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因为驿使的到来而苏醒，福瑟林格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迫不及待地燃起篝火，不多时，钟声欢奏，枪炮齐鸣，每条街都张灯结彩。难耐的愁云一扫而空，恐怖的日子一去不返。玛丽·斯图亚特长期以来成了每个伦敦人心头的阴影，伊丽莎白登基后，英格兰的一举一动无不笼罩在玛丽的威胁之下。过去一年中，公众要求处死玛丽的吁请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只要玛丽活着便天无宁日。

首先，伊丽莎白上次庆祝寿辰时已经五秩晋三。就算女王身边最合适的人选中还有追求者——自打安茹公爵 之后，就再也没有追求者上门——女王将会绝嗣也已是无人否认的事实。她会是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而其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则年轻十岁，春秋鼎盛。关于这个问题，臣子们没能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在不停掂量王位易主的可能性。只要玛丽活着，她继承表姐王冠的可能就始终存在。甚至连女王议会里最激烈反对玛丽的敌人——莱斯特 、伯利 、哈顿、沃尔辛厄姆，也曾尝试在玛丽那里留条退路，万一苏格兰女王比自己的女主人享寿更久呢？当最坦率的新教政治领袖也认为，确保让玛丽相信自己将会投诚才是万全之策时，次一级的人物也都努力做好两手准备便是很自然的了。心怀不满的北方领主和乡绅也寄希望于玛丽的胜利，以便复兴旧教，拨乱反正。自从伊丽莎白践祚，天主教一派始终在暗中筹划反攻，封建特权和地方保守主义的余烬乃是其依靠的基石，西班牙的密谋者和派遣神父则时不时地煽动火苗。政府对北方起义的血腥镇压抑制了火势，但没能将之彻底扑灭；在希望的诱惑下，火苗仍在秘密喘息，因为王储事实上仍是一位天主教徒。只要玛丽尚在，天主教势力就会作为强大的政治派别一直存在，绝不会死去。

一些伦敦人曾在玛丽女王 重振天主教时高高兴兴地去望弥撒，在路过施行火刑的史密斯菲尔德 时强忍住恶臭引发的不适；一些伦敦人有可能会藏起表面的勉强，重拾旧教，只因为这是保全生意和家人的最好办法；不少自耕农和乡绅尽管在新的信仰下生活幸福美满，却仍对旧时光心存留恋。就算对于这些人来说，这股持续存在的天主教势力也是一种可怕的威胁。苏格兰的过往已经证明，一个新教国家无法接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即使教会的任命在苏格兰并不像在英格兰这样直接服从王命。 同样，在英格兰，尽管一代人以前，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 确实曾把教会带回到罗马的道路上，但经过伊丽莎白长达 29 年的治理，无论是王国的边陲、中心腹地、南部和东部各郡、繁荣的各个沿海港口，还是伦敦这座大城本身，都已心向新教。有太多的爵爷、乡绅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押注在新教上，有太多的商贾，他们如今的生存之道在旧式的教会政府支配下必然会遭受阻挠；有太多的自耕农、工匠已经习惯了前往刷成白墙的新教教堂聆听布道，那里的讲道者衣领下佩戴着日内瓦 式的白色双饰带。整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滋养他们的是英语《圣经》、克兰默的《公祷书》和福克斯的《殉道史》；整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心中怀着对天主教徒、西班牙人和外国干涉的恐惧与忿恨。设若玛丽·斯图亚特登基，考虑到她的身世及其周边人士的性格，她一定会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会，那时必然发生的将不是怀亚特领导的短暂骚乱 ，而是举国沸腾、你死我亡的宗教战争。

没有必要向伦敦人饶舌内战的景象。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始终在被一场梦魇困扰，担心都铎世系的覆灭会再次把王位交到冲突各派的角力场中，担心曾引发混乱无序时代的所谓的玫瑰战争 会又一次上演。由于大众的忧虑，在书市和舞台上，有关玫瑰战争的编年史体裁的散文和诗歌脍炙人口，但若回顾约克和兰开斯特的长期冲突，那些为争夺王位而挑起的最严重的争斗，与宗教问题导致的骇人内战相比，也不过只是稀松平常的武装暴乱罢了。曾经发生在哈勒姆和安特卫普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从许多商人、流亡者那里，伦敦人还知晓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在这二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曾被圣巴托罗缪之夜 的故事吓坏了的孩子如今已长成须眉男儿，但对于宗教战争的恐惧却并不专属于孩子。巴黎的水渠中满溢的鲜血、卢瓦尔河上漂浮的死尸、诺曼底的滚滚狼烟和荒无人迹，这些绝非无稽之谈。街上有靠哭诉从好心肠的市民那里赚几个便士的乞丐，如果说他们中间某些人一生中距离宗教裁判所 的牢房从未比伊普斯维奇的监狱 更近，那些假肢和伤疤也并不会透漏这个简单的事实。所以当牧师们提醒教区居民，一处人民推翻合法的统治者、彼此刀兵相向的土地是被诅咒之地时，人们会紧咬双唇，坚定地点头，而当他们低头为仁慈的女王伊丽莎白的圣安祈祷时，他们的声音里有着罔顾一切的真诚。

