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

葡萄牙人所“发现”的东非人

1498年3月初，东非港口城市莫桑比克的人们看到了三艘从未看到过的船及其船员，并对他们的怪异行为深感疑惑。这些白皮肤的船员大多数都不懂当地通用的阿拉伯语。通过与几个会说阿拉伯语的船员的交流，当地人推测他们好像非常欠缺这一海域的商业知识。现在，他们希望当地人给他们介绍导航员。在一般情况下，做生意的船只都停靠在岸边，可这三艘船却停泊在离岸较远的海湾，丝毫没有靠岸的意思。镇长到他们船上拜访，他们拿出帽子、珊瑚作为礼物，但没有镇长想要的绯色布匹。

造访这座位于西印度洋海域贸易圈最南端的城市，买卖象牙、黄金、奴隶等商品的外国船只非常多，其目的不外乎就是做生意。这座城里的民众也很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的来访大受欢迎。通过交易，双方都可以得到想要的物品。但这三艘船上的外国人和其他商人大不相同，好像不单纯是为了做生意而来。他们到底为何而来？在城里的民众和船上的船员之间，弥漫着微妙的紧张气氛。

读者当然知道这三艘船从哪来，由谁率领。没错，这就是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由瓦斯科·达·伽马指挥，为寻找东方基督徒之王和前往“印度”获取香料的船队。他们于1497年7月8日从里斯本出发，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历经艰辛终于抵达这里。达·伽马所乘坐的一艘船名为“圣·加百列”号，吨位约100吨。其余两艘分别约100吨和50吨。三艘船的船员人数总共在148人到170人之间。

这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在1492年征服了格拉纳达，并把它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国王放逐到大海对岸，此时却被奇怪的妄想附体。他们视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为敌，深信如果对方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就一定会进行攻击。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信天主教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之间都是以和平的方式通商，葡萄牙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事实。但这个时期，所谓的“收复失地运动”刚刚结束，其后不久，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抗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在当时欧洲西部的天主教文化圈里，宗教和教派的不同会造成人与人的彻底隔绝，甚至常常作为充足的理由导致互相残杀。

不管怎样，抵达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很快就意识到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在那一瞬间他们就成了敌人。之所以把船停在海上，也是为了防止当地居民看到他们星期天举行礼拜，发现他们是天主教徒。但要在未知的海域继续航行，就必须要有向导。此外，水和粮食也必须得到保证。他们不得不开始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涉。但一方一开始就将对方看作敌人，这场沟通也不可能顺利进行。此外，还存在语言差异导致的沟通不畅。最终，达·伽马决定使用武力夺取淡水。于是，葡萄牙人的船队突然向守护水场的莫桑比克人开炮，突破其防线。当地有两人被杀害，数人被抓作人质。他们还掠夺了两艘当地的船只及其货物。

次日，得意洋洋的葡萄牙人再次来到水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淡水，然后进入城中心鸣枪示威。在达·伽马船队船员的日记中记录有如下内容：“摩尔人都躲在家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到海边。”在这一地区，当时尚未使用枪支等热兵器，当地人对枪、炮的声音和威力无疑是非常吃惊的。在通过暴力获得必需的物资之后，船队无视该地区的习惯，没有支付一分钱的港口使用费，两天后随即顺风北上。

之后，达·伽马船队经过蒙巴萨、马林迪，仍然重复着让当地人侧目的恶行。例如，他们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搜集天主教徒及其王国的情报，对阿拉伯的穆斯林显示出极大的敌意，甚至袭击阿拉伯人的船只，掠夺他们的物资。另外，作为指挥官的达·伽马和其他各船的船长拒绝下船登陆，船员们也只有在和港口码头方交换人质之后才下船。葡萄牙人的这种做法和行为，与其他地区商船经常到访的东非海岸各城市的习惯相悖，显得极不自然，甚至不可思议。

这支葡萄牙船队在马林迪首次遇到四艘印度商船。船员是来自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海岸的天主教徒。在未知的土地和海域，对于一直寻找天主教徒及其王国、开辟前往印度之路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应该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偶遇。在马林迪这个地方，这群葡萄牙人得到了前往印度的航道和印度港口城市的充足信息，并成功聘请到向导、储备了足够的淡水和粮食，于4月2日扬帆起航，一路赶赴印度。

