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心雕龙》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学、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著者刘勰（约465—约521），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其祖先避难南奔，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接近南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系当时一个重要城市，文化也比较发达。刘勰祖、父两代仕宦均不通显。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履历不详。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小官。刘勰早年失父，家贫不娶妻，但奋发好学。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刘勰约二十岁时，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帮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步入仕途。初为奉朝请，其后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官位都不高。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爱重。萧统编纂的《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心雕龙》相通，当是受到刘勰文学观的影响。后来梁武帝命刘勰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完成后，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遂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其后不久便去世了。刘勰的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考证推论，约生于公元465年，卒于公元520、521年间，比较可信。关于其卒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文心雕龙》一书，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信。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今尚存《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文，都是宣扬佛教的。刘勰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只是由于著作的性质与内容不同，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文心雕龙》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的。《序志》篇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这是儒家“三不朽”传统思想的表现。他自称是孔子信徒，原拟注释儒经，但因过去马融、郑玄等大儒这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很深入，后起者难以成家，故转而评论文章。他认为文章渊源于儒家经典，对政治发生重大作用，文章应积极为政治、军事服务，这些都是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方面。《文心雕龙》前三篇，充分论述了作文必须宗法“五经”，以儒家圣人之道为准绳的道理。其宗经思想，还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应当积极入世，服务于政治，因此不可能用佛家思想来指导。综观《文心雕龙》全书的思想实质，绝少佛家的影响，仅在个别场合，使用了佛书中的术语（如《论说》篇中偶用“般若”一词）。至于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则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

魏晋南朝，道家老庄之学流行，且与儒学结合，形成玄学。《周易》、《老子》、《庄子》是玄学的三部经典，号称“三玄”。这时经学也受玄学影响，士人诵习《周易》，即采用玄学大师王弼的注本。刘勰思想也接受不少老庄和玄学的成分，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文心》全书称引《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言论颇多。他论文强调“自然”与“自然之道”，强调语言应简约精要，都显出老庄与玄学的影响。他虽然不满玄言诗，但赞美夏侯玄、王弼、何晏的某些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赞美王弼的《周易注》“要约明畅”，说明他对玄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还是肯定颇多的。当然，《文心》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儒家思想，老庄与玄学处于从属地位。

东晋南北朝时代，儒、道、佛三家之学同时流行。当时上起帝王，下至一般士人，往往同时接受两家以至三家之学。在政治活动领域，儒家仍占统治地位；而在其他领域，则释道两家的影响颇广泛，情况比较复杂。在一般情况下，三家之学可以互相容忍，并行不悖。刘勰一方面是企图积极用世的孔子信徒，同时又是卓有建树的佛典整理大家；一方面撰写以儒学为指导的《文心雕龙》，同时又写作了《灭惑论》等文章弘扬佛理。这种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就容易获得理解。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阐述道家、道教之学，外篇阐述儒学，全书判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著作可以兼容两家之说，何况一个人的不同著作呢？

下面简述《文心雕龙》的性质、主要内容和价值。

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序志》又解释“雕龙”两字的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原来在战国时代，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驺奭又发挥其学说，当时有“谈天衍、雕龙奭”之称。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有如“雕镂龙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注）。“岂取驺奭”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这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奭”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

《文心》全书共五十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序志》称为“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正纬》、《辨骚》是另一组。《原道》等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三位一体。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刘勰认为“五经”文风最为雅正，作文宗法“五经”，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思想艺术都完美。《正纬》、《辨骚》两篇，指出纬书、楚辞两类作品，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特别是楚辞），写作时也应当吸取。《辨骚》最后指出，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可以说是对《原道》以下五篇的小结，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汉魏以来，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所以刘勰用倚靠《诗经》、驾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扩大一点说，这个总原则应是：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每篇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明诗》篇说：“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与作家作品，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纲领之要”，也就是说，“原始表末”、“选文定篇”两项内容，最终是为“敷理举统”服务的。由于时代的变化，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我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少数（如诗歌、论说文）即使写，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所以“敷理举统”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泛论写作方法。第二部分分论各体文章，指明写作时应注意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第三部分打通各体文章，泛论写作方法，两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目的都是阐明写作之道。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常把第二部分称为文体论，第三部分称为创作论，这种提法不大确切，因为全书中心是指导创作，单把第三部分叫做创作论是不妥帖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很丰富，论述面颇广，但着重论述的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通篇的体制风格，《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篇属之；二是论用字造句和修辞方法，自《声律》至《指瑕》九篇属之。此外，还论述了构思、结构安排等问题。

