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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中亚。蒙古帝国的残影，终于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回首遥望，从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开始向着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发展之时算起，岁月已经过去了七百一十四年。
消失的是两个国家。国名有几种不同叫法，其一为“布哈拉汗国”或称“布哈拉埃米尔国”，另一个被称为“希瓦汗国”等。两国都可追溯至起源于中亚的城市。虽然二者都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但要追寻其政权的脉络和由来，则可上溯至曾创造人类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世界帝国。其没落正处在衰微殆尽的弥留期。然而不管怎么说，蒙古帝国的根缘实际上在进入20世纪后还依然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存续了二十年。
这两个小国气数将尽的时刻，距离统称为“俄罗斯革命”的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光。就是说，长期占有并统治欧亚大陆北部大片区域的俄罗斯帝国已经彻底消失。给布哈拉和希瓦最后一击的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然而，对于19世纪以后在俄罗斯强权之下其领属性质逐步深化的中亚地区的人们来说，“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解放”。
代之而起的苏维埃国家，在暂时渡过内战加剧、日本等各国列强出兵西伯利亚的干涉和侵略等眼前的困难局势后，在列宁及其继承人斯大林的领导下，从1922年左右开始迅速踏上了以联邦为名的“新帝国之路”。中亚自不必说，即使是旧俄罗斯帝国领地内曾经存在的实为由不同地区和人们组成的大、中、小聚合体，也在多少出现近代化之萌芽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当初所抱有的希望和意愿。乍一看，似乎国家和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作为汇集诸多民族的混合国家，内陆庞大殖民地帝国的“北方国家之传统”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作为其“东方属领”的中亚以东地区，被迫接受新的服属、轻视和分割。
不久，自20世纪20年代中叶至30年代，在苏维埃联邦内的中亚地区，若干“人造国家”在历史、语言、人种、文化和习俗等方面均不具备适当立国理由，依据官方学者们毫无道理之论被逐个创建起来，开始了莫斯科所控制的政权的“新时代”。过了半个多世纪，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中亚五国，不得不勉强接受并背负着从俄罗斯帝国至苏联时期的近现代史本身的各种“负面遗产”，包括漫长的国境线在内，无选择地“独立”了。
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周围
现在，东边是保有庞大地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是似乎更加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东，北边和西边是依然据有广阔版图而逐渐复兴的俄罗斯联邦。站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环顾周边，会不由得陷入一种奇怪的想法。这块广阔的开放空间曾经由草原和绿洲交织而成，在19世纪变成了以英国和俄国为主的强权政治的世界。这种局势在20世纪实际上变得更加激化，进入21世纪后越发明显。不只是政治和军事，就连经济和环境等方面也都充满了流动性和不安定因素。所谓当今的时代，似乎就是刚刚才开始的。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能否整理人类史上各种各样的进程和结果，有时又放弃这些进程和结果而找到世界应有的“形式”和“存在方式”呢？特别是在历史悠久的欧亚大陆上，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能否建立起一个超越现代型强权政治的平稳缓和的安定结构呢？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人类这一群体所生存的全球化时代的关键，很大程度还在于地球上这块最大大陆的走向。那里曾经是产生大多数人类文明之交流的大空间。假如存在有益于人或人类的大“智慧”，那么大概只有在贯通历史和现在的视线中才寻求得到。想到这一点时，对于八百多年来宽松地统治大半个欧亚大陆、平稳维系包括非洲在内的广阔陆海地区的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记忆，就会再次浮现。
在1920年前后，存在于欧亚大陆的几个帝国相继消失了。那是一个世界史上罕见的帝国灭亡的年代。
总之，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战争本身虽然只是欧洲大战，但其影响却很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场世界大战。进一步从其结果来说，则是在世界史上刻下了超越时代之大意义的深深印记。
