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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欧亚大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不管怎样，只要一打开地图就一定会再次令人感到格外惊异。
在沿海部分之外，其内侧的广阔世界是高原、山脉、山地、盆地、平原、沙漠、荒地、干旱地带、湿地，一个个的大板块确实规模很大，总之是粗犷、开阔的感觉。在地形和地块方面，构成大单元的地方占绝大多数。日本列岛以及朝鲜半岛、中国华南、东南亚、西欧等，不用说有不少程度上的差别，但与空间被细小分割开的那些地方毕竟完全不同。
尤其令人感到特别吃惊的是，除了沿海地区和岛屿地区，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干旱绝对是最为突出的。这虽然是最主要的特征，不过横亘于巨大干旱空间的东西方，即东起今中国北部西至匈牙利平原（或根据不同理解直至德国和法国），几乎呈带状地绵延着草原或可视作草原的平缓山野。
毋庸赘言，贯通欧亚大陆东西方的草原这一“陆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活动的天地。游牧民们平素焕发着生动而广阔的行动力，往往将易于形成相互孤立的中小区块以及社会和部落结合起来，同时依靠尤以骑马和射箭为主的军事力量组成强大的部族联盟，从而形成广阔的活动圈和势力范围，创建起政权和国家。
粗略地回顾这样的欧亚大陆乃至其扩展形式非欧——欧亚大陆的历史，尽管截取事例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作为非常简单的概括可以归纳为“停留状”和“连接状”两种状态。“停留状”以定居、农耕、村落等关键词为象征。而“连接状”以迁徙、游牧、贸易为核心。用象征性的说法来说，也可以说成“点”和“线”或“点”和“面”。在这样的二级结构中，将“点”和“点”连接起来，将人们超越地区、文化和职业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进行更大的“面”上的扩展，成了推动历史的主角。
用一句话来解说游牧，也只能说其形态和方式因干燥程度和地形方面的制约而异，但是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来说，就是指夏季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在广阔的平原以及山脚、山腰之地进行放牧。反之，冬季则以几个家庭至几十个家庭为单位，在发生纠纷和战争的状况下，有时会以几百个家庭或更大的规模集体越冬。这种冬营地的选址，多为可以抵御严寒甚至更为可怕的雪灾的溪谷或山南，如果是在平原上就选洼地和低地。顺带说一句，在现今缩小型的游牧生活中，冬营地却多建在半山腰上，不知这种做法是否妥当？
在这种季节性迁徙的系统中，夏营地在中亚以西以突厥语称作yaylāgh，冬营地称作qishlāgh。认为其间的迁移路线是固定不变的、游牧即漫无目的地瞎走，是一种误解。其迁移的距离因地区而异，幅度在十几公里至几百公里不等。在蒙古高原和天山地区那种干旱并不那么严重，甚至绿色植被非常茂盛的草深草原也相当多见的地方，还常常设置春营地和秋营地，而且在很狭小的区域内进行迁移的情况也不少。总之，作为基本的形态，就是不断重复着夏季分散放牧、冬季集体越冬的极强聚散离合，在随季节迁移当中送走一年。
这种日常生活，最终使得中央欧亚大陆各地的游牧民在自然当中掌握了农耕民、城市居民、定居式牧民所不具备的特质——骑乘的技艺、个人的行动能力、集团的组织性和机动性等。以家庭单位行动，一般会产生以家长为主的父系社会，而尤其处在冬季越冬状态下的集团，会形成牧民们自愿归属的“氏族”或“部族”。
这里“氏族”和“部族”的表述，只能说是非常模糊的。对于游牧民来说，正是这样的集团才成为社会、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基础单位。若干个集团一旦联合起来，就会迅速形成很大的势力，而一旦联合松懈或解散，就会立刻恢复到原来的集团状态。因此，游牧民的社会以及以其为核心建立的军事联盟，在生活和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机动性。所谓的游牧国家，成也容易败也容易，可以说是一种宿命。
游牧这一生活技艺和再生产的体系，不同于动辄被说成“漂泊”“流浪”“无根之草”等的印象，而是严格具有系统性和能动性的。从结果和事实上，为人类历史贡献了非游牧民所不能拥有的价值观、行动模式以及人的类型。尤其让人感到重要的是，人类在农耕之外依赖创造出游牧这一生活形态，将不可能始终定居一处生活的广阔无垠的干旱大地有效利用为生活的场所。假设只存在定居和农耕一种生存模式，人类的活动舞台将明显受限。恐怕欧亚大陆各地之间会小规模孤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因相互刺激所带来的发展也难以实现。那么世界史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不是会很不一样吗？
