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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的志人小说的名著，主要记述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轶事。它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许多方面，因而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世说新语》作了典范的论述。这里，笔者试图以鲁迅的论述为指导思想，说几点对《世说新语》及与之有关的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世说新语》共36篇1 130则，所记的人物故事，上起于秦末的陈婴和他的母亲，西汉的东方朔和京房，下至南朝宋文帝时的谢灵运和孔淳之，但绝大部分篇幅记的是东汉末直到刘宋初近三百年间的人和事。因此，说到《世说新语》的时代背景，就从东汉末说起。
东汉末年开始，大官僚地主依靠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逐渐形成为大姓豪族，称为士族或世族，也称高门。不属于士族的，称为庶族，又称寒门。士族和庶族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相互间不能通婚，甚至不得平起平坐。庶族出身的人，即使做上了高官，自视也不敢与士族相较量。一部《世说新语》，这种士庶之别的事状，几乎比比皆是。
东汉时期，封建地方势力发荣滋长，从史书中常可以见到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名称，这就是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与之相对的是所谓单家，即孤寒而无所倚恃的微贱之家。汉代的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守和县令，是朝廷任命的，但是地方官的僚佐属吏却必须由地方上的本地人充当，而大姓子弟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单家之人要挤进去是很困难的。这样，州郡的大吏，就带有世袭性质。所以，东汉尤其是东汉末年，地方政权在相当程度上是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的。东汉朝廷选拔官吏主要用察举制度，也有朝廷或三公以下征辟的制度。察举和乡里的清议有密切关系，察举的科目有孝廉、秀才等，察举的必要条件是“经明行修”。主持乡里清议的是名士。当时，一些人在某种道德方面有超乎寻常的表现，经过清议品评，出了名，也被认为名士，那么，察举孝廉或秀才就有他的份，乃至公府州郡征辟也会有他的份。于是进而朝廷下诏特征，平步青云；退而居于乡里，操纵选政。《世说新语》里记及的郭泰、许劭就是汉末品评人物的大名士，他们几乎是以人伦臧否为专业。诸郡通常由名士主持乡里清议，清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臧否人物，像许劭在他的家乡汝南还有所谓“月旦评”，连曹操也请他品评，评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识鉴》1刘注引孙盛《杂语》）。可见东汉末的名士们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察举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
名士不一定出身于大姓世族，但出于大姓世族的居大多数，像许劭出自汝南许氏，是累世三公之家。大名士郭泰出身低微，大名士陈寔也出自单微，但成为大名士之后，通过这条道路，郭、陈两家也成为大姓冠族了。名士主持乡里清议，因而实质上是当地大姓操纵察举。
东汉末的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还有能力组织武装队伍。大姓的武装队伍是由宗族成员和收纳庇护的宾客组成的。
大姓冠族控制地方，成为东汉末割据政权的基础。
东汉末年，有两次党锢之祸。反对宦官擅政的名士们被称为党人，受到禁锢，即不准出仕做官，严重的被处死。黄巾起义时，汉灵帝曾下诏大赦；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当权宦官与党人名士之间的斗争重新激化。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国舅何进和太傅袁隗辅政。何进与袁隗的侄子袁绍共谋诛杀宦官。在这场斗争中，何进被杀，宦官也被翦灭，朝廷大权落入奉诏领兵入洛阳的董卓之手。袁绍出奔。董卓入洛阳，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扩大自己的武力，二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三是为被杀害的大名士陈蕃、窦武及其他党人平反昭雪，并大量进用名士，《世说新语》中提到的荀爽、陈纪都是以大名士而征辟进用的。初平元年（190）冬，以袁绍为首的山东州牧郡守，联合讨伐董卓，当时，董卓进用委任的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三国魏、蜀、吴的创业者都参加了声讨董卓的联军。曹操出身宦官家庭，算不上清流，但他已挤入了名士行列。刘备不在名士之列，但他也是世仕州郡的大姓，而且是著名经学家卢植的弟子。孙坚也不算名士，但家世仕吴，是富春豪强，资望较深，又有实力。以上情况，可见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