首先，是已经有所论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俄罗斯帝国，在由其欧洲列强同伙发动的史上最初的正面总体战和消耗战中，几乎是不战自败。随着战局的激化，成分复杂多样的“帝国臣民”们被强制驱赶到战场和工厂，造成了空前的大流血。由于民众和各民族已达顶点的怨恨和愤怒，加上原本不充足的国内生产力已经支撑不了过重的负担，开战仅三年，王朝就非常迅速地自灭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东方确曾表现得强大，实际上与其强大的外表不同，本质上已经是从社会、经济到其他各方面都充满危机和脆弱性的“纸老虎”那样的老式帝国了，其弱点一下子暴露出来，王朝、国家和社会同时从体系上崩溃了。
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奥地利一方的奥斯曼帝国也解体了，只是名义上的消失被算作苏丹制废止的1922年。拥有近六百年超长寿命的奥斯曼帝国，是存续时间超过俄罗斯的大国，先盛后衰，自17世纪以来经历了漫长的低落和萎缩的衰亡史。总之，是从超越地域和人种的宽松的帝国不断沦落为现实中缓缓走到头的“虚像帝国”或“心中的帝国”。
尽管已是一种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无序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Dār al-Islām（原义为“伊斯兰之家”）即“伊斯兰世界”之盟主的衰落和消亡所带来的冲击，不能不在众多的穆斯林当中产生巨大波动。此前在中东各地，对似乎将超过自己而长足发展的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有所意识的动向，已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现，就奥斯曼帝国之后局势将会怎样、前途如何等问题，开始了对新前景的探寻。另一方面，除了引起中东至今纷争不断的主要原因，即臭名昭著的《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1915—1916）、《赛克斯——皮科秘密条约》（1916）、《贝尔福宣言》（1917），以英、法等国为主的欧美方面也野心十足，陆续开始了行动。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作为伊斯兰中东地区“荆棘之路”的象征，也恰恰成了直通今天的现代史的起点。
把目光转向亚洲的东方，即可看到在稍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1年即辛亥年爆发了革命，次年所谓的大清帝国灭亡。大清帝国正式名称满语为Daicing Gūrūn，译为汉语即“大清国”，而“清朝”则是俗称和通称。这一欧亚大陆型帝国，拥有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扩张和安定以至飘摇和衰败的历史。
在满洲山野的一隅，这个国家发迹于以女真族为核心的微小联盟，横跨长城南北不断扩大疆域，到中后期的乾隆朝时，消灭了一百年来的宿敌准噶尔游牧王国，实现了囊括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和西藏的大版图。事情发生在1755年至1758年之间。对于大清国来说，作为名副其实的由多民族构成的庞大国家而存在的岁月，就是其后半程的一百五十多年。
有种看法将这一巨大空间视为所谓“中华”固有的传统地域和组成部分，在清末的动乱时期至民国初年的议论中变得更为高涨。反复争论的结果，最终使这种看法不知不觉成了理所当然。不得不说，这其中存在对古代以来之“汉土”与大清国皇帝个人所维系的多元帝国世界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或错觉、误解。对于汉族民族主义与巨大版图之间难以填补的鸿沟，孙文试图以新造的“中华民族”一词来填平，但实在是很困难。现政权以“多元一体”为口号，当然是可以的。
19—20世纪初欧亚大陆主要帝国的灭亡时间
再将目光引回到欧洲，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两个帝国灭亡了，即霍亨索伦家族出身的皇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皇帝统治的奥匈帝国。二者都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所传续的古老因缘。从此，带有“帝国”之名的政体正式从欧洲彻底消失了。
宣告世界的世界化真正起始的20世纪，其登场是与旧有的各帝国的相继消亡同时拉开帷幕的。中世纪乃至近世以来一直延续的历史绵长脉络，至此一时中断。一个大时代的终结，显然就在此时。
然而，这也是新帝国的兴起以及更大规模政治对立和军事竞争的开始。美国这一新兴帝国自不必说，也许还有人将战前的日本和纳粹德国、战前战后的苏联归入此类。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武器的开发和军备扩张、民族国家美名下的高压政策等，使20世纪成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和杀戮的世纪。然后，今天除全球帝国美国之外，有普京复苏的新生俄罗斯，还有伴随着巨大市场化前行的中国。21世纪果真能将“负面的20世纪”这一令人生厌的时代送走吗？能够向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不断解决问题、共同前进吗？人类能变得这么明智吗？
回顾历史，于20世纪初同时消失的诸帝国，实际上都分别与蒙古帝国及其时代有着某种渊源。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如果实事求是地综观世界史，这是一种严肃的超越时代的历史现象，不容否认。
