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瑟林格的新闻花了十天才抵达巴黎。即使考虑到海峡上的风暴和陆路上的片片沼泽，消息传递的时间也实在过于漫长。由于怀疑法国大使参与了玛丽的阴谋，英格兰中断了两国官方之间正常的外交联系和跨海交通。法国驻英大使的信使已经有两个礼拜未从伦敦返国了，当法王仍在翘盼他的特使能找到理据来挽救即将被处决的兄嫂时，英国驻法大使却已经在阅读有关刑斧落下的通信了。

除了英国使节，第一个获知这则消息的是西班牙常驻法国大使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在那个冬日中的巴黎，这是典型情形。法国宫廷中流传的消息几乎全都逃不过堂博纳蒂诺的耳朵，就这一点而言，发生在法国的事情里能挑起他兴趣的寥寥无几。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时不时会与他私下闲谈，在向他寻求同情和建议的同时蓄意泄密。非常明智地，他对此几乎一个字也没当真。国王的大臣们一个个急切地向他表示敬重，他的征询会得到热情且面面俱到的回答，而其他国家的使节却只能得到倨慢无礼的对待。就连亨利三世自己，有时也喜欢就法国的政策内容向他做出流利而雄辩的垂训，而这位西班牙大使也常常自诩，能够从法王的长篇冗语中捕捉真实寓意的浮光掠影。

门多萨极少信赖这些信息来源。同样，他也并不依赖自己手下平常充当间谍的使节，他们只能带回一些零散的信息碎片。他之所以是巴黎消息最为灵通的外交官，是因为他作为天主教正统理念的捍卫者的代表，替西班牙国王出任神圣同盟 的幕后老板，而后者是一个极端天主教组织，正在暗中策划反对法国王室的阴谋，同盟首领吉斯公爵亨利及其兄弟们（他们把大部分西班牙提供的经费用作个人津贴）则向堂博纳蒂诺提供信息作为回报。此外，用不着百般诱惑，自会有一些小人物因为忠于信仰甚于国君，虽不情愿却仍然主动登门告密。门多萨还暗中与巴黎的一个叫作“十六人委员会”的组织保持着接触，这个组织正着手将城市暴民发展成一股革命力量。流亡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英国天主教徒全都怀揣着谣言、恐惧和个人谋划，定期前来觐见为自己的信仰的捍卫者服务的大使。门多萨还非常信赖定居各地的密探和游走四方的密使提供的情报，他们训练有素，充满献身精神，对这股力量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从波兰到戈尔韦 的各条天主教战线。除非当时的观察家犯了错误、间接证据引起了误导，否则我们还可以断定，到了 1587 年，在对他的国王有所隐瞒的情况下，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已经与耶稣会 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而近来新打通的另一条信息渠道也平添了门多萨的信心。一位不显眼的来访者数次向他保证，英格兰驻法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正焦急地盼望向西班牙国王示好，愿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只要“不违背他的女主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利益”。在 2 月 28 日的清早时分，这位中间人为西班牙大使带来了第一手的新闻：在十天前的福瑟林格，苏格兰女王已被斩首。

不久，全巴黎都得知了有关处决的各种不断添油加醋的故事版本。当爱德华·斯塔福德最终向法国枢密院递上关于本次事件的英国官方报告时，神圣同盟的宣传家们早就拟好了自己的判决。在他们看来，这场死刑针对的是一位公教信徒，因而是一场以司法程序作为掩饰的谋杀，是英格兰的耶洗别 犯下的最近一起，同时也是最昏暗无道的一起罪行。不仅如此，在这场谋杀中，法国国王瓦卢瓦的亨利即使不是积极的同谋者，也算得上是被动的从犯。如果得不到法国的保证，如果法王的所有愤怒不是只限于官样文章的话，英格兰女王绝不敢越过雷池。出于对吉斯兄弟的嫉妒，又被那群无神论政客的不实之言怂恿，法王竟选择与英格兰女王、纳瓦拉国王 这样的异端结盟，无视西班牙的友谊，置天主教会的安全于不顾。正如那些彻头彻尾的异端，对于此等信仰上的懈怠，上帝必将迅捷地降下他可怖的审判。