三国政权中的上层分子，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
曹操掌握朝政大权，为了恢复统一和实行集权，需要人才。他提倡“唯才是举”，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察举制度下乡里清议的打击，不允许利用乡里清议来干扰朝廷用人之权。但是，曹操用人，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名士们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他所收罗到的命世大才荀彧就出自颍川高门，是荀淑之孙、荀爽之侄。还有陈群、钟繇也都是出自颍川高门，都是从父祖一辈起世代传袭的名士。荀彧又向曹操推荐了司马懿，出于河内大姓；杜畿，是京兆大姓；华歆、王朗，都是声名尤重的名士；郗虑，为郑玄弟子；孙资，汉末太学生。自此以后，平原华氏、东海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都成为魏晋士族。
曹操进用颍川人士，由郡人荀彧推荐；平荆州后进用荆州人士，特命州人韩嵩条列优劣。尽管曹操“唯才是举”，而录用人才仍须听取当地大名士的意见，而所用之人多为大姓、名士，事实上乡里清议仍在起作用。
汉献帝建安后期，人士流移的情况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兵乱之后，要详实地考核某人的操行，依靠乡里发生了困难。这样，朝廷察举和名士品评要取得一致，朝官荐举和乡里清议要取得一致，成为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
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丞相之位，由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之法，在各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品第当地人。中正官由本地人在朝廷担任现职官员者兼任。各地小中正先就其所知，汇报本州大中正；大中正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交付吏部选用。于是原先在野的名士品评变成了官府品第，核之乡里成为访之中正；而且凡属州郡人士，无论已仕未仕，都须在本州郡入品，连已经入仕者的官职升降，也操于中正的品第，而不取决于政绩的考核。兼任中正的现职官员，都是世家大族，像太原王氏的王述，兼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从弟王蕴，兼本州大中正，儿子王坦之，兼本州大中正；吴郡陆晔，弟陆玩，玩子陆纳，都曾领本州大中正。中正一职，永远握在大姓高门手中，攀援延揽，是当然的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两句话，概括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度。
再看江南地区，东汉以来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各郡也形成了大姓强宗，像会稽虞氏、贺氏，吴郡朱氏、张氏、顾氏、陆氏，钱唐全氏，阳羡周氏，丹阳朱氏等。到了孙吴时期，这些大姓强宗的子弟在地方上也有优先选拔为州郡掾属的权利。孙吴也有中正，而且也是以朝官兼任，与曹魏相同。
从汉末的大姓世家到魏晋士族，从乡里清议到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正制则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这是理解《世说新语》中许多人和事的一个大背景。
汉末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士族形成于魏晋，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汉末颍川郡众多大名士，只有荀氏、陈氏、钟氏成为士族，是因为这几家在魏晋时子孙是显贵，而成为士族的颍川庾氏倒是拔自卑微的。从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中人名谱看，颍川庾氏一世庾乘出身卑微，受大名士郭泰赏识，才能摆脱卑微地位，游于学宫，为诸生佣，学业有成而仍然自处卑微。他的儿子庾嶷，仕曹魏为太仆，孙子庾峻，为晋侍中，奠定了士族的地位；曾孙庾琛联姻皇室，玄孙庾亮、庾冰等以外戚先后执政，官高爵显，成为大士族。再如阳翟褚氏，一世褚
，为县吏，后来得羊祜进用；直到孙子褚裒，联姻皇室，晋穆帝即位，为太后之父，尊贵无比，成为东晋大士族。
原来中正品第人才是依据德、才、家世三项的，但家世一项在品第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终于成为事实上的唯一标准。魏晋所重的是父祖官爵，换句话说，中正考虑的主要是当代显贵，定品的标准主要是“新贵”。魏晋相承，晋代的开国勋贵也就是曹魏功臣的子孙，所以计算门第家世是从曹魏算起的。汉末的大姓、名士，他们的士族地位决定于某一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即当时的官位。某些家族在汉末算不上大姓，甚至出身卑微，只要在魏晋时有某种机遇在政治上获得高位，也可以上升为士族。