这群来路不明、好似从天而降的葡萄牙人，不但不遵守当地业已确立的商业习惯，甚至二话不说就诉诸武力，而后却像暴风雨一样仓促驶向印度。对于葡萄牙人的这些行为，东非人是如何看待的呢？遗憾的是，至今为止留存的记录都是从葡萄牙人的角度来撰写的，并未反映出东非人的真实看法。或许其反应也只是停留在“那是什么呀”的程度。但是，这场风暴并不是一吹而过的，之后不久，定期访问这里的葡萄牙人给东非历史的发展进程带来了决定性影响。

印度洋海域的航海

在讲述瓦斯科·达·伽马和葡萄牙人其后的航海情况之前，简单介绍一下在他们进入印度洋时人们通常使用的航海方法。在莫桑比克所在的南纬15度以北的海域，一年当中风的方向发生有规律的变化。根据季节变化而改变方向的风被称为季风，也被称为季节风。在北半球的夏季，低气压位于青藏高原，围绕这一地区形成逆时针的风。也就是说，在印度洋和南海的大部分海域吹西南风或东南风。与之相反，进入冬季之后，青藏高原被高气压控制，在这一地区形成顺时针的风。在亚洲的大部分海洋，此时开始刮西北风或东北风。

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季风 左图为夏季季风，右图为冬季季风

说到印度洋，10月末到次年的3月末刮东北风，即从南亚次大陆吹向东非方向，4月初到9月中旬，则刮相反的西南风，也就是风从东非吹向南亚次大陆方向。

当时的帆船能够有效地利用季风进行远洋航行。在吹东北风的10月末到次年3月末这一段时间，从南亚次大陆往东非方向航行，而在刮西南风的4月到9月中旬，则由东非航行至南亚次大陆。

但在6月到8月中旬的夏季，西南风过于猛烈，海上波涛汹涌，并不适于航行。在此前后的4月、5月、8月中旬到9月中旬，则是东非至南亚次大陆的最佳航海季节。希望大家还能记起，达·伽马船队从马林迪起航赴印度就是在4月中下旬。

印度洋海域的商品和人

在印度洋海域的各地，有很多只有当地才能生产的特产。例如，作为高级香料的肉桂只有锡兰岛（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南部才能生产，丁香出产于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肉豆蔻、肉豆蔻花也只有东南亚的班达群岛才能生产。胡椒和生姜的主要产地是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岛，乳香产于阿拉伯半岛。马匹也是出自阿拉伯半岛和波斯。黄金和象牙产自东非，丝织品和地毯来自波斯，棉织品则出自印度西北的古吉拉特地区（Gujarat）、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用于织物染色的蓝色颜料，则产自古吉拉特地区。

在沿岸各地的港口城市，带着其他地方特产前来交换当地特产的商船抵达并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交易方式基本上采用以物易物，很少使用货币。这是因为当时尚不存在通用于整个印度洋海域的货币。黄金和银还只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甚少作为交易决算的手段。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的主要原因是得到欧洲市场大量需求的香料，特别是胡椒，但胡椒仅仅是印度洋海域众多交易商品中的一种而已。

此外，本书之后对“香料”和“香辛料”两词加以区别使用。“香辛料”在现代日语中是香料、调味料的意思，主要指饮食调味品中的胡椒、丁香、肉桂、豆蔻。在现代社会，这些商品专门用于与“饮食”有关的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系列。另一方面，日语的“香料”一词，是法语epice一词最早的意思，同“从遥远的地方带来的舶来品”一样，指代更广范围的东西，“香辛料”也被包括在其中。在当时欧洲的西北部地区，人们认为epice（香料）是一种对身体很好的贵重“药材”，和沉香、白檀、乳香、麝香、龙涎香一样，主要用其香味。此外，他们认为糖、茶等饮料也具有药用功效，当时也视其为“香料”。

