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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谈起语文，第一个冒出来的词就是文化。语文与文化，文化与语文，永远自然地、亲密地联系在一起。用文化来观照语文，让语文在文化中站立起来，是语文教育永恒的主题，又是一个永远有解、永远难解、永远要解的重大课题。这三个“永远”的基本意思是：语文应该坚定地走在文化之路上，不知道它准确的起点在哪里，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抑或说不知道它有没有终点。正是这“永远”的状态让语文洋溢着无限的魅力，彰显着神秘而又美好的张力。也正因为此，语文教育要让教师和学生处在“永远”的状态中，在文化中站立起来，在文化中发展起来，长成好大一棵树，庇荫和滋长心智，安顿好心灵。
文化与语文的关系，可以作以下一些概括。
1. 语文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其本质属性是文化。语文以自己的语言文字映射着文化的特性，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凝练性、教育性；语文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它里里外外承载着文化，充溢着文化的味道；语文承担着传承、发展文化的重任，语文教育的过程就是传承、发展文化的过程。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文是文化存在的家，文化是这一“家”的灵魂。文化与语文这种血缘性的关系，决定着它要与语文产生天然的、亲和的呼应，缺失这种呼应，甚或呼应很弱，都是语文教育的失职失责，语文、语文教育的生命必然枯萎。语文、语文教育正是在积极、多元的呼应中，生命旺盛起来、多彩起来。
2. 语文、语文教育传承、发展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意义建构。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建构，意义建构意味着文化在不断发展和进步。毋庸置疑，语文、语文教育传承、发展文化的本质也当是一种意义的建构。但，何为意义，如何发现意义，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法国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说：“谈论意义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建构一种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段客观化距离，可以用不带意义的话语来谈论有意义的话语。”
我认为他的“意义”在于，一是要保持客观化的距离，进行客观的观察、审视与评价，不必带着意义去谈论意义；二是意义不应是赋予的，而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开发便是一种创造、一种发现，这应当是一种文化过程。因此，语文、语文教育应当着力于语言文字及内容的开发，让学生从中发现意义，创造自己的精彩观念。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3. 意义的建构中，语文、语文教育必须进行反思。这是一个文化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面临新的挑战的时代。法国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在《文化哲学》中说，“文化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
。对这一判断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它的真正意思正如施韦泽所说，“世纪之交，有许多关于文化的论著问世，但它……不去对我们的精神生活状况作出诊断……没有人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也没有人以高贵的信念和真正进步的动能为基础去检验我们的精神生活”
。显然，文化的衰落主要指没有对精神生活作出诊断和检验，是高贵的信念、真正进步的动能的衰落，是文化的衰落。由此我们自然想到，语文、语文教育应当反思的是，我们对师生的精神生活作出诊断了吗？高贵的信念、真正进步的动能在哪里？我们为师生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了吗？总之，反思让语文、语文教育走向文化，走向意义建构。反思让语文、语文教育走向文化，走向意义建构。
隐喻是文化解释的一种方式，也是语文认识与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伽达默尔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每天都沐浴在文化之中，但倾我们之所知、所能也未必说出什么是文化。这正是文化的神秘之处。因此，文化学是门特殊的科学，对它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无疑，对语文这门学科，当然也在于给予解释，在解释中探求意义、建构意义。
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方式。常识告诉我们，认识、把握世界无非两种方式：感性的和理性的。两者都不可或缺，都很重要，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理性的方式表现为下定义，十分讲求逻辑与理论支撑，而感性的方式表现为描述、想象，运用比喻。如果理性的方式常以“是什么”来呈现的话，那么，感性的方式则常以“像什么”来呈现。实践中，应该视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当然如果将两者结合使用，则会进入黑格尔所说的这样的境界：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依我看，这正是文化解释的方式和境界，这样的方式和境界不也是语文、语文教育的方式和境界吗？在解释、表达的方式上，语文与文化是血脉相通的。
隐喻是解释常用的方式之一。一旦成为隐喻，比喻就具有很强的哲理性。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曾这样描述文化：“文化实际上是一座监狱，除非一个人知道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它。”
这真是个奇特的比喻：文化怎么可能像监狱呢？监狱与文化有什么近似之处呢？似乎使人费解，甚至反感。其实，他的意思是在紧接着的下一句：“的确，文化以很多不为人知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
原来，他想说的是，监狱的方式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而我们对文化似乎很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犹如对于监狱一样。
