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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孔”当然是“至圣先师”孔子,被称为“亚圣”的“孟”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约前372—前289年)。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因此,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小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孟母三迁”的故事从汉代的《列女传》开始,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三字经》,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孟子长大后,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就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学业成就后,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一面设帐授徒,一面历游各国,向诸侯国君游说。他曾先后到过齐、宋、滕、魏、鲁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据《史记》记载,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写成了《孟子》一书。但后人一般认为,今天所见的《孟子》并非出于孟子自作,它和《论语》一样,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不过与《论语》稍有不同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

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本《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四篇为“外篇”。东汉时为《孟子》作注的赵岐认为,这四篇的文辞、风格与“内篇”有很大的差异,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认为,外篇的题目“都是有独立意义的,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

《孟子》一书,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不属于儒家经典之列。东汉学者王充甚至还有《刺孟》之作,对《孟子》大加挞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抬高,孔、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唐代就曾有过多次要求提高《孟子》一书地位的请求,如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但唐末所刻的“开成石经”中仍没有将《孟子》列入。到了宋代,统治者正式将《孟子》升格为“经”。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并出现了“十三经”的提法。

《孟子》与《论语》一样,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所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则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逻辑性强,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荀子、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而《孟子》的文体仍然依仿《论语》,后人认为《孟子》一书的编纂沿袭了《论语》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它与孟子自诩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他虽然没有直说,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排比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时,把孟子列在第九十二名,并指出:“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在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中,在占人口为世界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孟子》被列入儒家经典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它又有过不受重视的“前科”,因此,有关它的研究著作不及《论语》那么多,但由于它后来被列入《四书》,所以,疏释它的著述仍多于其他的儒家经典。现在我们研读《孟子》值得参考的专著有以下几种: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据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的自述,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较少附会,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的帮助不小,而且,他的注中还保留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例如,他所见到的《尚书》还不是后来真假杂糅的本子,所以,他对《孟子》引《书》的注释,对后人研究《尚书》就很有价值。清代的阮元说他的注“以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诂训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梁启超许为汉代经师“最可宝贵之著作”,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他的注一直流传不绝,朱熹的《集注》亦对它采获颇多,这些绝不是偶然的。

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这是宋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新儒家(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宋代尊《孟子》为“经”之后,出现了一批疏释《孟子》的著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旧题为北宋孙奭据赵注所作的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就采用了这个注释本。这部著作其实并不出于孙奭之手,前人已基本有所论定(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尤其成问题的是,其说解亦不很高明,朱熹就曾说该疏“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缠绕赵岐之说”;《四库提要》也说它“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相比之下,朱熹的说解就显得较为精当,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曾评论说:“朱熹之于《四书》,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

清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是清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如上所述,《孟子》一书向乏较好的疏,朱熹《集注》虽善,但其中杂有许多新儒学的见解,对于真正确切理解《孟子》仍嫌不足。因此,新疏之需要,除《尚书》外,就数其最为迫切了。焦循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以其才能是足够为《孟子》作疏的,但他的大半精力萃于易学,等到他着手为《孟子》作疏时已经垂老,书方成便故去了。焦循说,为《孟子》作疏有十难,经前人的努力,其难已减去七八。这既是实话,也是他的自谦。焦循此书亦以赵岐注为基础,广搜清代学者考订注释《孟子》的成果凡六十余家,再加上焦循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焦循是书虽以训释名物为主,然对书中的义理也解得极为简扼允当。梁启超后来评价说,焦循“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远不朽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外,清代学者崔述的《孟子事实考》、近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对孟子及其弟子的事实论考颇详,补充了孟子事迹不详的阙略,是了解孟子其人及其学派的必读材料。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有两部与《孟子》有关的重要著作,那就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康有为的《孟子微》。这两部书形式上是疏释《孟子》,但都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思想很有价值,而与《孟子》本身的关联倒并不很大。

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赵岐、朱熹、焦循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每章经文除译、注外,还设有“段意”对该章的要点略作提示,其说法基本折衷前人的成说。本书的译文和段意部分曾收入笔者所译述的《白话四书》,此次撰为译注,基本依照原貌,个别地方吸收读者的意见作了修改。笔者水平有限,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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