自《时序》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在全书属于杂论性质。其中《时序》、《物色》两篇论文学同时代、自然景物的关系，《才略》、《程器》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这五篇除《物色》直接谈到写作方法外，其余四篇均未谈到。在前面三部分分别研讨了写作总原则、写作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写作方法泛论外，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谈写作，但从创作修养看也颇重要，因而写下了这些篇章。

上面曾说，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楚辞等的奇辞异采，是刘勰提出的指导创作的总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但不要艳丽过度，用刘勰的话说，是要写得雅丽，不要淫丽。魏晋以来，骈体文学日益发达，产生了骈赋、骈文，诗歌也多用骈偶句，崇尚辞藻、对偶、声调等语言之美。刘勰认为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文风，走向极端，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刘勰是拥护骈体文学的，从《文心雕龙》书中《声律》、《丽辞》、《事类》等篇看，他对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他认为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诗歌、辞赋、骈文等）存在着很大缺点，文辞过于浮靡华艳，同时内容不真实，缺乏美刺讽谕的良好作用。这是发展了楚辞、汉赋（特别是汉赋）的弊病而形成的。为了扭转这种文风，他大力提倡宗经，企图通过学习“五经”比较朴实的风格，使当时过于浮靡的文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达到“倚雅颂，驭楚篇”，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通变》篇指出，楚汉文风“侈而艳”，魏晋文风“浅而绮”，刘宋初年文风“讹而新”，总的趋势是片面追求绮艳新奇，务华少实。他接着认为要矫正这种弊病必须取法“五经”：“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他所谓质、雅，指学习经书朴实雅正的文风；所谓文、俗，指当时为大多数文人所追求、时俗所爱好的片面重视文采的文风。他要求两者互相调剂，做到质文并重，也就是奇正相参，华实并重。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奇怪，《文心雕龙》中心既是谈写作，它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怎会又是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呢？原来，刘勰写此书时，视野开阔，不是就写作谈写作，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同时，书中谈写作，涉及到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往往展开论述，在总结过去文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内容不但见解精辟，并且比重也相当大，这就使此书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巨著。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价值，现代一般论著介绍较详，这里无须多作论证。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辨骚》篇，其主旨如上文所述，在指明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但篇中对楚辞的思想艺术成就，《离骚》、《九歌》等篇的不同风格特色，楚辞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作了具体深入的评述，比汉代的楚辞评论有所发展，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就很有价值。又如《明诗》篇，主旨虽在末段“敷理以举统”部分，但前面评述历代诗歌，特别对汉、魏、晋、宋几个阶段的不同诗风，作出了中肯精辟的分析，无异是一篇出色的诗歌小史。又如《体性》篇讨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主旨在强调作者应当注意学习雅正的作品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文风，但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体，介绍其不同特色，并指出它们为作者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两种因素所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曹丕《典论·论文》有较大发展，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又如《情采》篇，他总结了长期来的两种创作倾向：一是为情造文，以《诗经》为代表；一是为文造情，以后代辞赋为代表。它在讨论作家情思与作品的关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也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此外，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上，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文心雕龙》研究者已多有论列，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总之，《文心雕龙》原来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作法，但由于它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著。

我们这次注译《文心雕龙》全书，原文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衍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作了校改，为节省篇幅，不出校记。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各篇的内容和意义，在每篇之前都有一段题解，题解力求简明扼要，不作深入阐释和发挥。原文分段注释和翻译，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劳。注释力求简洁，引用古籍一般直接用原文，并注明出处，如所引原文过长，又难以删节，或文字较难懂，适当采用串讲的方式，或稍加解释，有时则在难懂的字词后面加括号注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繁琐，使读者更快更方便地理解《文心雕龙》原著本身。对于某些难字、僻字，注释中也都作了注音。注释之后是译文，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采用意译。全书用简体字，仅个别地方保留繁体字。

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专著、译注和论文数量不少，成果颇丰，我们的注译工作是在许多学者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参考和采用了不少专著、译注和论文的有关内容，由于篇幅的关系，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并深表谢意。

书中题解部分由王运熙执笔，注译部分由周锋执笔。不当和谬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王运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