特别要说的是，游牧民的能动性以军事力量的形式得到了很大发挥。以个人、家庭、氏族、部族的四重结构得以扩展的组织性和集团性，凭借骑射和高速而自如的铺开力，在近代之前的世界成了最好的战斗力和决胜力。游牧骑马战士是天生的军人和战士，他们一旦联合起众多的部族集团，组成更大型的军事联盟，定居社会是难以抗拒的。以军事为支柱掌握政治、统治、通商和交通，政权或国家由此得以建立。仅游牧民构成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状态，究竟能否单纯存在？历史上又是否有这样的实例？还难以断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游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定居和农耕的人群及其地区，统有村落和城市。总之，是总揽多民族、多文化、多地域的混合型国家。在那里，几乎看不到近代国家那样的民族主义和排他性。
游牧和游牧民在人类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多少应有的评价。更有甚者，历史上一直以来游牧民就被“文明社会”和“近代精神”单方面地两侧夹击，被强加上了野蛮、未开化、暴虐、破坏、不文明的负面印象。好在近年来这种误解和指责在事实面前得到了很大修正。但是即便如此，历经长久烙上的偏见和顽固认识的印记是不容易拂拭干净的。
原因之一在于置身于“近代文明”的人群大多是农耕民或定居式牧民的子孙，包括生活在日本列岛的我们，对于游牧和游牧民基本上不了解。而全球化的好处之一就是国界的壁垒变低，只要愿意，可以通畅地去往任何地方。而且通过每天现时报道的影像和新闻，可知相互间信息的质量和理解程度较之过去在发生着大的变化。今后可期待之处很多。
当放宽眼界来通观欧亚大陆的历史时，游牧民的存在不但无法忽视，反而可知其纵横驰骋于东西南北之间，孕育过众多的政权和国家。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绵延于黑海北部即今俄罗斯大草原为中心，就出现了希腊语称作Skithai（斯基泰）的游牧复合联盟。
斯基泰一度占领了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后来，统治自伊朗全境至埃及和小亚细亚之广阔地域的哈卡马尼什帝国的大流士（希腊语作Dārayavahuš），召集七十万大军，于公元前514年至前513年亲自出征斯基泰之地。此即希罗多德《历史》中著名的大远征。结果是大流士遭受惨重的失败，在失望中撤兵。此后他再次把目标设定为对“古代世界”的“世界霸权”。哈卡马尼什帝国以制服最强的敌人作为开始，此后即将矛头指向了希腊。
斯基泰与匈奴
关于最初的游牧国家斯基泰和与秦汉帝国并存的匈奴之间的关系，讨论至今仍在继续，从出土文物中独特的动物纹饰和造型艺术等可以窥知其强烈的影响。
这种趋势充分传达了斯基泰的强盛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哈卡马尼什帝国的核心部分实际上也具有很多很浓厚的游牧民因素。其前身米底王国的本质也是一样的。旧米底军团并入哈卡马尼什帝国，构成了准统治层。其后，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大型政权的帕提亚和萨珊两个帝国，其核心也是游牧民的军事联盟。
这种传统对整个中东也都十分适合，阿拉伯游牧民贝都因人曾作为伊斯兰大征服的主力，也正是这种情况。说起来，“阿拉伯”一词很有可能是指游牧民。俄罗斯巨匠V. V. 巴托尔德曾经壮观地描述包括伊斯兰中东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西半部的历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伊朗方面和整个中东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状况与中亚乃至中央欧亚大陆几乎是同样的。巴托尔德认为应将这两个地区视作原本的一个整体来把握其历史的发展，他的话确实在理。
现在暂且可以确认为最初的游牧国家的斯基泰，其疆域乃至影响范围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广度？这一问题困扰着历史学家们。至少就间接的影响来说，斯基泰风格的文物和遗迹越过西伯利亚、中亚、外蒙古，覆盖了远达现今中国境内的新疆、内蒙古、云南，以及华北的广阔区域。斯基泰风格的某种影响首先一时席卷了欧亚大陆的内侧世界并流传了下来，这大概成了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积淀，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起源于斯基泰的制度、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生生不息，其影响竟一直传留到蒙古帝国时期。