首先，来看俄罗斯帝国。在欧亚大陆西北部的偏僻一隅，有为贫瘠的大地和森林所环绕的寒冷地区，称为“斡罗思”，那里曾经分布着各不统属的诸公国。13世纪，拔都所率蒙古西征军到来，其后斡罗思成为蒙古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术赤兀鲁思（因误解而产生的通称为“钦察汗国”）的属领。从此经历了漫长的共存时期，主从关系最终发生了逆转。
其最初的契机，在于蒙古的代理人莫斯科的兴起，即莫斯科费时三个世纪完成的斡罗思诸公国的统一，以及本为君主血统的术赤兀鲁思的属国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的合并。在16世纪中叶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的莫斯科公国，反过来陆续重编游牧战士，一举东进西伯利亚和内陆世界，迅速抵达了太平洋沿岸。然后一步步侵入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将目光从蒙古高原进一步投向了中国和朝鲜方面。包括聚集多种族、多地域和多文化的庞大复合体及其帝国经营的体系，俄罗斯帝国从蒙古帝国获得生命，并反压蒙古统治而膨胀起来。
奥斯曼帝国也与蒙古世界帝国中控制伊朗中东地区的旭烈兀兀鲁思（通称“伊利汗国”）有关。13世纪末，在旭烈兀兀鲁思势力范围的西北边，萌芽于小亚细亚一角的突厥系小部落成为旭烈兀家族所属领地的管理者，于1326年在布鲁萨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小的聚居地。当时担任布鲁萨“算端”（统治者，亦称苏丹）的人，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开山之祖。
关于奥斯曼王朝的渊源尽管还有不少模糊之处，但是难以否认它与旭烈兀兀鲁思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其后的后蒙古时代，奥斯曼王朝初期的首领们与试图成为旭烈兀兀鲁思解体后继承人的孙都思、札剌亦儿、白羊王朝、黑羊王朝等各种势力展开争夺，虽然因后面将提到的帖木儿而一时陷入毁灭的境地，但最终再度兴起。奥斯曼帝国开始具有海上国家之形，是在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实际上被认为是始于苏莱曼大帝时期，在此之前，特别是在国家和军事制度以及体系方面，蒙古的影子和色彩仍相当浓厚。
目光转向东方，大清国已经成为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中国通称为“元朝”）时隔二百五十年的“后继国家”。大清国从始祖努尔哈赤时就与蒙古关系很深，尤其是第二代君主皇太极在和蒙古科尔沁部结盟的基础上，于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召开忽里台（蒙古的国会或帝室会议），接受成吉思汗后裔内蒙古王侯们的推戴，以大元兀鲁思之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即位。当时，大概是仿照Dai Ön Ulus（大元兀鲁思）之名建了新国号Daicing Gūrūn（大清国）。大清国，包括其后的发展在内，确实一直是名副其实的满蒙联合政权。
在蒙古帝国内部，帖木儿帝国从控制中亚的察合台兀鲁思西部以对其进行重组的形式诞生了。这个帖木儿帝国在1500年失掉根据地后南下印度次大陆，成为第二帖木儿朝莫卧儿帝国，所谓莫卧儿即指蒙古。莫卧儿帝国对以北印度为中心地区的统治，最终随着自身的衰落，被来自海上以“东印度公司”之名出现的英帝国所蚕食，逐渐丧失了实权，只是在名义上一直延续到了1858年。1877年，维多利亚女皇称印度皇帝。直至近代初期，蒙古帝国的根缘也还在南亚持续存在着。
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二者都发端于中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非常松散的“帝域”。哈布斯堡家族最初于1273年将神圣罗马皇帝之位揽入手中，而霍亨索伦家族于14世纪扬名，在1363年获得帝国诸侯的身份，得到发迹的契机。
在蒙古帝国整合欧亚大陆东西大半地区的13、14世纪，同时存在于欧洲的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特别是当拔都西征军打败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匈牙利时，面对来自东方的蒙古的威胁，有个人呼吁欧洲团结起来，即在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成为耶路撒冷王的著名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分别起家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独特“聚合体”中的两王族，后来经历长期反复的沉浮、变故和斗争，最终在围绕“德意志”之前途和生存状态展开的对峙中各自走上了帝国之路，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双双于1918年灭亡。
回顾上文所述，一战前后实际上是蒙古帝国及其时代以来曾处于其间接但浓重影响下的各帝国及残余势力一起灭亡的时期。换言之，蒙古以后“帝国史”的大部分，暂且在这里得到了总决算。因看法的不同，这或许也可以视为时间极长的“中世纪”的彻底终结，当然，也可以更具常识性地将其视为所谓“近世”的终结。
