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孔”当然是“至圣先师”孔子，被称为“亚圣”的“孟”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约前372—前289年）。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因此，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小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孟母三迁”的故事从汉代的《列女传》开始，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三字经》，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孟子长大后，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就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学业成就后，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一面设帐授徒，一面历游各国，向诸侯国君游说。他曾先后到过齐、宋、滕、魏、鲁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据《史记》记载，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写成了《孟子》一书。但后人一般认为，今天所见的《孟子》并非出于孟子自作，它和《论语》一样，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不过与《论语》稍有不同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

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本《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四篇为“外篇”。东汉时为《孟子》作注的赵岐认为，这四篇的文辞、风格与“内篇”有很大的差异，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认为，外篇的题目“都是有独立意义的，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

《孟子》一书，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不属于儒家经典之列。东汉学者王充甚至还有《刺孟》之作，对《孟子》大加挞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抬高，孔、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唐代就曾有过多次要求提高《孟子》一书地位的请求，如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但唐末所刻的“开成石经”中仍没有将《孟子》列入。到了宋代，统治者正式将《孟子》升格为“经”。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并出现了“十三经”的提法。

《孟子》与《论语》一样，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所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则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逻辑性强，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荀子、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而《孟子》的文体仍然依仿《论语》，后人认为《孟子》一书的编纂沿袭了《论语》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它与孟子自诩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他虽然没有直说，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排比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时，把孟子列在第九十二名，并指出：“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在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中，在占人口为世界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孟子》被列入儒家经典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它又有过不受重视的“前科”，因此，有关它的研究著作不及《论语》那么多，但由于它后来被列入《四书》，所以，疏释它的著述仍多于其他的儒家经典。现在我们研读《孟子》值得参考的专著有以下几种：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据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的自述，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较少附会，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的帮助不小，而且，他的注中还保留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例如，他所见到的《尚书》还不是后来真假杂糅的本子，所以，他对《孟子》引《书》的注释，对后人研究《尚书》就很有价值。清代的阮元说他的注“以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诂训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梁启超许为汉代经师“最可宝贵之著作”，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他的注一直流传不绝，朱熹的《集注》亦对它采获颇多，这些绝不是偶然的。

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这是宋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新儒家（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宋代尊《孟子》为“经”之后，出现了一批疏释《孟子》的著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旧题为北宋孙奭据赵注所作的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就采用了这个注释本。这部著作其实并不出于孙奭之手，前人已基本有所论定（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尤其成问题的是，其说解亦不很高明，朱熹就曾说该疏“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缠绕赵岐之说”；《四库提要》也说它“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相比之下，朱熹的说解就显得较为精当，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曾评论说：“朱熹之于《四书》，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

清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是清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如上所述，《孟子》一书向乏较好的疏，朱熹《集注》虽善，但其中杂有许多新儒学的见解，对于真正确切理解《孟子》仍嫌不足。因此，新疏之需要，除《尚书》外，就数其最为迫切了。焦循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以其才能是足够为《孟子》作疏的，但他的大半精力萃于易学，等到他着手为《孟子》作疏时已经垂老，书方成便故去了。焦循说，为《孟子》作疏有十难，经前人的努力，其难已减去七八。这既是实话，也是他的自谦。焦循此书亦以赵岐注为基础，广搜清代学者考订注释《孟子》的成果凡六十余家，再加上焦循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焦循是书虽以训释名物为主，然对书中的义理也解得极为简扼允当。梁启超后来评价说，焦循“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远不朽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外，清代学者崔述的《孟子事实考》、近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对孟子及其弟子的事实论考颇详，补充了孟子事迹不详的阙略，是了解孟子其人及其学派的必读材料。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有两部与《孟子》有关的重要著作，那就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康有为的《孟子微》。这两部书形式上是疏释《孟子》，但都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思想很有价值，而与《孟子》本身的关联倒并不很大。

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赵岐、朱熹、焦循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每章经文除译、注外，还设有“段意”对该章的要点略作提示，其说法基本折衷前人的成说。本书的译文和段意部分曾收入笔者所译述的《白话四书》，此次撰为译注，基本依照原貌，个别地方吸收读者的意见作了修改。笔者水平有限，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金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