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论谁站在吴哥窟的面前,脑海中都会情不自禁地涌出种种疑问:谁建造的?什么时候?为何而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要解答以上这些问题,必须要从记载吴哥窟时代的史料是如何形成开始说起。
第一,当时的柬埔寨没有纸。代替纸充当记载工具的是糖棕叶制成的“贝叶”。这是从印度传来的方式,经典及国王的命令等需要记录的东西都写在贝叶上。现在的上座部佛教的经典也还是记在贝叶上。然而,贝叶属于棕榈的叶,缺点是容易被小虫啃食。因此,当时的记录者们认真地重复书写,传承写本。这些记载由于战火和积年累月的虫害全部消失了。因此,历史记录缺失,我们无法知道那个时代的历史了。
第二,许多人在当时惨烈的战斗中战死,致使这段历史完全被遗忘。东南亚大陆区域的战争是“实力即正义”的激烈消耗战,涉及王朝与民族存亡,以国王为首的高官、官吏和宗教事务官等全部战死。村民也被征召为士兵,加入战斗中,但多战死沙场。幸存的人们被作为俘虏带走。当时的人力资源十分珍贵,俘虏被作为修建寺院、开凿运河等的劳力,成了回不去的人。尤其是大城和吴哥自1353年左右发动战争以来,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交锋。1431年左右,大城的军队包围了吴哥的都城(现在的吴哥城),战斗可谓是肉搏战,在杀与被杀的消耗战后,吴哥的都城成为灰烬。但是,吴哥窟在都城外一千七百米以南的地方,因此并没有被战火破坏。
第三,虽然当时传世的碑刻文字史料并不充分,但它们依然握有解读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钥匙。碑刻文,如字面意思一样,是雕刻于寺院或小庙的厚石板、石柱、侧壁等表面的一种碑文,是由过去国王和高官们书写的一种供奉记录,都是以梵语和古高棉语书写成的。
那么,碑文记载了什么样的史实呢?大体概括起来,其内容首先是关于皈依、供奉神佛,接着是对国王的赞辞等,文末最后则以咒语结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通过解读这些内容,从中抽出当时一般社会的概念,帮助解读历史,但碑文大多都没有言及当时的社会。此外,碑文是片断式的特殊文书,十分难懂,加上雕刻表面剥落,解读更加困难。
第四,不过,中国文献中对吴哥窟的记录,可以对吴哥窟历史做部分补充。汉文史料提到古代和中世柬埔寨,有助于解读历史。中国自古称东南亚为“南蛮”,正史记载了大量的当地见闻和传闻信息。其中,对柬埔寨前吴哥王朝时代的“扶南”和“真腊”的记载尤其多,中国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作为第三方的史料,可信度颇高。中国人虽然对南蛮有偏见,但也有从外国人视角对其历史的客观评价,以及对认可的内容的叙述。尤其是13世纪末,随元朝使节访问吴哥王朝都城的周达观所写的实地史料《真腊风土记》,是了解当时柬埔寨社会的一手史料,本书也多次引用,用来说明历史。
大城攻陷了吴哥都城之后,仍数度出兵柬埔寨,1470年柬埔寨被迫承认大城王国的宗主权。
16世纪末,葡萄牙人迭戈·德·科托有如下记载:
大约在1550年或1551年的时候,柬埔寨的国王为狩猎大象而进入茂密的森林。(中略)国王(的随从们)在热带低矮的树林中劈开一条路前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建筑物。建筑的内部树木繁密,以致即便想进入也不可能。
[格罗利埃(B. P. Groslier),《西欧眼中的吴哥——水利都城吴哥的繁荣与没落》,联合出版,1997年]
高棉人由此初次发现了自己祖先活动的遗址。
关于此次“发现”的史实,当时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更是详细地报告:“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的居民谁都没在这个都城内待过,里面住着的只有野兽和猛兽。”
根据当地中世碑文,1546—1564年,安赞一世下令在尚未完成的吴哥窟的北回廊和东回廊(北侧部分)雕刻浅浮雕。此时的高棉雕塑工明显受到大城王国暹罗美术的影响。
这个时期恰值缅甸东吁王朝国王莽应龙攻占大城都城的(1569—1584)十五年。对于柬埔寨来说,这一时期对暹罗的战争暂时停止,享受了短暂的和平。