巴托尔德 （1869—1930）他在中亚史、伊斯兰史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斯基泰之后出名的游牧国家，是公元前200年前后在中华地域秦汉交替之际迅速崛起为“帝国”的匈奴。出土文物雄辩地证实匈奴曾受到斯基泰的影响。关于匈奴，同时代的司马迁的《史记》有详细的记述。《史记》潜在的主题是说，武帝所统治的汉朝强行挑起长期大战，其对手就是匈奴游牧帝国。《史记》不仅是逝去的悠久岁月的“历史故事”（“史记”原本即此意），而且是司马迁自身被损的活的当代史。
司马迁对于匈奴的分析和记述确实精彩。关于游牧国家体系，除了第二章将要讲述的蒙古帝国所完成的世界综合史《史集》，世界史未见有能与这样的文章相媲美的。匈奴国家是在匈奴游牧部族联盟聚拢各游牧系部落而结成强有力的军事政权的基础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广纳绿洲民和农耕民的定居地区的大型复合国家，而绝非匈奴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边大概远及朝鲜半岛，西部抵达天山地区。
在匈奴国家根本的游牧军事体制中，君主单于处在中央面南而居，左翼（东方）和右翼（西方）整齐排列着首领们的游牧领地。以这种三级体制及十、百、千、万的十进制编成的军事、社会组织为两大特征的国家体系，此后在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游牧系诸国中基本成了共通的标准，其影响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同系的国家或政权。就是说，在斯基泰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由匈奴确立了国家和军事体系，成为超越时代的模式。斯基泰和匈奴在欧亚大陆史上发挥了开创新的历史大潮流的作用。
其后，在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游牧国家或游牧系政权兴衰频繁。其中主要的成员，一想就可以马上举出其名的有不少，例如：萨尔马提亚、匈奴、阿瓦尔、可萨、贵霜、乌孙、乌丸（或乌桓）、鲜卑、铁勒、乌古斯、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突厥、东突厥、西突厥、突骑施、不里阿耳、阿拉伯·伊斯兰、回鹘、契丹、喀喇汗、塞尔柱、马扎尔、哈喇契丹（此为误称，所谓哈喇契丹，原本指契丹本身。作为国家和政权，正确称呼应该是“第二契丹帝国”）、花剌子模沙、古尔、蒙古、马穆鲁克、帖木儿、白羊王朝、黑羊王朝、札剌亦儿、奥斯曼、萨法维、昔班尼、哈萨克、莫卧儿、准噶尔、阿富汗、杜兰尼等。如果再加上中小规模的国家和政权，以及夹杂游牧系的混合政权，恐怕数字会增至两倍或三倍。
总之，在欧亚大陆的大地上，以游牧军事力量为支柱的势力曾以大中小不同规模展开活动。作为陆地的欧亚大陆，伴随着各种沉浮和传续送走了漫长的岁月。当时，除了实像尚不清楚的斯基泰可能控制的地域，还有匈奴和匈人（如果被认为有关联）在广阔区域内的活动，继而由突厥完成的东自中华北境西至拜占庭近边的大规模扩张，当然还有蒙古的巨大统一，整个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巨大板块所经历的这些变动、内在的能量和动力不可否认。将这些现象整合起来观察，能够多大程度上如实地作为历史来把握人类的活动轨迹？这里不能不使人再次深切感到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游牧军事力量型的国家和政权的发展中，存在几种特征和类型。不仅是上述亚述、米底、哈卡马尼什、帕提亚、萨珊，还有阿拉伯·伊斯兰以及其后的突厥、蒙古系伊斯兰诸政权这一系谱，也证实了巴托尔德中东与中央欧亚大陆没有什么不同的论点。在这一点上，埃及等北非国家也是处于中央欧亚大陆的延长线上的。广义的中东史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发展而来。这一因缘关系，至今仍无多大变化。与伊斯兰这一主要因素不同，中东历史上游牧型政权的优势实际上是一股深深潜伏着的暗流。
游牧型国家，不是仅在表面上所认为是游牧世界的地方才产生和维系的。一般来说，即使是很容易被视作中华帝国之典型的隋、唐，其出身和由来也都深深继承了鲜卑拓跋部的血液和体质。从前身的代国经北魏、北周等连通至隋、唐的政权链条，属于“拓跋国家”这个系列国家。接力赛式地被传续的这一国家，在以往的中国史上基本没有受到重视，而它却从一开始就吸收匈奴王权的血脉，利用其尚存权威作为权力和政权的支撑，可以说这是用匈奴之血武装起来的复合国家，而中华王朝的扮相是另半边脸。另外，虽纯属画蛇添足，仍需指出至北周为止的一系列政权的首领们都曾保持着固有的军事力量。如果认为这种现象在进入隋唐时代后消失，就希望看到合理的解释。在强调府兵制等问题之外不见对这种“私兵”的分析，多少让人感到奇怪。
除了中华王朝的风仪和扮相，无论是对官修文献还是私人著述，应当戒除照字面囫囵吞枣地理解中华式文笔下的史事。实际上，类似的现象在伊斯兰史书中也明显可见。区分的办法，说到底首先还在于多识、对比，以及跨领域的视野。尽可能地了解世界史上的实例和相似之例，在此基础上依据丰富的常识进行综合判断。历史研究的趣味也就在这里。另外，作为在中华地域发生的事情，古代的周王朝和建立最初的统一帝国的秦王朝，也原本出自游牧民或畜牧民。总之，之所以在半干旱地区的华北形成权力基础，是因为这里是通向统一的中央政权的一个关键所在，而且为了抵御来自草原方面的进攻，也还必须保有游牧民或类似的军事力量。
