”更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希腊化时代的亚洲理解为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化世界。虽然希腊文化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归根到底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为避免误解，须先声明，笔者并非意欲低估希腊文化对东方的影响。相反，希腊文化在各地俘获了众多当地居民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文化在扩展过程中，是怎样发生影响、进行融合的呢？其发端就在于每个人实际接触异国文化事物时对其美妙之处的感受。
人们邂逅新的文化，被它的魅力折服，切实感受到它的美好，想要把它留在身边，进而想要掌握它、效仿它。有了这样的深切感受，异国文化才可能为新的土地所接纳并生根发芽。这便是文化的传播。
时空上的距离可能有些远，笔者想起了日本佐贺县有名的瓷器——有田烧。在日本，最早制作有田烧的是朝鲜的工匠。他们是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被带到日本的。这些工匠在佐贺县找到优质的泥土，以此为原料烧制了精美的瓷器。这种瓷器以惊艳的外观俘获了众人之心，其制作一直持续至今。正是因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美丽和魅力，使其战胜了战争及掠夺等厄运，得以延续了下来。与此相通，所谓的希腊化文化也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乱及民族迁徙浪潮，战胜了重重困难才得以传播并延续下来。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刻，希腊人制作的每部作品，其自身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美丽和魅力。因此，希腊文化在亚洲各地俘获了众人之心，为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所需的能量。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希腊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
亚历山大的统治充满了战争和破坏。他的远征给亚洲各地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如果说此后亚洲产生了新文化——希腊化文化，这并非因亚历山大的远征而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优秀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人们对它的信赖。这可能也成为我们的优秀文化在今后的时代会延续下去的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