安赞一世之孙萨塔王(1579—1595)移居至旧吴哥都城,并时常在吴哥遗迹驻留。中世的碑文中记载国王“将这些‘寺院’按照往日风貌修复”。但是,如今看来,那些修复作业粗糙,不过尔尔。
然而,为恢复吴哥地区昔日的繁荣,萨塔王似乎命令修筑水利网络。科托认为,当时吴哥城内的小运河可以使用。
如何从大城的压力下逃脱是他们的重要课题。后吴哥时代的国王们数次迁都至以金边为首的几个地方,使都城逐渐缩小。可以说他们连思考夺回并重建伟大的吴哥帝国的时间都没有。然而,从16世纪开始,似乎作为灵验、神圣的上座部佛教的圣地和巡礼之地,吴哥窟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誉。不知何时,朱印船贸易时代的日本航海者中开始流传吴哥窟就是传说中的祇园精舍的说法,遥远的日本也知道了它。祇园精舍是印度拘萨罗国(Kosala,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恒河中游兴起的王国)的僧庙,传说佛陀曾在此讲法布道。当时的日本人超越时空,认为它就是祇园精舍的遗址。
亨利·穆奥(左)与吴哥窟(右) 亨利·穆奥向世界介绍吴哥窟遗迹,被称为“吴哥窟的再发现者”。右图为1863年所作
除此之外,吴哥窟被发现的故事也很令人感动。
事实上,19世纪中叶,当时在马德望的法国神父布意孚在旅行日记中提到了吴哥遗迹的存在。然而,神父虽然知道遗迹真正所处的地方,但并没有向世界公布,也不知道吴哥遗迹的历史价值。
同为法国人的博物学者亨利·穆奥,从泰国的尖竹汶府乘舢板(小舟)到达贡布,经由金边到达吴哥。他于1860年1月22日到达暹粒市并驻留了三周,实地造访了附近的遗迹,特别是由尖形佛塔、回廊、阶梯组合而成的威武的吴哥窟。他从这些遗迹精美的楣石和山墙、秀丽的浮雕和雕刻等推测,直观地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十分发达。于是,他的卓越见识认清了吴哥遗迹的重要性,并向世界介绍这一壮丽的石造建筑群及其美术。因此,穆奥也被称为“吴哥的再发现者”。对此,布意孚提出抗议,认为自己才是向西欧介绍吴哥的最早发现者。
接着,四年后,德国学者阿道夫·巴斯蒂安在穆奥之后造访吴哥。他迅速判断出吴哥遗迹乃是古代柬埔寨帝国的重要王都,并对墙壁上雕刻的碑文特别关心,认为它们传递着当时的史实。他尝试着对碑文进行解读和翻译,但并未成功。然而,巴斯蒂安依然是将碑文作为解读当时历史史料对待的第一人。
当时,法国对柬埔寨抱有的帝国主义野心之一,是为了更彻底地统治法属领地“交趾支那”(现越南南部)而要控制其腹地。法国派遣军舰至湄公河,对柬埔寨施压,并于1863年缔结了保护条约。
同时,法国还想通过湄公河开拓去往云南的通商道路。1866—1868年,法国任命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海军大尉为队长,对湄公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因为存在瀑布和浅滩等,沿着湄公河上溯而行的通商之路的方案被放弃。然而,此次调查成为日后建立法属“印度支那”的发端,在获取大量资料这一点上也意义重大。该调查团中有涉及之后“加尔尼埃事件”(1873)的弗里西斯·加尔尼埃大尉以及路易·德拉波特大尉。
德·拉格雷调查团描绘的巴戎寺 德拉波特《柬埔寨调查》( Voyages au Cambodge ),1880年
这一调查团首次将柬埔寨的碑文制作成黑铅拓本并带回国。德·拉格雷大尉猝死之后,调查报告由加尔尼埃进行整理,其中就包含了五份碑文拓本。这些是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的柬埔寨碑文,包括了从吴哥窟、巴戎寺、罗莱寺、圣剑寺等地采拓的碑文。德拉波特在回忆他第一次与吴哥相遇时提到吴哥正是“比最华丽的梦境还美好的地方”,自己被绝妙而高雅的吴哥艺术魅力折服。
碑文几乎都刻在厚重的石板、石柱或建筑入口的侧壁、门柱上。碑刻石板、石柱基本上都放置在寺院的塔门或入口处,同一建筑的门梁石、铺石、壁面、柱子、回廊、再次使用的石材、雕像背面及台座上也有雕刻。这些雕刻的厚石板、石柱大体上有一米到三米高,半米到一米宽。
碑文自左上角起横向书写。被称作柬埔寨碑文的碑刻,是用古高棉语、梵语、巴利语、近世高棉语、孟族语书写。在1970年收录的一千零五十个碑刻中,几乎半数是古高棉语碑文,其次是梵语和梵语高棉语并记的碑文。短碑文只有一行文字,而长碑文超过五十行,最长的碑文是比粒寺碑文(梵语,K806),达到了二百九十八节。碑文涵盖了6—19世纪左右的漫长时代,不过大部分都属于吴哥时代鼎盛的9—12世纪。