到了东晋，士族业已定型，士族地位稳定，中正定品变成了例行公事，士族、庶族之间的分隔似乎是“天隔”。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下序列仍有升降。例如颍川庾氏，西晋时已列士族，而成为一流高门却在东晋联姻皇室之后。后来庾氏受到桓温、桓玄的打击，刘宋以后地位降低了。陈郡谢氏，大家都知道在东晋是与琅邪王氏并列的第一流大士族，然而还被阮思旷认为是“新出门户”（《简傲》），谢氏的地位是后来上升的。
从上举事实中可以看到联姻皇室对于一些家族的地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士族制度下，婚姻是受到特别重视的一件大事。《世说新语》中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不少。如汝南李氏是富人，但是寒门庶族，不惜以女儿络秀给周浚作妾；直到络秀生了周
兄弟，还对儿子说自己作妾是“门户计耳”（《贤媛》）。可见寒门高攀士族，地位自高。又如王导初到江南，要笼络吴中大族，想与吴郡陆玩结为亲家，为陆玩所拒绝（《方正》）。这两家都是士族，但陆玩吴人，视北人为伧父，不屑与之联姻。
士族注重门第，势必重视家谱。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呈报品状，一定要稽考谱牒。魏晋还设有谱官，凡百官族姓之家有谱传者，都呈于谱官，为之考订正讹，藏于秘阁。《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家谱多至三十六种。
门第家世受到如此重视，相应的就重视家讳，用以表示自己家世的优美和传统的高贵。日常应接中，如有人误犯家讳，就要极为敏感地悲泣趋避，做出奇怪的举动。《世说新语》记录此类避讳、犯讳的故事也不在少数。陆机以卢志家讳相戏，竟招日后杀身之祸（《方正》、《尤悔》）。甚至有相互间以故犯家讳为嘲戏的，如司马昭之与钟会、陈骞、陈泰（《排调》）。官员到任，属吏就要请示避讳，如王述之拜扬州刺史（《赏誉》）。偶一不慎，犯人父祖之讳，贻笑非浅，如晋元帝之误犯贺循父贺邵讳，惭愧得三日不出（《纰漏》）。
士族又特别重视流品。寒门庶族出身的人，即使才能超越，也不能和士族交游并列。何充亲昵庸杂，就此有损声誉（《品藻》刘注引《晋阳秋》）。习凿齿学问出众，王献之却看轻他出身寒士，不肯和他并榻（《忿狷》）。
士族既居达官高位，聚敛积实，占有大量财富；富有之后便是大规模兼并土地。王戎性好兴利，广收膏田水碓，洛下无比（《俭啬》）；祖约好财，使人占夺乡里先人田地（《雅量》刘注引《约别传》）。士族还占有山湖川泽，百姓樵采渔钓，都要交税。他们占据了山泽，不但坐收渔猎畜牧之利，还建造园亭宅墅，以供赏玩。如石崇的金谷园，谢安的经营楼馆。他们还任用仆役，大量经商。像石崇，为荆州刺史，还劫夺杀人，以致巨富（《汰侈》刘注引王隐《晋书》）；像郗
，大事聚敛，有钱数千万（《俭啬》）。
士族高门不仅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而且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士大夫要以玄理文笔作为他们出身高贵和才华出众的表现，所以，典籍文义正是士族子弟用以显示高贵的招牌。魏晋文士学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决定于他们的门第和官爵，他们的诗文的优劣高下倒是次要的。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建安七子，其中孔融、王粲、应玚、陈琳都出身于高门世族。西晋初年，一时文士多依附于贾充之门；贾谧干政之后，他身边的文士有“二十四友”之称，陆机、陆云、潘岳、石崇、欧阳建、左思、刘琨等都在其内。过江以后，士族势力更加发展，文士凭门第进仕的也更多，而且进升很快，才力用到文义方面去，所以一门能文的现象也常有出现。《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琅邪王氏的有二十人，陈郡谢氏的有十二人，就是例子。
至于寒门出身的文人也是有的，他们孜孜勤苦，以文籍学业为进身之资，也间或有被赏识而成功的，如张华、山涛、乐广等。
因为魏晋文人的社会地位是依他们的门第官爵而定，他们的诗文不一定特别好，但一定时期的文风潮流却是由他们领导着的。寒士要把文义作为仕进手段，他的诗文一定要能受到大家称赞，他就不能不心摹手追当时的文风。所以，士大夫们清谈玄学，文学上就会时行玄言诗；士大夫们崇尚隐遁，文学上就会有招隐诗；士大夫们的作品绮靡，文学上可以形成俪典新声的风气；士大夫文重事义，可以使文章殆似书抄。魏晋诗文的作者多在上层士大夫中，他们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等圈子里，因而读他们的作品，总感到时代性明显而彼此的个性不强。
魏晋的玄学清谈，在《世说新语》里资料很多，《文学》一篇尤其集中。
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名士群集，互相品题，臧否人物，嘘枯吹生。例如：李膺赞叹荀淑、钟皓说：“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陈蕃评周乘是：“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赏誉》）李膺被当时人品题为“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党锢之祸，很多名士杀身破族，于是一部分名士渐渐缄默了。有一代人伦之誉的大名士郭泰也闭门教授以终。黄巾起义以后，当时的州牧、郡守大多是名士，他们都善于臧否人物，称为清谈。这时的清谈仍是清议的另一种说法。曹操杀孔融，杀崔琰，放逐祢衡，尤其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不仅是曹氏党羽的何晏、邓飏、诸葛诞、夏侯玄、李丰、嵇康、吕安等，均为司马氏所杀，就是党附于司马氏的钟会，也不能免祸。只有阮籍，“言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至慎”（《德行》）。清谈发展到此时，过去的讥评时事、臧否人物的清议的精神完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言及玄远的玄学清谈了。不过品评人物的清议形式并没有绝迹，只是这时的清议已掌握在九品中正制下的士族官员手里了。像山涛为吏部尚书，“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政事》）。