那年冬天，巴黎的多数布道坛都传响着近乎叛国的雄辩。狂热的托钵僧和蛊惑人心的教士彼此争相施展诽谤和影射的手段，散布骇人的谣言。侍立王侧的某某人士暗中是一位新教徒。另一位某某人士早就将灵魂出售给了魔鬼。无人知晓异端的流毒和巫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宫廷和上流阶层，大家只是听说 1 万名胡格诺派教徒 已经在巴黎的地窖和偏僻小路潜伏完毕，时刻准备在夜深人静之时起事，割破所有天主教徒的喉咙。（也许是因为对圣巴托罗缪之夜记忆犹新，开创了这种宗教论辩新形式的巴黎人格外担忧屠杀会反过来加诸己身。）眼看虔诚的子民将要惨遭异端的贪婪掠食，人们只能私下臆测国王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原因。

在巴黎布道坛上司空见惯的近乎叛国的言论，若放在伊丽莎白一朝的英格兰，但凡露出蛛丝马迹，也要让当事人付出耳朵作为代价。如果在英格兰出现类似从巴黎出版物上散播开来的那种诽谤言辞，枢密院一定会迅速将之消除，并认真处理涉事的作者和印刷厂主。众所周知，比起都铎时代的英格兰，巴黎，至少在巴黎大学的校区内，对于发言和写作总是给予更大的自由许可。但至少自从 150 多年前奥尔良和勃艮第两大公爵领之间彼此反目、爆发混战以来，争论者的言辞还从未像如今一般聒耳、放肆，不受王权的束缚。亨利三世似乎对他们置若罔闻。法国国王用餐时借以将廷臣隔离在外的小巧栅栏俨如再好不过的象征，它恰似那堵不断筑高的心墙，将国王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割裂开来。

瓦卢瓦的亨利即位至今不过 13 年，在承袭王位前，他曾当选为波兰国王，年轻时还以雅纳克和蒙孔图两处战斗 的胜利者闻名于世，那时的他仿佛是加在胡格诺教徒身上的天降之鞭，是捍卫信仰的圣骑士。但自那以后，一切就偏离了正轨。再也没有讨伐异端的捷报传来，令人兴奋到颤抖，午夜也不再是刺激的屠场，只有成效不彰的军事调动、沉闷无趣的双边对话，只有妥协、躲闪、卑劣的迂回、僵局和败北。重组王国的伟大计划仅限于纸上谈兵，王室日益债台高筑却又束手无策，国库日益空虚。王室权力坍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他母亲 担任摄政的日子，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省份脱缰而去，被胡格诺派、神圣同盟或是自私的贵族地方长官霸占。只有靠私人军队的巡视和市民的团结自卫，某些地区才像孤岛一样得以相对确保社会秩序，至于其他地方，无政府状态依然盛行，到处内战频仍，盗匪剪径。

13 年足以使一个快活、自信的青年变成迟缓、犹疑的老人。那双手，那双美丽纤长的手，永远不曾停歇，伴随着流畅、悦耳的嗓音不安分地挥舞，像是在为语意编织精致奇巧的纹饰；等到国王沉默的时候，又会随意把玩些什么，有时是狨猴、蜜饯，有时是暖手筒、能够置于膝上的小狗，有时则是某位年轻俊美的男宠的发和耳。尽管他心有不甘地用红色和白色脂粉堆砌出健康相貌，俨然是某种尸体防腐术取得的成功，也终究掩饰不住脸孔的皱缩和沉滞。他的眼眶年复一年越发深陷下去，越来越像在尸首上一般，从中向外凝视的双目充满了病态、愠怒和怀疑。看上去，瓦卢瓦的末代君主已经被死亡隐秘地抱紧。