活跃于印度洋海域的商人们，大多按照不同的血缘、不同的出身或宗教信仰组成共同体，大家相互协助，一起从事商业活动。公元8世纪到9世纪之后，阿拉伯语系的伊斯兰教徒开始进入这一海域，这导致该海域有时也会被看成“伊斯兰之海”。但是，这只是一种把当时的现实简单化的错误看法。在这一海域，穆斯林的商人和船员确实比较多，但除此之外，信奉被称为“瓦尼亚”的古吉拉特地区的印度教派、其他地区的印度教派、耆那教、犹太教、亚美尼亚东正教，还有印度的天主教徒派等伊斯兰教以外宗教的商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共同体，频繁地开展商业活动。

另外，所有穆斯林也并非关系紧密，抱作一团。以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为根据地的阿拉伯人、以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为根据地的伊朗人和阿拉伯人、以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各地为根据地的圣行派和什叶派的人、集中居住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坎纳诺尔郊区和邦纳尼郊区的被称为“马匹拉”集团的人等，诸多穆斯林集团同时存在，他们之间围绕交易方式和利益也发生过纷争。

“伊斯兰之海”这一词语，听上去好像是穆斯林商人成为一体并完全按自己的做法控制了印度洋海域的贸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海域商业活动的特征在于，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的多种民族团体共同生活，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展贸易活动。因此，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隐瞒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只要他们遵守这一海域的基本贸易规则，其他商人只会把他们看作新的竞争对手，接受他们应无太大问题。

印度洋海域世界的港口城市和王国

当时印度洋的主要港口城市，从东往西有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印度西南地区的卡利卡特、印度西北地区的坎贝、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红海入口处的亚丁，还有东非的基尔瓦等地。马六甲不仅是印度洋海域世界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从南海到东海的亚洲东部海域的连接点。中国的特产丝绸和瓷器等以及东南亚各地的香料、调味料类商品都集中在这里交易。为了将这些东方的物产和印度、西亚、东非的商品交换，众多商船造访这一港口城市。卡利卡特是其腹地所产胡椒的集散地，同时也是从马六甲到坎贝、亚丁、霍尔木兹商船的中转地。坎贝因其腹地的古吉拉特出产棉织品而驰名，是印度洋海域最大的商船建造基地。霍尔木兹是同经过波斯湾的地中海地区、波斯以及中亚地区交易的据点。亚丁则是同经过红海的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的交易的中转港口。

这些港口城市中，有不少基于政治的考量，从其腹地中独立出来，成为专司贸易的王国。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些王国收入的大部分依靠对商品征收进出口关税，而如何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有利的交易环境，则决定了这一王国的兴衰。相反，在内陆地区设立据点进行统治的政治势力并没有给予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港口城市及其贸易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与其支付高额的军事远征费来占领这一港口城市，不如让其发展自由贸易，继而对进入位于内陆地区的商品征税，这样就已足够了。在印度洋海域这一世界，并不存在统治支配各种商业团体贸易活动的政治势力。

当时，即便在达·伽马船队前往的印度南部地区，首都设在内陆地区的毗奢耶那伽罗（Vijayanagar）帝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但也未必延伸到沿海地区。巴特卡尔（Bhatkal）、柯钦等马拉巴尔海岸地区的港口城市，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小王国，城内居住着以从事海外贸易为生的各种商人。作为胡椒和香料的集散地的卡利卡特也是这样一个王国。

卡利卡特城的起源可追溯至11世纪。关于这个城市对外来商人有多么安全，流传着一个趣闻。印度东南地区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商人，在红海做生意赚了大钱。在回家途中，由于船上装有大量黄金，致使船只有沉船的危险。迫不得已，这个商人把装有黄金的大箱子交由卡利卡特的国王保管。虽然对这些财产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但等他再次返回时，国王仍然原封不动地帮他保管着财宝箱。当惊喜不已的商人试图把箱中一半的财物作为谢礼献给国王时，这位国王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国王应该做的事”，什么都没有收。于是，商人在城里修建了市场来报答国王。这位国王深知，比起这半箱宝物，能够得到国王公正处事和城市安全等评价，对于卡利卡特这样的港口城市来说更为重要。