从清议到清谈，是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逐渐变成谈论这种评论所依据的原理原则，从具体变成抽象，从实际政治变成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从人物评论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曹魏齐王芳正始以后，这种清谈已经发展成熟，“清谈”一词，就专指玄远虚胜之言，就其内容所反映的意义而论，清谈即玄学，清谈所谈的原理就是玄学的内容。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玄学思想的产生也自有其渊源。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当时还是综合名法，不废黄老，但儒家思想在学术思想中已占支配地位。东汉后期，矛盾百出，危机四伏，儒家思想的统治基础动摇了，儒家经学也或支离破碎地解释经文，或流于谶纬迷信，几已沧入末流。曹魏以来，世家大族经济日益发展，带有“自然”、“无为”对命运不作反抗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
魏晋之际的士族名士认为《周易》的“寡以制众”，“变而能通”，《老子》的“崇本息末”，“执一统万”，《庄子》的“不谴是非”，“知足逍遥”，都是对士族享有特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因此推崇这三部著作，总称“三玄”（《颜氏家训·勉学》），这并非偶然。
清谈的具体情景，一般是名士会集，分成宾主两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论题和意见，称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为“难”。一个论题，可以经过“数番”讨论。例如支道林、许询、谢安等，聚集在王濛家里，进行有关《庄子·渔父》为论题的清谈。支道林先“通”，四座之人也各言其怀，然后谢安来“难”，结果是四座之人莫不满意（《文学》）。有时也由谈主本人自为宾主，翻覆分析义理。例如何晏为吏部尚书，谈客盈座，年未弱冠的王弼去作客，就先前别人谈过的论题“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清谈结束，有时宾主双方，一胜一负，有时不能决出胜负。如支道林、许询会集于会稽王司马昱斋头，谈论佛经义理，“支通一义”，“许送一难”，结果是难分胜负，“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由第三者来作总结性发言，如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争论而不相下，由裴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文学》）。
作玄学清谈的时候，名士们往往手执麈尾，以之指划，也是一时风尚。王衍妙于谈玄，经常手持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传为美谈（《容止》）。孙盛和殷浩谈论名理，争辩急切，饭也没有工夫吃，两人各执麈尾奋掷，麈尾上的毛都脱落下来落在饭菜中（《文学》）。
《世说新语》里有两处提到“正始之音”。王导与殷浩清谈，直到三更天，结果是“竟未知理源所归”，王导认为“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文学》）。另一处是王敦和卫玠相见，谈了一整天，王敦对谢鲲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赏誉》）。“正始”是曹魏齐王芳的年号（240—248），是魏晋玄学清谈发展得非常快的时期，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
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又娶操女金乡公主，封列侯。正始年间，任吏部尚书，有重名。他祖述老庄，大阐玄论，曾经注《老子》，看到王弼的《老子注》，自以为不如而不再注，作《道德论》。他又著《论语集解》，并不菲薄孔子，也承认孔子是圣人；不过他解《论语》，用玄学观点解释孔子思想，儒家的孔圣人差不多改造成玄学家的圣人了。
王弼受到何晏的赏识，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死时只有二十四岁。
正始清谈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易》崇《老》，发挥玄理，说“无”是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的万物本体。
王弼、何晏稍后，有所谓竹林风气。七贤中阮籍有《通老》、《通易》、《达庄》三论，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等论。竹林诸人，虽然也出自世家大族，但思想行为由反对当时的礼法而趋于极端，表现为任诞放达，《世说新语》中记述相当多。他们注重内心而忽略外表，是所谓任真自然的表现。