吴哥王国碑文及遗迹的分布图
这些柬埔寨碑文,在语言系统上属于孟—高棉语族。下令刻写碑文的人员包括国王、王族、高官、婆罗门、掌权者和地方长官等。碑文大多是对诸神及佛祖的皈依、所做的事迹、捐赠供奉等内容,同时还有对祖先的敬仰以及对国王的赞词。梵语碑文大多是向诸神众佛的祈愿、国王(王族)和贵族的系谱及德行,并以咒文结尾,总之宗教色彩十分强烈。
古高棉语碑文记载了国王的命令、捐赠财物的目录、被称作库纽姆(供奉者)的人士名单、土地边界、田地交换以及共有及专有权利的公证等,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各种事情。然而,它所记载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前后文,属于个别的片段记载。除此之外,由于石碑表面剥离和破损,许多地方无法解读,按照碑刻的数量来看,言及当时社会的部分也很少。大多数的碑文都涉及宗教、布施和王权,记录了位处权力顶端的国王等一小拨统治者的活动,关于一般人社会的记录很少。因此,在古代柬埔寨史的系统中,难免有描述国王以及与国王政务直接相关人物的历史的倾向。
柬埔寨碑文研究发展至今有一百六十余年了。在此期间,历史、语言、考古、美术、建筑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提出假说,为把握更真实的历史样貌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碑文的内容出发,不免会偏向王朝史、美术、宗教等方向。
法国研究者乔治·赛代斯是开辟精确解读柬埔寨碑文先河的泰斗,他于1966年完成了对当时发现的约一千块碑文的解读和整理工作。三十八年后的2002年8月,“柬埔寨碑刻文会议”在暹粒市的法国远东学院举办。会议上他带来了此后发现的拓本原本,法国(法国远东学院)、柬埔寨(文化部和吴哥地区遗迹保护管理机构)、日本(上智大学)和泰国(艺术大学)的约二十位有关人员出席。2002年,会议同意新发现的碑文和以前的碑文一样,都以K打头编号,约有二百五十块新碑文被公开,总之,编号追加到了K1250。最近,法国远东学院大概会出版追加的新碑文名单以及导读。从柬埔寨碑文发现数量的变动来看,1890年有三百八十块,1937年增加到八百七十六块,1970年则达到一千零五十块。
1898年,“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委员会”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成立。从名称来看,它并不仅仅以考古学为研究对象,而是有关遗迹遗址以及文物的广泛调查研究。不过,吴哥遗址群通常是重要的研究对象。1900年1月后,该机构改名为“法国远东学院”。创立学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立了专门研究吴哥王朝的组织机构。
吴哥遗迹隐藏在柬埔寨的丛林深处,许多石造寺院崩塌并埋在土中。这些寺院无一例外是在郁郁葱葱的繁密丛林下发现的。而且,根据法国方面的资料,遗迹调查与保存修复活动的预算少,人员也有限,生活工作条件绝非奢侈。
根据1907年3月23日缔结的《法国暹罗条约》,马德望、诗梳风、暹粒三州划归法属柬埔寨。1908年7月14日,简·戈迈耶被任命为第一任吴哥遗迹保存官。戈迈耶是殖民地政府的正式职员,也是地方行政官,自1907年到达吴哥窟以后就开始着手遗迹保护的必要工作(清理遗址中的草木)。
巴戎寺的四面佛尊颜塔 首任遗址保护官戈迈耶做了去除沙土、防止石材崩落的加强工作。松浦史明摄
戈迈耶最初的工作就是负责吴哥窟。当时,吴哥窟寺院内还有数户农家,并开垦了农田,回廊的旁边也有牛棚。的确,当时的吴哥窟相比其他遗迹来说,保存状况良好。这一壮阔的寺庙八百五十年以前就已建造,来访者和参拜者从未断绝。穿过吴哥窟的第一塔门后,在通向正殿的参道途中刚好建有两座上座部佛教寺院。戈迈耶先搬走了这座寺院,再砍伐掉围绕在寺院周围的椰树林,创造出可以看全景的空间。接着,必须清理堆积在寺院内的大量沙土。现在的参道和“十”字形平台,都被与之等高的沙土淹没。
戈迈耶的办公室兼住所,就是参道旁一座单立的高棉式房屋。戈迈耶夫妇用稻草修葺屋顶,用聂帕棕榈的叶子制成墙壁,就在那里生活。据说到了晚上,他们点上燃烧树浆的灯,夫人弹奏的钢琴声飘向四周。周边的村民感到新奇,听得入神。戈迈耶也试图寻找建造吴哥窟的国王是谁、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戈迈耶之后还参与保护吴哥遗迹的巴戎寺遗址,在那里,最初的工作自然是清除寺院周边大量的沙土。另外,他还修补了多处刚崩落的四面佛塔,以防止石材滑落。