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

从马林迪起航前往印度西海岸的达·伽马船队顺风顺水，仅用三周左右的时间即穿过西印度洋，于5月20日抵达卡利卡特北部，并抛锚停船。在第二天即21日天一亮，就有小船从港口开过来问船队从何而来。在经过漫长的航海之后，葡萄牙人肯定也想尽快上岸，但达·伽马对此显得非常慎重，他首先让一个从葡萄牙带来的囚徒单独乘小艇登陆，查看城内是否安全。

这名囚徒被带到了城内的广场上，在那里有两位出身北非突尼斯并讲卡斯蒂利亚语和热那亚语的“摩尔人”（“摩尔人”这一词语在当时欧洲各国文献中经常出现，意为讲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徒）。这名囚徒在卡利卡特城内看到了地中海世界随处可见的面孔，肯定感到无比吃惊。这两人向囚徒问了如下问题。

“怎么回事？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看来，感到吃惊的不仅是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也许囚徒回答他们是绕过好望角来的吧。听说这一情况之后，摩尔人又问道：“你们来这里想得到什么？”该囚徒回答道：“为了寻找天主教徒和香料。”

聊了一会儿，这两人随囚徒一同来到了达·伽马的船上。“你们真是好运，真是好运，这里有很多红宝石、绿宝石。你们应该要感谢神把你们带到这么富饶的土地上来。”听到他们说的这话，船上的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因为这是自从葡萄牙出航以来，他们第一次能听懂对方说话。

此后，达·伽马一边谨慎地观察该城的情况，一边把自己带有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节的信件递交给卡利卡特国王。外出巡游的国王返回城后，允许达·伽马觐见。这是自船队抵达卡利卡特一周以后的5月28日的事情。

达·伽马拜访卡利卡特国王

为以防万一，达·伽马让其兄长保罗等留在船上，一行人等终于登陆上岸，并受到了好奇心极强的当地民众的欢迎。葡萄牙人发现大多数民众并不是穆斯林，加之其对印度教也没有任何了解，随即将这些人误认为天主教徒。在前往王宫的途中，他们以为途经的印度教寺庙就是天主教教堂。

抵达王宫之后，尽管朝臣再三要求达·伽马告知来访的目的，但达·伽马却主张自己是葡萄牙王的大使，必须与国王直接对话，并未听从朝臣的要求。于是，达·伽马跟被称作扎莫林（Zamorin）的卡利卡特国王讲述了葡萄牙王如何富裕如何强大，称自己是被派来寻找祭司王约翰（长老约翰），持有只有遇到祭司王约翰才能转交的敕命文书，并希望在回国时能有回礼大使同行，等等。交涉一直持续到夜晚。由于两人之间语言不通，自然要有翻译同席，但达·伽马的话经过两种或三种语言的翻译之后，卡利卡特国王到底理解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

次日，达·伽马在住地筹备赠送给卡利卡特国王的礼物，前来迎接的官员和穆斯林商人们一看到摆放在桌上的礼品，便哄堂大笑起来。达·伽马准备的礼物只有布匹、一打外套、六顶帽子、珊瑚、六个花盘、一桶砂糖、黄油和两桶蜂蜜。“这怎么能算是送给国王的礼物呢？到这城里来的最穷的商人也会准备比这好的礼物。如果是有求于国王的话，不送黄金恐怕不行。”听到这些话，达·伽马虽然有所动摇，但也只能辩解道：“我不是商人，我是大使，这不是葡萄牙国王送的礼品，是我个人的礼品。如果是国王的礼品，那当然是这些所无法比拟的奢华品。”以上一席对话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印度洋海域贸易之繁盛和富足，而与此相反，当时的葡萄牙及其周边各国却仍然是物质极度贫乏。