西晋时的清谈之风，以王衍、乐广为领袖。王衍出自一流士族琅邪王氏，早年贵显，位极人臣。乐广女儿嫁成都王司马颖，也是国戚。他们既是大族名士，又是朝廷显要，分居要职而不营物务，一味挥麈谈玄，因而朝野翕然，清谈成风，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必要点缀。西晋名士清谈，《易》、《老》之外，更着意于《庄》。他们谈论时要求片言析理，出口成章，措辞简约，重在自然。《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述，这里不一一具引。
值得注意的是“将无同”的故事（《文学》）。王衍问阮修（一说是王戎问阮瞻），老庄与儒术是同还是异，阮修说“将无同”（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王衍大加赏识，辟阮修为掾，世称“三语掾”。这则故事透露了一个信息：清议重名教，清谈尚自然；“将无同”就是名教与自然可以巧妙地统一，阮修是祖述了何晏、王弼的说法。
东晋一代，清谈仍旧。重臣如王导、庾亮、谢安，都是士族大名士，都尚清谈。王导引用王濛，赞赏刘惔，庾亮引用殷浩，都是以清谈见赏而重用的。东晋简文帝（会稽王）司马昱几乎可以称清谈之君，他宠遇殷浩、王濛、刘惔，优待僧人支道林，器重许询、韩伯。上述诸人，在《世说新语》里记述非常之多，多半有关清谈，要举例是不胜枚举的。善于清谈还可以获得做官的捷径。如张凭举孝廉，到京师建康，拜访刘惔，不为刘惔所重，处之末座。等到众宾客清谈有不通时，张凭远从末座发言，言约旨远，受到刘惔赏识，延请上坐，还推荐给执政的抚军大将军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张凭因而得官。东晋时已有人反对清谈。陶侃、应詹、卞壸、江惇等都力攻清谈放达之弊。王羲之也对谢安说清谈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言语》）。桓温北征，眺望中原，还感慨地责备王衍等人清谈误国（《轻诋》）。但是在朝廷显贵都提倡清谈的风气下，士大夫间自然是清谈依旧。
东晋清谈在玄学理论上并无特殊建树，但那时正是佛教思想逐渐传播的时候，所以名僧加入清谈，佛义搀入玄理。支道林引佛义解释《庄子·逍遥游》，标新立异，而为当时名士所认可（《文学》）。甚至名僧讲佛经，也采取清谈辩难的方式，如于法开之与支道林（《文学》）。这都是以前所无的现象。
清谈的论题，除了“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中的哲理为经常谈资外，《世说新语》提到的还有“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等（《文学》）。“才性四本”在曹魏嘉平元年（249）到甘露二年（257），含有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因素（参阅《文学》第5则及注），到东晋及以后，已成为玄谈的哲理探讨，失去了现实的政治意义。
名士风度，或者说魏晋风度，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内容。
名士是什么样的人？很难下定义。不过，东汉末的名士和魏晋名士是有些区别的。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名士的风度。东晋王恭说过一段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王恭的话，虽然不能说就是关于名士的确切而全面的诠释，但也说出了值得我们去体会的意思。从负面说，“名士不必须奇才”，王恭自己就是“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的人（《赏誉》），但他出身士族高门——太原王氏，又联姻皇室——他是孝武帝王皇后之兄，这倒是做名士的重要条件。有这一条件，当然不必是奇才，也当然安富尊荣，生活优裕，奴仆侍奉，不必亲自操劳，所以从正面说，可以“常得无事”而优游自得了。至于饮酒而须“痛饮”，是优裕生活中应有的享受之事，还可以显示放诞旷达的气派；读《离骚》而须“熟”，则是弄一点典籍文义，作为名士必不可少的外包装，还可以借点屈原的光。
先说名士与酒的关系。远在魏晋以前，酒早就有了，但痛饮酒到“以酒为池”却成为殷纣的罪状（《史记·殷本纪》），何以到了魏晋，酒成为名士生活的重要部分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也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尽管是英雄，也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汉末饮酒之风大盛，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社会大动荡使人们的非自然死亡可能性大大增强，对生命的强烈留恋，对死亡突至的恐惧，于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刘伶著《酒德颂》（《文学》），表示对死的达观，另一面正是对死的无可奈何。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毕卓说“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都是这种思想导致的两方面的表现：沉湎于酒和放浪形骸。