比喻，包括隐喻，还有描述、想象等既是语文的修辞手法，是语文本身的内容，又是语文教育常用的方法，总之它是语文、语文教育应承担的任务。运用这样的方法，完成这样的任务，才拥有文化的意义，才会走向语文教育之美的境界。如果我们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倘若语文、语文教育就是一种文化隐喻呢？我以为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还是极有意蕴的。当语文、语文教育成为一种文化隐喻的时候，它不仅更加美丽、更加生动，而且更加深刻、更加丰富，它犹如基因会进入学生的血脉，将会帮助学生打开宇宙之门，以独有的方式联系整个世界，乃至会在实践中逐步构建起语文的文化哲学。
与语文教育相关的，有下面几种隐喻。
隐喻之一：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这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兹的一个比喻，不过，这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比喻转化而来的。韦伯的比喻是：“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无论是格尔兹，还是韦伯，都是在阐释人类与文化的关系，因此这两个比喻是在揭示文化的实质：文化是人化；是在强化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谈论文化就是谈论人，离开人，文化免谈。
这一隐喻的基本要义如下。首先，文化是张意义之网。文化从本质上讲意味着意义建构。其次，意义之网，涵盖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无处不在，意义便无处不在，文化之网“网”住了人们的生活。再次，人不只是文化的享用者、体验者，更为重要的，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对此，汉内斯作了一个完整的阐释：“文化是‘人创造的意义’，但它也创造了人，从而使人成为社会的成员……人类是‘建构意义’的生物。她凭借她的体验、解释、思考和想象创造出各种意义来，她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意义建构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反映在各种丰富的意识领域里：理念、意义、信息、智慧、理解、学习、想象、敏感、看法、知识、信念、神话、传统……”
这一隐喻之于语文教育的意义在哪里呢？不言而喻，是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其意义是多侧面的。第一，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必须真正确立“语文树人”的理念。如果语文教育只有语言文字，只关注知识，只关注基本训练，只关注分数，那就丢失了语文的文化实质，丢失了育人的根本意义。“语文树人”就是要从知识、语言文字、基本训练中发现人，以语文学习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一言以蔽之，以文化人，用文化创造人。第二，仅此还不够，还应让学生参与到语文教育中来，成为语文的创造者。学生成为语文创造者的根本含义是，在语文学习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赋予文本新的解释，其突出表现是学生诞生了精彩的观念。这就是以文化人，师生共同创造语文。第三，要让语文成为一个意义世界。在这个意义系统里，重要的是理念、信念、智慧、道德、品格、审美等。这就是中国语文教育传统所遵循的语文教育信条：文以载道。不管时代怎么变，语文教学怎么改，文以载道将是永存的。
这一文化隐喻，给语文教育的启示是厚重的、深刻的。
隐喻之二：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
这原是迪格尔印第安人的一句箴言。每个民族都有一只陶杯，不同的陶杯饮入了不同的生活。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文化的民族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让每个民族找到了安顿自己心灵的家。每只陶杯是不同的，陶杯之间也许会发生一些碰撞，但绝不会有根本性的冲突，相反，不同的陶杯，构筑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当今世界正走向经济全球化，但文化决不会被全球化“化”了。在这样多元的健康的文化生态里，各民族文化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绝不只是一种声音。从小小的陶杯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民族的生活风景、声景与心景，独特、珍贵；透过风景、声景与心景，似乎看到了民族的胆魄、风骨与灵魂，崇高、伟大。不同的陶杯让世界丰富多彩、无限美好。
想起一档电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汉字听写、汉字书写成为当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想起余光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地就在里面……还想起另一段话：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万里长城，黄河、长江，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春节的鞭炮、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亮……这一切，都是在描述中华文化，也都是语文、语文教育作出的庄重承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用中国汉字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挺起民族的脊梁。
弘扬中华文化，语文、语文教育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转化、创新，不是简单地继承，更不是简单地照搬，是扬弃，是在守护精神、思想精髓的同时让其闪烁时代的色彩；并用儿童所能接受的方式，让儿童乐学、乐用。这需要方向和理念，也需要智慧和策略。语文、语文教育正是要遵循转化、创新的规律，并积极推动转化和创新，让中华民族这只陶杯里的水永远清澈、永远丰盈、永远激荡，饮入中国人最美好的生活。
这一隐喻的启迪是语文、语文教育应当有自己的魂与根。
隐喻三：文化好比是洋葱头。
这是哲人黑格尔的比喻。他说，文化好比洋葱头，剥掉一层皮，就是剥掉一层肉，所有的皮剥掉了，肉也就没有了。文化既有体又有魂，魂与体融为一体，魂要附体，体中要有魂。这是文化的一个特性。
每次去台湾地区，必定去台湾大学，而每次去台大必去傅亭。傅亭是为纪念傅斯年校长而建。傅亭，古朴，幽静，像是一本静静打开的大书。亭中挂着一口铜钟，叫傅钟，显然也是纪念老校长的。耐人寻味的是，亭中有一段说明文字：在台大，傅钟一天应敲24下，但只敲响21下，为的是让师生们静下心来读书、思考。亭与钟是体，那不敲响的3下是魂，魂与体已一体化了，这就是文化。