次日，达·伽马再次觐见国王，国王非常自然地问道：“你既然来自那么富裕的国家，怎么什么礼物都不带来呢？”对此，达·伽马回答道：“这次仅是来探路并发现新的通道的，所以什么也没有带来，下次回来时肯定不一样。”国王讽刺地问道：“那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国王随即命令道：“不管怎样，你们立刻返航，把带来的东西全部卸下，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作为国王下此命令，理所当然。因为到达卡利卡特的外国人都是商人，王国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商人们带进城市并销售的商品的关税。因此，国王也鼓励葡萄牙人把带来的东西进行销售，然后收取税款。

此刻，达·伽马等葡萄牙人感受到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们的敌视，但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许是他们多虑了。他们对穆斯林产生了不必要的警惕之心。虽说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三艘船到达，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应该不会认为自己的生意会立刻受到影响。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存在宗教差异，他们之间自然存在一种紧张感，但在印度洋海域，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相互竞争、共同生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拉伯人也并没有只把葡萄牙人视作敌人的想法。

但是，等达·伽马回到船上之际，葡萄牙人与卡利卡特的港口官员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之间，由于双方的误解而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氛。卡利卡特方面对乘坐小艇返回外海大船的达·伽马提出要求，希望葡萄牙船只能够靠岸。葡萄牙人随即产生一种被害的妄想，认为穆斯林肯定会设套加害他们。但卡利卡特方面只是担心如果让达·伽马很快回船的话，他们会不交港口使用费就溜之大吉。结果经过数日的交涉之后，为了证明不会马上离港，达·伽马同意把船上的货物卸下，这样他好不容易才回到船上。

归途

之后，葡萄牙船队在卡利卡特大约停留了三个月。在此期间，达·伽马允许每艘船上的船员可以逐个离船上岸，参观卡利卡特城，并把自己带来的商品进行交易。葡萄牙人用纺织品、锡、锁等交换胡椒、丁香、肉桂、宝石等。对于自己带来的东西只能贱卖、当地的商品价格非常便宜这两点，葡萄牙人非常吃惊。与葡萄牙相比，卡利卡特的物价非常便宜。

即使停留时间变长，达·伽马也没有放松对阿拉伯穆斯林的警惕。仅从正常的交易活动来看，卡利卡特应该说是一座安全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并促使这座城市日渐繁荣。但是，葡萄牙人好像害怕什么似的，他们的这种疑神疑鬼无疑也让当地人对其产生怀疑。达·伽马一直深信城内有一种不安分的动向，对自己的阴谋也正在谋划之中，随即于8月29日扬帆起航离开卡利卡特。与达·伽马同行的维罗就此写道：“8月29日，星期三，我们达成了此行的目的——寻找并得到了香料和宝石，同时，我们也清楚不可能和平友好地离开此地，于是船队司令官和船长们商议之后，决定起航出发。”

结果，葡萄牙人直到最后也没能和当地人友好相处。但在他们强行出发的8月，仍然是西南季风的季节。没有刮往东非方向的东北风，他们只得在印度西海岸的海上等待季风直到10月5日。出海之后，季风的状态并不令人满意，仅跨越西印度洋就耗费三个月。由于漂在海上时间过长，船上坏血病蔓延，有近三十名船员死亡。在三艘船中，每艘船上只剩下七八个水手，境况惨淡。从印度返回的归程比去程更加艰难。

1499年1月9日，船队好不容易抵达马林迪，在进行了简单的补给后，于11日离开。也许他们希望离开阿拉伯穆斯林控制的地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葡萄牙。但由于维持船队的水手数量急剧减少，最后只得在蒙巴萨附近将所有幸存的船员集中到两艘船上，并烧毁了剩下的一艘。这两艘船于3月20日穿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之后的航行比较顺利。7月初，有一艘船先行抵达，8月，作为旗舰的“圣·加百列”号也最终抵达里斯本。但是，“圣·加百列”号上没有发现瓦斯科·达·伽马的身影。他和身患重病的兄长保罗在大西洋的圣地亚哥岛上换乘了其他船只，中途去了亚速尔群岛。保罗死于此地，达·伽马在埋葬了兄长之后回到里斯本。这次航行，自里斯本出发之后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 oN+6y0Du69jbg+cT9A7MBUQJxztyETB618eBOkXzE188YPV0d/u7HEnsENQlUE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