再进一层说，在险峻的社会形势下，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促全性命，逼得名士们不得不以沉湎于酒为韬晦手段。所以，饮酒似乎是快乐的追求，而隐藏在后的是痛苦忧患。用喝醉酒作保护手段，既麻醉了自己，又躲开了别人，阮籍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候而得以保全，即是明显的实例。从阮籍推广到竹林名士，行为任达放荡而内心痛苦，他们的任达是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甚至对自己也不满。阮籍不许儿子阮浑也来“作达”（《任诞》），是对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而只得以饮酒狂放为高的不满。竹林名士之后，很多名士只知饮酒放达，但时异境迁，成为纵欲享乐的东晋名士了，饮酒也成为士族名士生活享受的点缀了！像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就是（《德行》）。
还有一些名士，如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均见《任诞》）。这也是名士要痛饮酒的一种理由。按照《庄子·达生》篇的说法，喝得烂醉的人从车上掉下去，即使有疾也不死，因为“其神全”。形神相亲正是神全，从而可以求得一种物我两忘的冥想幻觉，行为也可以任诞不拘，忽略形骸。喝酒喝到这个地步，他们以为得到了任真酣畅的真趣和欢乐，就自得高远之致。这时候，饮酒本身就是欢乐，倘使有人再问饮酒有什么好处，这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名士们是不作答案的。
名士中相当多的人还讲究服五石散，又名寒食散。这种药毒性很大，服的时候如果措置不当，危险性很大。但在魏晋，服五石散的风气很盛，而且都是士族高门，富贵人家。为什么要服这种药？王恭有一次服五石散后出门“行散”（服药后缓步调适宣导），到他弟弟王爽门前，说古诗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为佳句（《文学》）。原来王恭在服五石散后想到的是生死问题。联系到魏晋人诗中流露得最多的感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感情，可以透露出魏晋名士之服五石散，是为了延年益寿。五石散，据说服后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的效果（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六载皇甫谧语）。
首先提倡服散的是正始大名士何晏。他“美姿容，面至白”（《容止》），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何晏这种爱美的行为，是魏晋名士的一般风气，是以此互相矜伐的习尚。《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是专讲某人某人是如何如何的美的。至于美的标准，也并非一般的仪表堂堂之类，倒是给人一种感觉，魏晋名士要长得像美貌女子，而且最好带些病态，如卫玠，才是名士最美的仪容。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可见他服药后面色红润，精神爽朗，这正是美姿容的表现，也可以视为可能长寿的象征。服五石散为求美貌，这是魏晋名士服散的又一个原因。当然，魏晋名士也不能一刀切，其中也有不讲姿容的人，如竹林诸贤，除了嵇康之外，其余人都放浪形骸，终日酣醉的。
与服药有关的还有两种现象。一是魏晋名士穿衣崇尚宽大，爱穿木屐，这是药性猛烈而感到燥热，怕擦伤皮肤而求轻便舒适。一是药性会影响人的性格，变得急躁狂傲，不近情理。王述性急，吃鸡蛋不顺利而对鸡蛋大发其火（《忿狷》）；王忱、王恭为饮酒而竟至准备厮杀（《忿狷》）；王徽之在谢安座上当面轻蔑苻宏（《轻诋》）——这些人都是服散的。
与清谈、饮酒、服药有着内在联系的是追求飘然高逸，放浪旷达，不营物务，栖心玄远。于是崇尚隐逸。《世说新语·栖逸》篇所记甚多，散见于其他各篇的也不少。栖隐山林在物质享受上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隐居是逃避，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改变或不想去改变，自然只得隐居遁世，所以多半发生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这也是老庄哲学的一个基本点。
汉末大乱，是隐逸之风兴起的最直接的原因。三国鼎立，司马代曹，八王之乱，永嘉南渡，南北分裂，这是魏晋纷纭不安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也是使魏晋士大夫希企隐居避世、明哲保身的根本原因。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正是隐士行为的理论升华，宅心玄远，就必然要超脱世俗，注重自然，必然会希求隐逸。这是魏晋名士企求隐逸的思想上的原因。
隐逸而有玄学思想为基础，于是认为隐逸本身就是高尚的，是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人生，不再需要其他的缘由，既没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没有存身待命的期待，只剩下单纯的追求玄远，崇尚超脱。阮裕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王羲之说他“此君近不惊宠辱”（《栖逸》）。这就是合乎理想的，自然旷达的。谢安起初隐居东山，后应桓温征辟出山，就被郝隆讥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弄得谢安“甚有愧色”（《排调》）。可见以隐逸为清高的思想，是普遍存在于魏晋名士之间的。