16 世纪饱尝分裂之苦，因此对统一与和平的渴望也至为强烈，国王则成了人们唯一寄予厚望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因此，按照多数讲道者的教导，即使是最邪恶的君主，他的性命也是神圣的，无论君主品质如何，效忠乃是人们的天职。人们把曾献给普世教会的无限忠诚逐渐转移至世俗君主身上，这为日后的下一步转移做好了铺垫，届时取代后者的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国家。总之，当时的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君主的神圣性这种亵渎上帝的信条已经隐隐浮现。16 世纪，确乎是属于君主们的。

不过，在英格兰，纯粹因为如下这个被投注了个人情感的等式，君权神授的普遍信条此时尚未突显。英国人一致赞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在列王之中如同鸟中凤凰，她独一无二，超越了衡量君主的一般标准。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比正确。伊丽莎白·都铎与英国人之间长达 45 年之久的君民互爱，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现而今，很难断定这份感情是如何开始的，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成分，它在那些年中升腾为熊熊烈焰，从中流露出了某种炽热的真诚，这一点却是无须怀疑的。当年的某些修辞或许矫揉造作，却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背后的真实。

毫无疑问，我们在君民双方那里均能发觉某些虚饰、算计和私心，这些在所有风流韵事中可能从来都不会缺席。如果伊丽莎白·都铎想要彻底统治英格兰——她身上有着都铎王朝君主掌管权柄的决心——就必须赢得人民的爱戴，因为除此之外，她再无依靠。她登上的是已然摇摇欲坠的王位，国库空虚，货币贬值，人民穷困、消沉、彼此敌对。王国刚丢掉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也是荣耀的金雀花王朝的仅存遗产——加莱，因而难以掩饰其败给法国人的事实。过去多年中曾导致比邻的法国落入无政府状态的分裂和绝望，正在英格兰显现出更严重的征候。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玫瑰战争时期，也不曾遭遇如此严峻的外侮和内患。英格兰在欧洲形单影只，身边只有环伺良机、虎视眈眈的列强，他们之所以按兵不动，只是碍于彼此间的猜疑。比起之前诸王，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资格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何况她还要自我作古，成为首位独掌权柄的不婚女王。她既要抵御外敌，还要统驭贪婪、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以暴烈、难以驯服著称于欧洲的英国人民。她所拥有的，只是孤立无援的妇人之智。

在那个年代，成功的君主们正在纷纷转型为高效而集权的专制者，连最孱弱的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国王，在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亦能够将三级会议玩弄于股掌间，而伊丽莎白却要穷尽毕生之力，在宪政的镣铐下实行统治。要知道，倘使大陆的政治理论家们知晓宪法的具体条款，一定会斥之为荒诞而不合时宜的封建遗毒。终其一生，她的统治都饱受质疑、处处掣肘，她能获得的正当税赋极为有限，还不及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从单单一个米兰公国榨取的油脂可观。除了一些仪礼性质的卫队，她没有任何常备军，除了实际上划归独立的地方治安法官领导的差役，她的麾下没有任何治安力量，在处境最为危险的那些年，出于保护女王的考虑，她的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才建立了只存在于某些充满敬畏的史家笔下的“一张无所不在的间谍网”。这个令后世印象深刻的英格兰反间谍系统寒碜到只能依靠报酬极低的多才异能之士代行调查，为其提供帮助的是些仅有临时身份的线人，统领该项事务的则是一位负责沃尔辛厄姆日常书信回复的兼职办事员。除了领导有方和自愿工作的热忱，很难说它比当时任何一位优秀大使为获得所需信息而维持的情报系统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它可能已经引来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这类城邦国家的政府的哂笑，因为哪怕是为了维持单独一座城市的治安，这点力量也是不够的。伊丽莎白·都铎没有半点依靠强力统治国人的可能，因此，她唯有代之以一位聪明女子统治情郎的驭人之术。