国王坦然地做出了选择，就像对待体内的死敌一样，他也对王国中公开的敌人视若无睹。他仍然用王室的奢华款待观众，依旧是和蔼、庄严的天下共主。他严肃地聆听谋士们的意见，向他们讲授施政技艺的智慧和微妙。他订正法令，俨然对法令的实施心存期望，他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仿佛自认为仍有能力践行改革。他会见外国大使，给本国使节去信，好像法兰西还像父王 在位时那般强盛和团结。他努力尽到为王的职责，完成宗教奉献，好像凭此便可以凌驾于所有批评之上，置一切品评于度外。他餐桌上的那面小巧栅栏宛如一堵难以刺穿的墙，处在背后的他可以任由自己喜欢，随时遗世独立。

1587 年的嘉年华庆典欢快至极，国王的秘书布律拉尔对于花费忧心忡忡（他总是如此），可是盛大的舞会依然令人应接不暇。只是在短暂的间隙，寻欢作乐之徒才会如同泡沫一般，从卢浮宫的音乐中和灯火下迅速散尽，一路手舞足蹈来到公共大街上，此时笃信王（The Most Christian King） ^[1] 陛下也正在变幻无定的古怪伪装背后参与狂欢，他最常扮成一位女侍，大叫着，欢笑着，被那些英俊年少的廷臣簇拥在中心，巴黎市民则将这些人称作他的“甜心”。宫廷人员似乎从来不眠，清醒的市民们早就习惯了随时撞见狂欢者，并懂得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规避更为刺耳的吵嚷。唯一可能中断庆典的是国王，他有时会忽然离去，褪下狂欢的华裳，换上忏悔者的粗布长袍，前往他钟爱的位于圣奥诺雷区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传说他在那里整日跪倒在地，斋戒、自我鞭打，一面啜泣，一面祈祷。在这无度的虔诚之中，并不存在虚伪。这不是意在安抚民意的刻意之举，而且事实上也无裨于事。修道院中的痛苦悔悟与嘉年华会上歇斯底里的放荡一样，都是亨利纵容激情的一种方式，他以此妄自菲薄，求得谦卑，全然对旁观者视若无睹。人们或能猜到，眼泪和鞭打反而会使随后一二日必然上演的纵乐更加痛快淋漓。

在此之前，国王的消遣丝毫没有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之虞而笼上阴影，但是玛丽的死讯却突如其来地中断了一切玩乐。这很可能并不是源自个人感情上的悲伤。当玛丽·斯图亚特还在瓦卢瓦宫廷中接受众臣祝酒时，她的小叔子还在襁褓之中。当她乘船驶离法国，去迎接在苏格兰的黑暗命运时，亨利年方 10 岁。到了亨利称王的这些年，玛丽·斯图亚特这个名字大多时候代表了一连串令他疲于应对的借款恳请，还有根本无力实施的作战需求，代表了法国与英格兰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的各种不快，并且一次次地为自己招来她的亲属吉斯家族的欺侮和威吓。亨利本无过错，却要为西班牙-耶稣会-神圣同盟这个集团的行径背负不白之冤。直到今天，亨利的所作所为完全值得称赞，他曾授意特使利用自己的权势采取任何合法手段去挽救玛丽的性命，大使也始终兢兢业业，照章办事。可既然如今满盘皆输，不走运的王后已经被人从棋盘上剔除，亨利也许会静下来反思，多年来，玛丽其实是他的对手吉斯家族操控下的一粒棋子，吉斯的亏输，当然便是自己的收获。他兴许会希望，既然主要的干扰因素已经移除，那么他与英国人的关系至少会有所好转。