隐居而达到“内足于怀”就是理想境界，就是说隐逸的目的即在于隐逸本身的意义。既然重在得其意，那么，只要“内足于怀”，即使身在朝市，也不失为隐逸之意。于是，就有朝隐之一说。朝隐之说，当然为生活在富贵汰侈环境中的士族名士所接受。既可以不去过那种心迹双寂的枯槁生活，又可以风神散朗，不营世务，自己感觉良好，心安理得。王徽之做桓冲的骑兵参军，连官署名称也说不准，马有多少也不知道（《简傲》）。桓冲有一次问王徽之近来对公务是否有所处理，回答是“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简傲》）。这就是不屑于物务而心神超越的名士风度。
以上从饮酒、服药、隐逸三方面说了魏晋名士风度，前面说的玄学清谈实在更是名士风度的集中表现。名士崇尚适意自然，旷达率真，所以，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坐了一夜小船，及门不入，说是“兴尽而还，何必见戴”（《任诞》）；经过吴郡，去一个士大夫家看竹子，连主人也不问（《简傲》）——这也是一种率意而行的名士风度。谢安在与人下棋时接到淝水之战的捷报，“黯然无言”，直到客人问起，才说“小儿辈大破贼”（《雅量》）；桓温请谢安、王坦之赴宴，埋伏甲士，而谢安神色不变，还“作洛生咏”（《雅量》）——喜怒不形于色，从容镇定而神情旷远，这是高层次的名士风度。
名士风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汉末名士重操守，讲气节；魏晋名士尚玄远，崇旷达。同是魏晋名士，正始名士如何晏、王弼、夏侯玄，与竹林名士如嵇康、向秀也有所不同。所可注意者，魏晋名士风度，正是士族把持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士族达到了权势顶峰的产物，所以能“常得无事”，不问物务，结果是走向衰颓，流风所及，到了南朝，士族名士几乎没有什么治国经世之才了！
《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这里的“小说”，与今天文学上讲的小说不同。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世说新语》记的是真人真事，不过只是遗闻轶事，言谈风尚；但是所记各事，可补史阙。唐修《晋书》就采用了许多《世说新语》的资料。尽管唐代刘知几《史通》讥评这一点，但笔者以为唐修《晋书》在二十四史中，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后富于文采，读来有味的一部，恐怕正是采掇了小说家言的缘故。不过，作为小说，注重在传说或事件本身的奇异或有趣，而作为史书却重在事件中的人物，这是小说和史传的主要区别。那时候的小说，可以说是依附于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魏晋小说盛极一时，《世说新语》是最好的一部，正是它的记述，给我们以很有用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从文学艺术方面来看《世说新语》，它的成就也很突出。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确为至论。对这方面，各种文学史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这里不必多说。只要看《俭啬》篇记王戎，只写了四件小事：从子结婚，他只送了一件单衣，后来又要了回去；既富且贵了，还每天和夫人在蜡烛下摆出筹码，算计家财；家有良种李子，卖出时要把李子的核钻破，为的是怕买去的人得了良种；女儿嫁裴
，向他借了点钱，他总不高兴，女儿急忙还债，他才释然。这四则故事，总共只有九十一个字，就像四幅漫画，通过细节把王戎的贪鄙性格写得栩栩如生。再如刘伶酗酒，妻子担心，流泪劝他戒酒。他先是一本正经地说要在鬼神前起誓戒酒，要妻子准备祭鬼神的酒肉；然后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把酒肉归己，醺然大醉（《任诞》）。文笔简练，写了一个场面，却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后不免发笑。
《世说新语》的语言含蓄隽永，简约玄淡，给人以无穷韵味。有不少成为后来习用的成语、熟语的来源。
《世说新语》中还保存了很多魏晋当世词语，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元明清三朝研究《世说新语》词语的学者很多，清代郝懿行的《晋宋书故》和《证俗文》两部书中考释六朝俗语词，书中不少条目与《世说新语》有关。
《世说新语》的书名，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世说新语》的版刻流传和卷次分合也相当复杂。近人朱一玄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一文（载《南开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考订详明，足资参考，这里就不多说了。
《世说新语》的作者，历来著录都题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出：“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一推断很有道理。《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刘义兴传》载：“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据此推测，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当是参与《世说新语》编纂工作的人。不过，说《世说新语》是在刘义庆主持之下，或者说在他思想指导之下编成的，那也是可以的。