1916年4月29日,戈迈耶在去往暹粒市内的途中被一伙强盗杀害。他如今长眠于巴戎寺的旁边,人们筑起的小型纪念碑,刻着对他的怀念。
亨利·马夏尔接替戈迈耶被任命为保护官。十七年间,他作为保护官,真正地尽心尽责献身遗迹的调查、保存、修复、研究,不懈努力。马夏尔对该地区的所有遗迹进行了调查,他不畏热带特有的酷暑,恰如职位名称所示,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吴哥遗址保护的泰斗。即便同夫人离婚,没有得到家庭方面的眷顾,马夏尔积极的贡献也让任何人都给予他“有马夏尔才有吴哥遗址”的赞赏。不过,1923年,年轻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在女王宫盗掘了女神像。从1931年开始,马夏尔花费了六年时间修复女王宫。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才能够参观被称为华丽的吴哥至宝的寺院。1930年,他在爪哇从荷兰的遗迹修复官那里学到了“原物重建法”(Anastylosis,在两石材的断裂面上用铁丝将其连接起来的技术),并运用到女王宫的修复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女王宫 接替戈迈耶的第二任吴哥遗迹保护官马夏尔竭尽全力复原此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不再有吴哥遗迹负责人了。为再度修复吴哥窟,经过数月的计划,马夏尔接受了吴哥遗迹保护官的任务,此时的马夏尔已经七十二岁。当时暹粒地区治安恶劣,无人接手保护官的工作。之后马夏尔一直留在柬埔寨,在吴哥遗迹附近修建了房屋,并与一位柬埔寨女子再婚。我在1961年造访吴哥遗迹时,八十五岁的马夏尔依然健在,并带领我参观了班蒂色玛寺,谈到许多辛苦的历程。1970年4月,马夏尔去世,时年九十四岁。
1907年被划归的暹粒等西北部三州,是古代柬埔寨王国的中心区域。这三州的划归对弄清吴哥时代历史的调查和研究带来了飞跃式的进展。另外,19世纪末学界不断累积梵语碑文的解读成果。法国远东学院开始着手对当地遗迹进行调查、发掘和修复,工作人员达到了数百人。
随着遗迹调查、挖掘和修复工作的进展,碑文的发现数量增加,遗迹建立的年代及该王治世时期得以确定,对建立年代不明的遗迹则通过美术样式理论的研究来推定其相对年代。
碑文数量的增加,加之现场的挖掘、调查,使学者在古地理、历史、宗教等各个领域构建起数种假说,谜团众多的历史实像渐渐露出真面目。最终,吴哥王朝的灿烂繁荣被认为是史实。
1901年创刊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简称 BEFEO )刊载了柬埔寨碑文研究的诸多论考,关于柬埔寨古代史的诸多成果通过这本杂志公开。首先,杂志连载了奥古斯特·巴托尔对梵语碑文的考察,以及法国远东学院院长路易·菲诺的碑文注释研究。而柬埔寨碑刻学集大成者赛代斯,当时还是刚刚结束法国中学毕业会考(Baccalaureat,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的少年,年仅十九岁,却已经将首篇论文《拔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的碑文(佛历561年)》寄稿给学报,初露锋芒。
赛代斯努力翻译当时仅解读出一部分的古高棉语碑文,此后通过将近六十年碑刻研究的成果,成为对重构古柬埔寨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
相关碑文史料被刊载于19世纪末的阿贝尔·贝尔盖涅和巴托尔所撰《占婆、柬埔寨梵语碑文集》,以及其后的《柬埔寨碑文集》(影印版汇编,全六册)。赛代斯著有全八卷的《柬埔寨碑文》(1937—1964),其中的第一、二、三卷是对上述全集六册碑文的介绍,以及罗马字母转写文本和法语译文,第四至七卷收录了之后发现的碑文,第八卷则是索引及碑文列表。
