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凡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孔子。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收徒讲学，奔走于列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整整奋斗了一辈子。他在世时许多人对他的行为不很理解，有人甚至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孔门擅言语的高材生子贡曾对人说：“仲尼先生是诋毁不了的。其他人中的贤者是丘陵，还能逾越；仲尼先生的为人是日月，是不可能逾越的。”他还说：“夫子的不可企及，犹如上天不能沿着台阶爬上去一样。夫子如果获得了国家、封邑，真所谓要使人们自立就自立，引导他们就前进，安抚他们就来归附，鼓动他们就应和。他在世时誉满天下，去世后备受哀悼，怎么能及得上呢？”如果说“仲尼不可毁”出自子贡之口还带有感情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二千年后的我们来说，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孔子之所以“不可毁”，并非指他的学说毫无缺点，而是说像这样一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或废弃的。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有位名叫迈克尔·H·哈特的学者，选择了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位名人排列名次，孔子被排在第五位，仅次于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等人。他说：

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孔子为什么对中国有着巨大的魔力。第一，人们都无容置疑地认为他为人真诚，个性完美。第二，他不偏不倚，讲求实际，他不要人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而要求他们诚实，从不苛求他们白璧无瑕。从这些方面来看，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讲求实际的气质，也许这就是他的思想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孔子不要求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而是用清晰生动的语言一再重申他们基本的传统理想。也许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像孔子的那样与其国民的基本观点相连得这样密切了。

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用当今西方标准来衡量这似乎未免有点迂腐和乏味。然而作为政治哲学，实践证明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根据这种哲学，为保持国内和平和繁荣所起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佳的地区。深深根基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孔子的理想，对东亚以外的地区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但他的理想对朝鲜和日本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两个国家都深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

孔子毕生教学，并没有留下有系统的著作。相传儒家经典中的《易》、《书》、《诗》、《礼》、《春秋》都是经他亲手整理的古代文化典籍，曾用来作为教授学生的课本，据后人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我们今天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可信的最基本文献只有《论语》。《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行事的著作。这部传统儒学的经典著作，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伦理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人把它比作西方社会中的《圣经》，是非常恰当的。虽然有些学者指出，今本《论语》的某些篇章可能出于后人杜撰，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可疑之处“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中的不同传说而已。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西汉还有一部与《论语》性质相近的《孔子家语》，可惜已散佚，现今存世的《家语》出于后人伪托，不可尽信。

关于《论语》一书的名称，《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语”是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周礼》郑玄注云：“答述曰语。”《礼记》注又云：“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意思就是应答而陈述己见的叫做“语”，或对人谈论的叫做“语”，是区别于无一定对象直陈己说的“言”而言的。例如，《国语》就是分国记载春秋时代士大夫问答应对言论的著作，《国语》还征引过上古时代一部名为《训语》的书（《国语·郑语》），西汉时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的著作名《乐元语》等。西汉初年陆贾论述秦亡汉兴的著作称《新语》，所谓“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由此，先秦古籍中征引的“语曰”（如《荀子·正论》：“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可能就出于这类“语书”。今人一般将此类“语曰”理解为俗语，其实，口头俗语当时一般称为“谚曰”、“人有言曰”而不称“语曰”。据记载，古代有专门记言的史官，“语书”多半是他们根据记录汇编而成的。这样一来，“论语”的“语”既是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又是一种著作的体裁。由于汉代的《论语》抄写于六尺长的竹简上，这种长度的竹简一般用来抄写儒生对“经”的说解之作，所以在两汉时，《论语》还有“记”、“传”的别名。

对于《论语》的汇编者，前人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今本《论语》非写定于一时，大约经过了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论语译注·导言》）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西汉初年有三种不同的《论语》本子：鲁人所传的《论语》为二十七篇、齐人所传的《论语》为二十二篇、出于孔壁的古文《论语》为二十一篇，三家传本除文字略有异同外，内容大同小异。西汉末年，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以“鲁论”为依据，参考“齐论”，“择善而从”，编为定本，号为“张侯论”。由于张禹的地位尊贵，所以他的本子被“立于学官”，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东汉末年，郑玄“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叙录》）。今本《论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很早就成为学派内部传述、研究的重点，到了西汉中期，儒家思想被确定为统治思想，对它的研究就更为兴盛了。到近代为止，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的不完全统计，有关的文献竟达三千种之多。其中最为著名，而且现在仍能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东汉郑玄的《论语注》。郑玄是当时的经学大家，他的《论语注》在《论语》研究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原书虽然早已亡佚，但20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和其他古墓中陆续出土了该书的手抄本残卷，经拼缀复原，已大致能窥见它的全貌了。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论语》注本，其价值自不待言。

三国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何晏是当时的玄学大家，他的《论语集解》汇集了东汉以前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其中征引的文献十之八九现在已不存了。清以前，一般看不到单行的何晏《集解》，大约在清光绪年间从日本传来了他们在正平时（相当于中国的元代）所刻的《集解》，曾一度引起学术界的注目。何晏之后，有萧梁时代的皇侃为《集解》作疏，是宋以前最流行的《论语》注疏本。到了宋代，又有邢昺为之作疏，邢疏基本在皇疏的基础上成书，但又有新的发明，遂取代了皇疏的地位，成为“十三经”的标准注疏本。《四库提要》对此评价说：“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

唐初陆德明的《论语音义》。该书是他所作《经典释文》的一部分，虽然不是系统注释《论语》的著作，但其中保存了丰富的旧注和异文，是研究《论语》必不可少的参考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陆德明在《释文》的“序录”中，详细地叙述了儒家经典的传述源流和注释者概况，由此可以了解经学在唐以前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近人吴承仕对这一部分有详细的《疏证》，可以参看。

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这部著作是宋代理学的代表性经典，朱熹通过对《论语》的注释，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因注释中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朱熹为《论语》所作的注，虽然篇幅不大，但花费了他几乎大半生的精力心血。据他自己说，他从三十岁开始就对《论语》、《孟子》的注释下功夫推敲，直到近七十岁时还“改犹未了”，前后经“四十余年理会”（《语类》卷一九），甚至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在修改，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文集》卷九五《答余正叔》）。正如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所指出：朱熹对《论语》在内的“四书”所作的注释，“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第四章）。

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是清代学者为儒家经典所作新疏的代表作之一。其书大抵兼采汉、宋人的旧说，但征引繁富，去取大体得当。据说他为编著此书所做的资料长编有数十巨册之多。在最后成稿时，因病辍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续成，所以，这部书其实是他们父子二人的著作。刘恭冕在为全书所写的凡例中说：“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由此可见其著作态度的审慎。

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何晏、朱熹、刘宝楠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每章经文除译、注外，还设有【段意】对该章的要点略作提示，其说法基本取自前人，但也时有笔者自己的新解。本书的【译文】与【段意】部分，曾发表于笔者所译解的《白话四书》，此次收入本书，又吸取读者意见作了若干修订。笔者的水平有限，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金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