她从一开始便有意地迎合人民，摆弄姿态、倾吐蜜语。正是为了他们，女王才傅粉施朱，同时又刻意保持些许距离，让自己被一众达官显贵环簇；为了他们，她才让自己可以瞬间变得和蔼可亲、风趣迷人，每年强忍几百英里旅程的疲倦和颠簸，以便让更多的民众得以一瞻天颜。她每年要在数十篇蹩脚的拉丁文演说和愚蠢的游行前安坐，在众多庄园宅邸中一展优雅的舞姿，还要随时觅得正确的字眼和笑容，来抚慰臣民的心。凭着可靠的直觉，她把自己装扮成臣民心中的自己，就像是必须如此行事的情人。她也经常显露骄傲、专横（女王自当有女王的派头），不忘时而令他人忐忑忧忡地感到即将失去她的爱宠。她有千面姿容，在拥抱之后报以掌掴，对忠言回以刺耳的责骂，她警告臣子们不得插足君王的事务，吹嘘自己就算离开他们也会毫发无损，而他们离开自己将百无一用。像情人间的争吵一样，她懂得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后，继之以同样势不可当的日丽风清。总之，她进退得宜，既不干扰臣民，又足够频繁地加以提醒，自己对他们的爱无出其右。在女王的言行中，有多少源于处世艺术，多少发自个人天性，不要指望区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解答，须知，就连所罗门王也曾因为一个更为简单的问题而颇感困惑。

如果说伊丽莎白对人民的逢迎并不全然出于自愿，如果说她迫切需要赢得他们的爱戴，知道自己的王冠别无依靠的话，那么反过来在人民一方，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也会发现，自己的忠君是建立在自利这个日益牢固的根基之上的。当欧洲各国正因为境内外的混战而四分五裂时，英国人却在独享和平。这里没有王家税务员从他们的口袋里攫取劳动果实，产品能卖出高价，商业运转良好，货币供应充裕；利润可以有保障地再次投资，投入土地、航运业或是纺织品、金属材料的扩大生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英格兰的纺织业、冶金业在世界上日渐占据了引人瞩目的地位。这里不会有铠甲铿锵作响的士兵穿街过市，除非他们正从境外前线返回家乡，夜晚突然传来的敲门声也只会来自邻居或是运货的马车夫。一个男人可以自得其乐地畅饮啤酒，只要合情合理，持有何种观点全凭自己高兴，只要偶尔出席教区教堂的集会，就完全满足了女王所期盼的全部顺从。一言以蔽之，伊丽莎白的统治在英国人的记忆中最为温和、仁慈，在周边世界的黑暗无序的衬映下，英格兰的繁荣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单纯的减轻赋税、放任自由，还不足以让人们产生为政府事业献身的热情。

撒娇邀宠当然需要对手，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参与的游戏。某种程度上，为回应女王的友好示意，臣民们宣誓忠心奉献，这只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夸张习俗，其中一些宣誓更属于故作姿态，多半只是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裹覆的糖衣。但除非我们误解了当时留下的所有记载，否则便应相信，君民双方都明白，他们的关系绝不只是一场游戏。对于那些只是在女王路过大道时才勉强隔着拥挤的人群从肩膀上方瞥见陛下尊荣的普通英国人来说，伊丽莎白依然是那位葛洛瑞娜 ^[1] ，是为她的岛屿和人民笼上金色符咒的仙后；她是活着的英格兰守护神，是国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君主的化身。她隐秘而悉心保护的贞洁是国民不受外国君主辖制的保证，使英格兰得以免受其他不幸之地正在遭受的苦难，这使她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全国所有人。

在伊丽莎白一方，她更不会将此完全视为一场游戏。她毕生没有丈夫，永远不会有孩子。人们会好奇，她对人民投入的热情和人民的回馈在多大程度上填补了女王自己的生命缺憾？他们有多爱戴她？那些喷洒香水的廷臣、乡绅、自耕农、工匠、胼手胝足的海员、粗野的劳工，他们会因为伊丽莎白保护了英格兰的和平和繁荣而感恩吗？女王在登基伊始向臣民们宣称，对自己而言，放眼太阳底下这片尘世，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们的爱戴更为珍贵。在统治临近尾声时，女王又晓谕人民：“你们曾拥有过、未来也许还会拥有许多更为强大、睿智的君主，但你们从未拥有过、也绝不会再拥有一位更加热爱你们的君主。”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仅仅因为这些话就笃信了这一切？伊丽莎白与她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如所有伟大的情事一样，终究以秘密告终。