虽然如此，荣誉、政策以及照顾民意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全都迫使国王率领宫廷人员沉浸在哀悼声中。玛丽是他兄长的妻子、曾经的法兰西王后，是势力昌炽而且广受欢迎的吉斯家族的表亲。她以一位立场坚定的天主教信徒的身份在异端手上殒命，人民无不将之归因于她对信仰的忠诚。她魅力十足，关于她的回忆至今仍回荡在亨利的宫廷中，甚至连吉斯的敌人们也未曾忘怀。如果说国王的悲恸和愤怒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那么就在他身边，许多人的感情流露却着实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宫廷之外的巴黎街巷上，悲恸和愤怒不仅出于人们的真情实感，而且几乎一发不可收拾。长期以来，吉斯家族在将玛丽的经历——无论涉及爱情还是政治——呈献给巴黎人之前，都会先为她鎏上一层极其讨喜的光芒。在万千民众的心中，关于那位亨利二世的儿媳、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的记忆渐已模糊，现在的玛丽很久以来乃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女英雄。如今，描绘她黑衣裹体悬尸窗棂的画作、歌颂她毅然殉道并降厄于迫害者的民谣已经在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玛丽的悲情故事更成了巴黎多数布道坛上的主题，在一位格外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的感召下，某处的听众竟然泣下如雨，以至于演说家不得不弃坛而去，中止了这场未完的布道。人群开始在卢浮宫外游行，高呼向英国报仇，深感负有义务的国王亨利不得不派人知会英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恳请他为自身安全考虑，千万不要离开大使馆。

在巴黎人宣泄暴怒和哀伤的洪流中，有几分出于真情，几分来自宣传和煽动，今天的我们只能自行臆测了。巴黎人与法国别处的人民一样，因为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而令人迷惘的时代，心中的恐惧和焦虑正如火燎原。比起亨利二世时期，钱币的价值还不如先前面额的四分之一，可是即使物价已经如此腾贵，税赋的压力和对于时局的不确定感仍然使得商人、匠人的收益大幅缩水、起伏不定。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许多象征教会和国家的地标式传统建筑被扫荡殆尽，古老的价值观面临挑战，古老的王权正遭撼动，对于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人怀有旦夕之危，好像百年战争 期间的惨淡旧日又再次降临。将法国遭遇的所有不幸归咎于胡格诺教徒，迫使这个为自身生存而战的绝望少数派团体用心险恶地密谋颠覆王国，这样才能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无名恐惧赋予具体的外形，为民众的不安找到发泄的渠道。声讨异端似乎能让惴惴不安的人民聊以自慰，好像再多一次冒失的暴力冲突，便能治愈这个恰恰是因为不辨方向地滥施暴力才弊病丛生的世界。巴黎人本来便因为苏格兰女王之死而情绪颓丧，现在更因为这些弦外之音，被推向了癫狂的边缘。

然而，无论任何时候，当忠诚被连根拔除，人民在情感的洪流中盲目地随波逐流时，就很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党团暗中钻营，希图因利乘便。在情感的波澜起伏之下，巴黎和其他法国天主教城市或许失去了理智，可是在神圣同盟的领导者对民众感情的操纵中，却未曾存在半点的不理智。这并不是说，在将形形色色的同盟成员撮合起来的各种动机和利益中，没有任何亢奋和莫名的情绪。但是，同盟的目标，它真正的对手，都是清晰而明确的，它的处事手段也是拿捏有度的。显而易见，同盟的存在首先服务于教皇的宗教利益以及拥护教皇掌握绝对权力的天主教教士，他们正致力于反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高卢主义者 。与此同时，同盟也为觊觎王位的吉斯公爵服务，反对瓦卢瓦统治者和波旁家族的继承权，而且由于西班牙是幕后金主，后者的国际利益也是同盟开展活动的考量因素。同盟的对手需要被扣上异端的大帽，他们是良善的法国天主教徒的敌人，同盟的公开目标将是为捍卫法国的正统信仰而战。

从开展活动的一开始，同盟中的布道者们便发现，英格兰处决天主教徒是他们必须大做文章的题目之一，法国政府绝无可能在这一点上加以反对。同时，它明白无误地强调了，将来的法国如若像英国那样落入异端君主的股掌，将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在那些日子的英格兰，罗马天主教会的派遣神父受到了真实而又残酷的欺凌，与此同时，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荷兰人乃至西班牙本国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受到的凌辱也同样真实而残酷。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判定，哪一方的殉难被更加夸大和歪曲。好战的清教徒和神圣同盟双方的宣传家都在同宗教友的痛苦中发现了可资利用的东西。