若问到柬埔寨研究进展到哪一步,答案是它还是相对年轻的学问领域,刚迎来一百五十周年。相比于作为研究史来说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佛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它有着很大的区别。柬埔寨和吴哥研究始于从遗迹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的1866年。
自1866年起,德·拉格雷海军大尉耗时三年在湄公河实施调查,如前文所述,该调查团带回了柬埔寨碑文的黑铅拓本。其后,对主要遗迹的保护修复工作逐年切实推进,从现场得到的“新发现”也渐次被发表,一些假说相继被提出。同时,对碑文的解读工作也在进行,遗迹的建立年代被不断修正。除此之外,资料集成、调查报告、学术研究、出版物等被发表出版、讨论和汇总。法国远东学院积累了众多从遗址上得到的新发现,一些严密的研究成果成为定说,从结果来看,它对于百余年来吴哥王朝史的解读和建构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值得高度评价。再加上一些假说,便构成了现在的研究状况。
女神像(左)和马尔罗(右) 作为“东方的蒙娜丽莎”而闻名的女王宫的女神像,以及因盗掘而被问罪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
以前面提到的法国作家、曾担任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的事件为例来说明。马尔罗在1923年盗掘了吴哥遗迹中女王宫寺院的女神塑像(笔者1981年将其命名为“东方的蒙娜丽莎”),被判处监禁,上诉后改为缓期执行。1930年他发表了描写自己盗掘经历的小说《王家大道》( La voie royale )。在小说中,马尔罗描述了吴哥王朝时代的主干道“王道”在茂密的丛林里纵横延伸,村民们来来往往。这毕竟是小说中所述的内容。然而,1993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柬埔寨国内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发展,昔日的王道被逐渐发现,并判明它们通向东南亚大陆各地。在王朝最繁盛的12—13世纪这一时间里,东南亚大陆形成了“条条道路通吴哥都城”的局面。虽然马尔罗的小说是虚构作品,但是他的慧眼仍让人佩服不已。
不过,关于连接王道的石桥则在很早就被提到。1880年J. 阿尔曼说,“那里有古代的巨大建筑……那个时代一直保有连接各富强城市之间的交通道路”,谈到了存在王道这一道路。马尔罗帮助出版社做过编辑工作,所以大概从某处得到了关于石桥、主干道的知识。这种石桥到现在已经发现了六十五处。
以吴哥窟为首的石造寺院群独树一帜,规模巨大,范围广泛,许多寺院、小庙、蓄水池等密布于吴哥地区。自19世纪中叶吴哥遗迹群再度被发现并广为人知之后,所有人都猜测这一巨大寺庙建筑到底是何物,并开始着手解释。大家开始一起尝试揭开遗迹的谜团。接二连三的新传说、假说、臆测等从一家之言上升到社会舆论。而且,遗迹中的优美雕像、细腻的浮雕和装饰作为美术鉴赏对象,吸引了许多人,似乎也增加了个人的思考。此外,盗窃事件也增加了。
总之,有关吴哥王朝的研究可以说忙于批判以前的异端邪说、修正谬误,以及周旋于寺院建立年代的谬误与修订之间。经过了迂回曲折,到20世纪30年代,碑文史料齐备,终于开始了对吴哥王朝真正的科学性研究。
随着碑文的解读,在此之前的臆断和假说逐个被修正,以下列举几处主要的修正以及新学说。
在古高棉语碑文中,最早刻有年代的碑文为611年吴哥博垒村(Angkor Borei)碑文(K600)。该碑在柬埔寨南部茶胶省的吴哥博垒村遗迹被发现,是横长的长方体,碑文刻在第三面。碑文中的7世纪初期,柬埔寨南部的扶南势力和北部的高棉“真腊”势力之间攻防不断。真腊第三代国王伊奢那跋摩一世即位被确认,时间为616年,都城是中南半岛的伊奢那城,即三波坡雷古。此后,伊奢那跋摩一世继续征讨扶南。1911年,菲诺研究磅同省附近的三波坡雷古遗迹发现的碑文,确定该遗迹就是7世纪前半叶伊奢那跋摩一世所居的都城,也就是《隋书·真腊传》(卷八十二)记载的“伊奢那城”。