如果玛丽·斯图亚特依然活着这一事实对于英格兰的威胁，仅限于伊丽莎白女王驾崩后可能引发内战，很可能英国人只会继续怀有一种似有还无的担忧，最后不过摇摇头，选择隔岸观火。但自从苏格兰女王跨境来到英格兰，过往的每一年无不越发清楚地证明，只要这位天主教的王储存在于世，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就没有一天不面临生命威胁。许多疯子，其中一些怀着异想天开的念头，另一些则是雇来的亡命徒，只需要在凑得够近之后动一下刀子或手枪——伊丽莎白素来以忽视自身安全、不带警卫出行而遭人诟病——整个政府机构就会瘫痪：那时将不再有议会、地方行政长官、王室官员（他们的任期将会随着女王的死亡而终止），将没有惩罚暗杀者的权力机关，甚至直到玛丽·斯图亚特如愿继承表姐的王座为止，全国都将持续处于彻底的权力真空状态。这样一桩暴力行径带给王国内多数天主教徒的惶恐实则与其他人一般无二，但饶是如此肇事者也将在所不惜。甚至连行动本身是否出自玛丽的亲自批准，届时更是无关紧要。只要某个狂徒在丰厚赌注的诱惑下孤注一掷，英格兰的历史便会因此改写。

自从北方起事以来，各类阴谋和有关阴谋的传言便应声而起，近年来更益发密集。或许这座城市从未听闻过如此纷繁不绝的流言，或许政府中的清教党人言过其实，夸大了它们的可怕程度，但是危险的存在确实足够真实。一个半疯的年轻人曾夸口要行刺女王，结果在距离女王 100 码内的地方被捕，那时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接着，在弗朗西斯·斯洛克莫顿那里发现的文件揭示了一个涉案面极广的阴谋，那些天主教徒旨在发动叛乱、解救玛丽、刺杀伊丽莎白，同时协助法国吉斯公爵的部队入侵英格兰。随之，威廉·帕里冷血地透露，他已经被罗马提前赦免了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的罪行，而且还将得到大量现世的酬劳，而他已经怀揣着明确的目的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从德尔夫特又传来消息，在其他刺客接连失败后，一位唤作杰拉德的私底下信仰天主教的勃艮第男侍，在奥兰治亲王威廉 的私人宅第里成功地枪杀了亲王，而威廉乃是新教事业的第二号领袖。英格兰虽躲过此劫，却因之战栗不已。人们由此回忆起 12 年前发生的海军元帅科里尼 遇刺案，而科里尼正是组成新教世界“三头政治”的第三号人物。现在，三位领袖中只剩下伊丽莎白幸免于难。在所有这些意在夺去伊丽莎白性命的行动背后，始终只有一位受益者——玛丽·斯图亚特。那个秋天，全英格兰的贵族和各郡的主要士绅郑重其事地签订了一份《保王协定》 ，以示拥君之心，并避免女王沦为下一位受难者。订约成员将依靠自身力量去对付危及女王安全的敌人，所有可能实施或是参与商议的不法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谋士、助手、煽动家，都将被斩草除根。谋杀可以获得许可，倘使这是回应谋杀的唯一办法的话，他们对于内战的恐惧正由于伊丽莎白日益面临的危险而成倍地放大。英国人已经下定决心，下一次破获暗杀行动之时，便是玛丽的末日。

为了等来下一次暗杀，他们忍耐了将近两年，直到安东尼·巴宾顿的阴谋不幸败露。这位巴宾顿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有意行刺伊丽莎白，以保证苏格兰女王继承王位，对于这一点，当时无人怀疑，今天看来更确凿无疑。当时人们相信，玛丽本人深深卷入了这场密谋，这在今天可能受到了一些合理的质疑，但是就算玛丽完全不知情，她的清白对于伦敦人也无关紧要。这起案件一如此前的种种阴谋，是，并且只能是为了玛丽的利益而策划的，只要她活着，伊丽莎白女王就处在危险之中。正因如此，伦敦人才会在听到玛丽被处决的新闻后点燃篝火，走街串巷，鸣钟相告，一时间处处急管繁弦，鼓乐喧天。“就好像，”一位那个时代的见证者表示，“他们坚信的新时代开启了，从此所有人都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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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洛瑞娜（Gloriana）是 16 世纪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其诗作《仙后》（ The Faerie Queene ）中用以指代伊丽莎白一世的主角名字，后来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流行称呼。这个名字可能产生于 1588 年英格兰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战期间，提尔伯利的英军向女王致敬时高呼的口号“葛洛瑞娜！”，有“荣光女神”之意。伊丽莎白巡阅提尔伯利一事见第 29 章。 KSLG+0DnFCWIokuaGK3dTNBJhonFM2/yz/JOySda9S+yQfLOPdj7iyclwiGfD6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