对苏格兰女王的处决就是在这样的旋律下着手宣传的。两个星期之中，巴黎的布道坛不分大小，四处传响着殉教女王的无瑕美德、敌人们的奸邪以及佞友们的背叛，接着便迎来了纪念活动的高潮——女王在巴黎圣母院的庄严葬礼。为了这次活动，神圣同盟专门请来了令人敬畏的演说家布尔日主教 大人。主教把惯常的悼亡颂辞变成了一曲赞歌，他没有按照惯例将颂辞献于王室，而是献给了洛林家族 ，特别是吉斯公爵和马耶讷公爵 ，他赞美二人是法兰西的西庇阿 兄弟，是战场上的雷霆，二人已经做好准备，要为殉教的表亲复仇，因为玛丽是神圣教会的支柱，是上帝受苦受难的子民的希望和欢乐所在。主教的修辞并没有因为亨利三世和王后的出现而有所收敛，国王夫妇以一种引人注目的低调姿态落座于耳堂里的专用长椅上。瓦卢瓦的末代君主或许陷入了深思，他仿佛正在目睹自己的葬礼，聆听献给他的继位者的颂词，不同之处在于，倘若他是长眠于棺椁之中的尸体，而不是按照位阶尊卑和亲属顺序排定的首席吊唁者，那么他的名字就不会如现在这样陷入沉寂，被人刻意漠然置之。如果说过去的 13 年里几乎诸事都不顺遂，他至少测试出了法国君主制这种坚韧的制度能够承受百般不幸的能力。倘若苏格兰女王之死可以缓解来自吉斯家族的压力，在展示完适当的外交式愠怒之后，能够拉近法国与英格兰的关系，那么亨利完全愿意平静地忍受布道坛上发起的另一轮攻击，毕竟英格兰是法国面对强敌西班牙时唯一可能携手的同盟力量。

3 月 13 日这天，各国大使们也纷纷前来巴黎圣母院参加玛丽·斯图亚特的葬礼，他们对于玛丽之死可能造成的后果众说纷纭。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对法国宫廷和巴黎掀起的狂怒情绪深感惊恐，以至于到了最后，沃尔辛厄姆不得不恼火地制止他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汇报，因为他的信函只会徒然增添伊丽莎白的苦恼，枢密院却要为此承受女王的所有不快。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观察家们虽然也向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禀报了弥漫于法国的复仇情绪，但都一致同意如下判断：整体来看，处死玛丽提升了英国的地位。这一行动不仅铲除了英国国内历次叛乱的天然领袖，打消了法国干涉英国事务的合理动机，还为 16 世纪的高级政治 走向推开了另一扇关键大门，一个全新的英法同盟正呼之欲出。任何一个不曾全心全意效忠西班牙的意大利人，都会对限制西班牙这个想法满怀憧憬。没有哪位意大利政治家不曾暗地里翘盼，欧洲会从不可通约的宗教敌对激情中恢复平静，回到权力政治下精打细算的游戏中来。或许正是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对于玛丽之死的后果持有犬儒主义现实考量的意大利外交家才会沉迷于这种愿景。不过，在那年 3 月，多数老于世故的巴黎政治家也都会对意大利人的想法表示赞同。