由此，不禁想起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球体型的坟墓。墓前一条小溪流缓缓流动，溪水中竖起两根杆子，杆子顶上，两只铜球悄悄转动，寓意是证明吴健雄所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墓志铭是一首小诗：她，一个优秀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伫立墓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这一文化隐喻，对语文、语文教育的启迪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如何对待语言文字与思想、精神、情怀的关系，如何对待形式与内容，如何对待写什么和怎么写……语文，尤其是中国语文，原本文与道是相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本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在语言文字里发现思想、信念、道德、智慧，引导学生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中“长”出精神、灵魂来。任何“巧妙”的拆分，都是愚蠢的拆散，后果是让语言文字与思想、精神硬性分离。要说课程的整合，首先是语文内容与形式有机地整合，让“皮”与“肉”紧密相连，魂体相依，血脉相流。此时，语文才成为真正的文化，语文教学才会成为真正的语文教育。
这一隐喻对语文、语文教育的启迪，是具有学理性的。
隐喻之四：文化有一把打开大门的钥匙——方式。
这一比喻仍取自爱德华·霍尔的那段话。众所周知，文化的方式是浸润、濡化，是感悟、体验，是讨论、分享，等等。“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方式反复作了阐释，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吸引”。他说，“何谓软实力？它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
，软实力是“同化力”，而非“控制力”，
其间有爱，有温情，有责任，等等。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的方式就应该视作文化的方式。
“钥匙“的隐喻之于语文、语文教育的启迪价值不可小视。语文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的方式就是语文、语文教育的方式，那就是浸润——让学生浸润在语言文字里，收到熏陶和感染；那就是濡化——让学生在满是情感充溢的情境中，吮吸、消化、沉淀；那就是探究、体验——在各种表述中发现意义，体验情感。总之，是吸引人的方式——生动活泼，激发兴趣，快乐地学，快乐地思考，快乐地分享，而非控制的方式、强制的方式、胁迫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方式，并不排斥训练的方式，语文、语文教育需要训练，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训练。无数的事实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任何训练总是伴随着一定情感的。因此，在“需要什么样的训练”这一问题的深处，是另一个问题：“训练需要什么样的情感。”回答当然是明确的：积极的情感，是满含着爱、鼓励、信任、乐观的期待的情感。让这样的情感伴随着训练，训练就会自然进入“暖认知”的过程，训练就会温暖起来。意义的建构、智慧方式的创造也都会随之产生了。
这一隐喻给语文、语文教育的启迪是，教师和学生都要去寻找、把握、创造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
隐喻之五：洞察世界的新途径——第三种文化。
严格说来，这不是文化的隐喻，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是一种预言，预示着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不妨把这种文化预言当作一种文化隐喻。
这一隐喻来自美国网络电子出版公司的创办人约翰·布罗克曼。他认为，第三种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人文、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文化。第三种文化是打破纯粹人文和科学分野的文化，是用新的方式沟通两种文化的努力。倡导并实践第三种文化的人，是一批非典型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跨学科跨领域，具有特别的思维风格，更具包容性。因此有人称布罗克曼是个英雄，因为，他开辟了新领域，使科学免于干涩无趣，也使人文科学免于陈腐衰败。
不难理解，所谓第三种文化，从宗旨来看，期望打破人文和科学的分野，培养非典型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从方式来看，倡导追求跨学科、跨领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从特征来看，更具包容性，更贴近真实的世界和大众；从境界来看，要向人们揭示“人生的意义”等常识性问题；从挑战性的命题来看，第三种文化的追问是：能改变世界的是人文学者，还是科学阵营里的思想者？答案是明确的：是思想者，无论他是人文科学阵营里的，还是自然科学阵营里的——我认为。
这真的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从常识来看，语文当然应该建构典型的语文、语文教育，但第三种文化的提出，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定要是典型的吗？随着知识论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改变与不断进步，学科的边界逐步打开，甚至打破了，语文还要那么坚守自己的边界吗？其实边界打不打开，不在物态的边界，而在理念、内容的边界，那就是语文要更开放，更与生活相联结，语文只有在生活中才是鲜活的、丰厚的、美丽的。语文教师应该是个思想者，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要在人生意义、价值观上作更深入的思考，如此，语文、语文教师也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语文的跨界学习、跨界思维究竟怎么迈开一步，多元的跨界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怎么逐步建构起来……这些，第三种文化将会为我们开辟新视野、新领域、新方式，迈进新立意、新境界，否则，语文就可能衰败。当然，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语文还是语文，语文应当更语文些，只不过它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方式应该发生变化。
这一文化隐喻给语文、语文教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不，是打开了思想的闸门，打开了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