宏观地回顾世界史，可以说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及其时代是对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乃至非欧——欧亚大陆经营的全面总结。人类从之前分布于各个地区和各个文明圈、相互之间相对缺乏关联的状态，开始大步迈向另一个阶段。世界乃至人类这一广阔的地平面，以及对于它的憧憬，均因连通陆地和海洋的史上最初的真正大交流开始得以实现。
只是，对于自此开始的历史中“蒙古”所整合而成的状态之全貌、为后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遗产，人们的了解还是很不充分的。对迄今一直主要由欧美所讲述的世界史形象，存在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怀疑，然而最重要且根本的问题是，只有从15世纪末以后西欧的海洋进发开始，才能谈到作为完整形象出现的世界史。在那之前正像是割裂的历史，之后却一味地以欧洲为中心来描述。情况必然会向以“来自海洋之视角”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倾斜。但是，真的是那么回事吗？
例如，仅观察已述蒙古时代及后来非欧——欧亚大陆所经历的一系列帝国群的存在和发展，就可以明显看出既存世界史形象中无法解决的缺陷。蒙古世界帝国自身对世界史的意义自不待言，还有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帖木儿——莫卧儿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它们都是超越生态系和文化圈的框架，或是超越既存国家和社会的范畴而存在，时常相互争夺，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同时触动了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和东非，并时而向海上施加相应的影响。
总之，除了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导，及大量吸收其成果的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非欧——欧亚大陆大致呈组合状并存和延续的若干“近世和近代帝国”的各个成员，也是上演世界史的主要角色，不断推动了历史。说起来，这种状况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除去最后参战的美国，以及英国和法国拥有的很多海外领地（包括战场在内），毕竟是在非欧——欧亚大陆内发生的帝国间的战争。
泰姬玛哈陵 第五代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于17世纪所建造，其壮美无与伦比
理所当然地，世界史同时向海洋和陆地展开了。随着时代重要性渐增的“投向海洋之视角”固然重要，不过“依存陆地之理”也不可缺。然而，像斯基泰和匈奴以来贯串历史连绵不绝的欧亚大陆国家之传统自不必说，对于蒙古时代及其后非欧——欧亚大陆的综合把握，西欧中心主义的一贯历史形象，也都基本缺乏应有的知识积累、分析的视角和对历史全像的洞察等。说到底，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即只要能够在西欧的扩张和由此形成“世界统一”这一目标上站得住脚就可以。
这是因为照搬了约一百年前在欧洲尤其是西欧被体系化了的架构。这是欧洲最为自信的19世纪末的产物，日本也曾经将其作为世界标准来接受。于是，包括历史学在内，当时的学问、知识体系成为基础和支柱，展开了日后的教育和研究。这种东西进而被印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转化为日本人的常识。我们头脑中所存在的“世界史形象”，之所以只有欧洲本位特别是西欧本位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不是要以此为辩解。首先，时间和思考停留在了19世纪末。历来的模式是将20世纪以后的事情作为“现代史”另辟框架来衔接，而“现代史”的部分，因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很难成为世界史，所以总有些稀里糊涂和虎头蛇尾的感觉。换句话说，历史和现在连接不上。
“现代史”和“当代史”，都处于由过去的历史所引出的延长线上。不仅如此，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约九十年间，历史的脉络的确依然存在，例如上文谈到的“帝国史”之潮流，今天似乎依然汹涌。
就是说，俄罗斯帝国向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奥斯曼帝国向目前仍陷混乱中的中东，大清帝国经中华民国向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帖木儿——莫卧儿帝国向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诸国这一不稳定的框架，以及“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向现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各自浓重地投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子，使得当今的时代突飞猛进。正因为保持了“帝国”似的形态，混沌之中才隐藏着大变化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帝国的记忆”都会一直成为现在和将来不可忽视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