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更加高瞻远瞩，这位西班牙大使与其耶稣会盟友观点一致，在他们心中，苏格兰女王的利用价值早就不复当初。很久以前他已推断出，只要得不到外国干预的保证，英国天主教徒就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起义；可一旦外国干预显露出危险苗头，玛丽又会被当作祸首论处，从而性命不保。尽管在观察家们的眼中，玛丽似乎依然在过往光辉的笼罩下显得至关重要，可在门多萨看来，玛丽·斯图亚特已经踏上祭坛，只等着随时被清理出棋局。早在两年前，对于敌人可能除掉玛丽，门多萨已经怀有几分预期。针对英格兰的计划尚处在酝酿阶段，对方在此时动手，而没有等到计划付诸实施的最后一刻（可能就差六个月？一年？两年？），倒也在一方面简化了这盘游戏的复杂程度。同样，门多萨还早就对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不甚看好。在法国，他唯一信任的势力便是神圣同盟及其首领吉斯公爵。虽然这种信任充其量也只是半信半疑，门多萨还是希望，当计划实施之日来临时，法国的主人将不再是瓦卢瓦的亨利，而是吉斯的亨利。在向着这一目标迈进时，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带来了另一个契机，为门多萨提供了撬动王室权力的另一根杠杆。在给马德里和罗马的信函中，门多萨清楚明白地表达了正在上千个受神圣同盟控制的布道坛上公开暗示的消息：法使蓬波纳·德·贝里艾佛尔 对伊丽莎白女王的特别访问是一个假象；法国大使的使命不但与阻止处决苏格兰女王无关，相反，乃是为了坚定伊丽莎白的杀心。在马德里和罗马、在布鲁塞尔和布拉格，神圣同盟的朋党和耶稣会的神父们也纷纷貌似独立地对这则谎言给予确认。为了信仰的胜利，必须削弱法国国王的地位，为此不仅要割裂臣民们对国王的忠诚，还要诋毁他在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

不过，眼下法国还不是门多萨算计的主要对象，他的视线始终锁定在英格兰。两年多以前，他在英格兰的使节生涯以被驱逐而告终。那时他被无礼地赶上了甲板，无奈地乘船返回主人身边，因为他的阴谋“扰乱了英格兰王国”。“告诉你们的女主人，”他最后朝着目睹自己登船的女王的臣子们开口道，“博纳蒂诺·德·门多萨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扰乱王国，而是为了征服它们。”

从那以后，为了个人的复仇和信仰的胜利，门多萨开始细针密缕地编织起伟大的计划，仿佛着了魔。其实早在被逐前很久，他已经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了，一直以来，他都试图让国王腓力坚信英格兰和苏格兰天主教徒的实力，坚信伊丽莎白麾下军官们的惫懒和腐败，以及英国民兵的粗拙和理应受人蔑视的虚弱。门多萨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清楚，腓力一贯的迁延拖沓、他那不可救药的谨小慎微乃是制约计划的主要障碍，臣民们为此不无公道地称呼腓力为“审慎之王”。门多萨的首要打算是利用玛丽之死来激励自己的主人，一接到消息，他就立即坐下来拟定了一份将要呈交腓力的纪要，内容囊括了他所了解的英格兰、法国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各地即将做出的反应。他无须提醒国王，如果西班牙现在攻取英格兰，此前面临的危险将不复存在，不会再有一位法国王后白白利用西班牙人的胜利登上另一尊王座。他也没有提及那份苏格兰女王签署过的重要文件，不久前已由他亲自转寄回西班牙。他谈论的只是虔诚、荣誉以及单纯的自我防卫的需要，三者在共同呼唤西班牙降下惩罚，让英国为这最后一次暴行付出代价。“职是之故，”他总结道，“我祈请陛下加快推进在英格兰的事业，及早加以落实，因为上帝的显豁意旨已然众目昭彰，他将把这两个王国的王冠全部授予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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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指代亨利三世。笃信王（拉丁文 Rex Christianissimus ）是法国国王世袭的另一尊号，由于法兰克王朝和罗马教会的历史性合作，法国被认为是第一个经教会确认的现代国家，又由于首任法国国王克洛维已经被教皇认可为罗马的保护者，历代法王均把这一尊号视作自己专享的殊荣，并借此申明法国在基督教世界的特别权益。不过历史上这一尊号也曾偶或被罗马教廷授予其他政权的君主。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还试图将之永久转交给英王亨利八世及其继承人，但未能成功。 O0CCNmXrDFKN7VxWEgROlmI/clT7K0BsV1tZGJ0HUed6xAMqJOB0YVi5JpFik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