基于菲诺的论文,亨利·帕门蒂尔对三波坡雷古遗迹的美术样式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从而注意到它与吴哥遗迹群的不同,发表了创新观点,认为该样式是吴哥时代以前的美术样式,即“前吴哥时期”美术。在尚未确定遗迹建立年代的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前半期,帕门蒂尔的美术样式论作为确定年代的标记使用,其慧眼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罗洛遗迹是因陀罗跋摩一世(877—889年在位)的都城诃里诃罗洛耶。帕门蒂尔于1919年考察了这一遗迹群的塔堂建筑样式,将东湄本寺(正确的建立年代为952年)、比粒寺(967)、女王宫(967)等归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所造的建筑,理由是这些遗迹酷似因陀罗跋摩时代在基坛或方形金字塔底座上建造塔堂形式小寺的巴孔寺遗址,而后者是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的建筑。但是,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些遗迹的正确建立年代之后通过解读碑文得以明确。
巴肯寺寺院 被确认为第一次耶输陀罗补罗的中心寺院。松浦史明摄
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菲利普·斯特恩在1927年提出新的美术样式分类。在这之前,以巴戎寺为中心寺院的吴哥城被认为是耶输跋摩一世(889—910年左右在位)修建的王都耶输陀罗补罗。帕门蒂尔也将吴哥城划分为紧接在因陀罗跋摩时代美术样式之后的新形式。斯特恩否定了这一说法,将巴戎寺和吴哥城的建设归于苏利耶跋摩一世(1011—1050年在位)时期,而这比吴哥窟的建立更早。这一新美术样式论在当时是崭新而独特的学说,理论上虽然成立,但仍只是从遗迹的类型学方面类推,缺乏确定年代的绝对证据。然而,赛代斯解读了青戎塔遗迹碑文(K597),确认巴戎寺及其建筑样式是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9年左右在位)时代的遗迹。
戈路波发掘了巴肯寺,证明这是耶输跋摩时代的中心寺院,也是第一次耶输陀罗补罗。斯特恩当年指出,现在吴哥城的中心寺院巴戎寺并非耶输跋摩国王的遗迹,可谓准确。
根据帕门蒂尔的研究,女王宫被归为因陀罗跋摩一世的美术样式。但1926年,经过帕门蒂尔、菲诺、戈路波三人的共同研究,将其重新归入吴哥王朝末期。然而,这一说法也存在错误,三年后,赛代斯解读该寺院壁面所刻的碑文,确定寺院的建立年代为967年。
与巴戎寺邻接的巴普昂寺遗址先前年代不明,后来被考证出是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1050—1066年在位)时代所建造,而这一发现也是赛代斯碑文研究的成果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古代柬埔寨史再发现的时代。就像在关于巴戎寺、女王宫等遗迹建立年代和归属的论争中所见那样,在反复摸索和失败的同时,研究者进行成体系的遗迹整理、碑文解读和美术样式研究,逐步获得对吴哥时代的新认识。其后,基于这些碑文的缜密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
1953年,柬埔寨取得独立,西哈努克国王率先实行政治改革,引起世界注目。不久,柬埔寨被卷入冷战之中,而后进入波尔布特的恐怖政治和内战时代。
另一方面,这一期间的高棉研究在海外取得更快发展,碑文的正确解读、汉籍史料的再探讨、考古挖掘、保护修复等专门研究切实积累。但是,持续约三十年的内战导致研究活动出现了空白期,因红色高棉政权而失去缅甸出身的年轻研究者则是一件令人无比痛惜的事情。
1993年,柬埔寨重新回到和平,从零出发。曾经能够建设巨大石桥的吴哥王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迸发能量的实体到底是什么?柬埔寨版的印度教和佛教创造出了什么样的新精神价值体系,对村民们又宣扬什么?能够使建造巨大建筑成为可能的根本思想及其行动价值,其基准是什么?现在不知道的问题依旧很多。
我希望在本书中回答上述诸多疑问,同时,举出一些能够加深历史理解的史实,并逐个细致地说明。其中,我也想加上一些对现有诸说的史料批判,以及取而代之的新假说及回答。
再啰唆一点,我希望本书能够激发读者学习吴哥王朝历史的乐趣,即用解谜的方法,将读者卷入令人兴奋的讨论之中。从残存的浮雕、碑文记述以及汉籍简洁的记载中,发现过去人们生活状态的端倪,描述出让人有实感的当时社会。我想,最关键的是要将读者诸贤的兴趣引导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