放眼看去，作为非游牧地域的国家和政权的形成，跨越中亚和忻都斯坦平原（北印度平原）的狭长空间中的又一个实例就会映入眼帘。从北方干旱地区向印度次大陆南下的迁徙，贯串历史并得以确认。
说来，最先出现的是雅利安系人群涌向印度方面的浪潮。接着，曾出现于希罗多德之书和哈卡马尼什帝国之大流士碑刻中的Saka族，即斯基泰向东方扩张的人群也来到了印度。印度所说的Saka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作“塞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远征军以印度为目的地，自然是因为印度的富有，也是连接历史的潮流之一。
贵霜的南下和对西北印度的统治，成为横跨兴都库什山这一高峻壁垒南北、形成疆域的模式的开始。以犍陀罗为中心的佛教文化的兴盛及其北传，属于这一脉络。被认为发迹于阿尔泰山方面的嚈哒在5世纪以后以兴都库什山北侧的阿富汗·突厥斯坦为中心展开的广阔活动，也属于连贯下来的系列。甚至向东西方发展的突厥，也显示出相似的动向。这些大概成了下一拨发展的起因。
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布尔 帖木儿王朝末代皇帝。创作于1579年的细密画。新德里美术馆藏
首先，流淌至今的洪流是以突厥族为主的伊斯兰军事权力对印度的统治。1206年以后，连续出现了五个游牧民族政权，以10世纪的伽色尼王朝和取而代之的古尔王朝为样板，以德里为首都。而1206年正是成吉思汗建国之年。
这些德里王朝在走过了三百二十年之后，被逐出故土的帖木儿帝国末代君主巴布尔，作为最后的北来之波进入印度建立了第二帖木儿王朝莫卧儿帝国。莫卧儿的解体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意味着上述长时期内北来的潮流因来自海上的霸权而发生了改变。当然，这是象征世界史结构发生变化的事态，但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次大陆的政治传统容易被外来者的征服型权力所覆盖。
除了中东方面、中华地域、印度次大陆的模式，西北欧亚大陆的情况也值得注意。萨尔马提亚人驱逐以黑海北岸广袤绿色草原为根据地的斯基泰国家，进而吞并其地，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从东方崛起。他们也是伊朗系的游牧民，同样建立了部族联盟，度过了漫长的时期，但在3世纪被同样来自东方的匈人逐出，迁徙到了欧洲。
关于匈奴国家解体之际西迁的部落和匈人是否是一回事的讨论，在19世纪的德国十分热烈。这自然与德国自身的起源有关，且与其向东方扩张的意图不无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从西迁匈奴中出现了所谓的匈人，他们的活动引起萨尔马提亚等日耳曼系诸族的迁徙，对于这种“台球”般连续相撞的现象，我们找不到积极予以否定的证据。
从里海北岸至黑海北岸一带，是从中央欧亚大陆延伸而来的“草原带”。在“大迁徙”之后，阿瓦尔、不里阿耳、马扎尔相继而来，更有突厥、西突厥势力的抵达。此后在7世纪时，同属突厥系的可萨独立，以伏尔加河河口处的阿的尔为首都，建立起游牧联合国家，与阿拉伯和拜占庭抗衡。一般认为可萨因改信犹太教而出名，虽然因乌古斯族和基辅罗斯（罗斯是俄罗斯的古名）的进攻等原因于11世纪解体，但是其后人散布于俄罗斯和东欧，成为诸如德意志系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的来源。有人认为因“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出名的鹰钩鼻子本不是犹太人的特征，而是可萨的遗产。
如同可萨的交替一样，在从现今哈萨克草原至黑海北岸一带的广袤草原地带上，进入史书记载的是突厥系大部落——突厥语和波斯语称作Qipchāq、俄语称作Половцы、在欧洲和拜占庭被称为Kuman或Koman。在俄罗斯史上，9世纪以后的基辅罗斯被视作俄罗斯的起点受到了过多的重视，而对可萨和钦察诸族的来袭和侵攻多采取激烈批判的立场。然而坦率地说，根据斯基泰、萨尔马提亚至可萨、钦察的一连串游牧民的世系可知，他们比东斯拉夫诸族更先入住，国家的形成也更早。视他们为“野蛮”，是出于“文明”的一种习气，也可以说是试图就后世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统治进行批判和否定的禀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13世纪蒙古统一欧亚大陆之后，因蒙古世界帝国得到整合的国家体系，成为通用于欧亚大陆的前所未见的标准。它为上述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明帝国、大清帝国所直接或间接继承。作为国家，这些都是多民族复合国家。大概萌芽于斯基泰、基本成形于匈奴的军事联合体的构造，走过漫长旅程，经历几度变化，至蒙古帝国完成了欧亚大陆化。世界史上，确实曾经存在绵延不绝的欧亚大陆国家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