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父亲刘道怜是宋武帝刘裕之弟，封长沙王。刘裕幼弟道规无子，以义庆为嗣。刘道规在东晋时历任荆州刺史。刘宋建国，追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袭封。刘义庆一生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元嘉六年（429）为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元嘉九年（432）为荆州刺史，在任八年；元嘉十六年（439）为江州刺史，在任一年；后为南充州刺史，直到病故。
刘义庆为什么要编写《世说新语》这样一部书呢？近人周一良据《刘义庆传》中一段记载，“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在《〈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中指出“世路艰难”是指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诸王怀疑猜忌而加以屠杀，“不复跨马”是表示没有政治野心；刘义庆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成《世说新语》这部清谈之书。《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故事和议论，有些在故事发生的当时是颇具政治意义的，但到刘义庆的生活时代，政治社会背景已相去悬远，不相涉及了，而这正是刘义庆著述的宗旨所在。周文的论断，对研究《世说新语》成书之由，颇可参考。
为《世说新语》作注是刘峻。
刘峻（458—521或522），南朝梁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人，字孝标，本名法武，以字行。他八岁时在青州被北魏虏去为奴，迁至平城为平齐民。寄居在人家庑下，烧麻炬夜读。南朝齐永明中奔回江南，博极群书。南朝梁天监初召入西省典校秘阁。安成王萧秀引为户曹参军。他讲学东阳紫岩山，从学者极多。他注过《汉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编纂《类苑》（见《梁书》及《南史》本传）。最著名的是他为《世说新语》作注。他的注有如下特点：引事以补正文之不足，引类似之事以补充正文，注文与正文相映成趣，辨证正文的真伪错讹。刘孝标注（以下简称“刘注”）中引书达四百余种，如今已亡佚十之八九，依赖刘注才有流传。故历来对刘注评价很高。
目前流传的《世说新语》版本主要有：
1．明嘉靖间袁褧嘉趣堂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据以影印；
2．清光绪间王先谦思贤讲舍校订本，王本是据清道光间周氏纷欣阁本校订重刻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据以影印，后附日本影印宋本《世说新语》中宋人汪藻的《叙录》和罗振玉影印《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
3．日本影印宋绍兴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中华书局于1962年影印（以下简称“影宋本”）。
我们这本《世说新语译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思贤讲舍本为底本，校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趣堂本和日本影宋本。凡据影宋本校改的字都在注释中注出，其他不出校。只有少数音义相同的较僻的异体字改成现在通行字。
原书分三十六篇（或称三十六门），一仍其旧。不过不再分卷。篇中各则故事的序数是原书所没有的，为便于查检而加上，如“《德行》1”即《德行》篇的第1则，余类推。各篇中的序数自成起讫。全书共计1 130则。
注释的内容包括：1．词语；2．有关人物的介绍；3．有关史事的简要叙述；4．对正文有不同说法的介绍；5．少数改字或异文的交代。
丰富的刘注，绝大部分已吸收进注释文字，一般不标明“刘注”。例如人物介绍，依据刘注，参酌史书和后来著述，加进了可以考定的生卒年，加注了有关地名的今地名，就不便再标刘注。刘注中有驳正正文的，有指明另一种说法的，则标明“刘注”而加以转述，有的文辞并不艰深的，就直引刘注原文。
在注释中，间或有阐发文义的按语，用“按”字标出，也作为注释的组成部分。
注释时，参考了前辈学人的著作，于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得益尤多。因为只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便于阅读的本子，未一一注明。
今译部分，基本上是直译，供读者参考。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本有差异，有些词语难以对译，加上笔者学力不足，只能力求达意，至于传神，则不敢妄说。例如《轻诋》篇第20则，连读通都不敢说，译文也只能姑且如此，敬恳高明指教。
张
之
1996年3月，于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