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在伦敦人眼中简单明了的事件，对于他们的女王而言却全然不同。伊丽莎白仍下榻在格林威治，那里有她众多宫殿中最怡人的一座，殿前的草茵一直蔓伸至泰晤士河畔，透过窗户，女王可以看见高耸的帆樯在王国的水上通衢里穿梭如织。仅仅一个礼拜前，就在格林威治，她最终签署了处死玛丽的判决书，她的新秘书威廉·戴维森先生此前引弓不发地保管着文件，直到人民的焦急和议会的争辩终于打消了女王的抵触。签署完毕时，女王仍提醒戴维森，比起在公共行刑人手下丧命，还有更合宜的办法来处决一位女王。但公开行刑正是她的顾问们倾向的方式，他们没有再与女王交涉，而是直接将这些关键文书交给了比尔先生。伊丽莎白对此事的了解表面上到此为止，但如果她真的相信，那些自从 11 月初以来便多次联合上奏、不惜动用一切论据和修辞技艺来说服自己签署判决书的臣子们，在拿到文件后竟然不会毕其功于一役的话，那么极少犯错的她，对于谋臣也实在缺少一点知人之明。这当然不是事实，凭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和对游戏规则的驾轻就熟，她必然早就清楚，连通福瑟林格的道路即将传来怎样的新闻。

只用了不到 24 个小时，什鲁斯伯里伯爵的公子便带着消息驶过泥泞长路，来到格林威治。当他牵着气喘吁吁的座驾抵达宫殿庭院时，女王正上马前去行猎，并没有在一片熙攘之中发现他。信使因此先向伯利勋爵呈报了这个足以令他欢喜的消息，但是多年侍奉君侧的经验使他明智地意识到，故作被动在此时是必要的，他乐于由其他人来禀报女王。伊丽莎白的其他侍臣显然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伯利的策略。捷报早已传遍了伦敦，还没等伊丽莎白返回宫殿，格林威治的大街小巷便已沸沸扬扬，直到此时，消息才不得不被上报给女王。

关于伊丽莎白得知消息后的情景，我们有两个记载版本，它们截然相反——正如我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但凡涉及伊丽莎白，总会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在秘书戴维森先生关于自身蒙难经历的记述中，他自怨自艾地写道，一位佚名的信息提供者曾告诉他，在得知苏格兰女王被处决后，伊丽莎白女王保持了惯有的风度，喜怒未形于色。但是玛丽之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得到的报告却是，英格兰女王甫一听闻发生在福瑟林格的悲剧便大惊失色，陷入深深的悲恸。她千真万确地垂下泪来，在她一生之中，无论面对何等意外，人们似乎都从未目睹过如此景象。

这一回，两份记载可能都存在些许的真实。伊丽莎白早就在姐姐玛丽·都铎的统治下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假使她因为得知自己签署的判决书发挥了应有的效力而吃惊（这种惊讶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无法克制），她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将会是，绝不能在宫殿中挤满各式廷臣和其他旁观者的公共场合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如果伊丽莎白在人民欢呼雀跃时落泪，她也一定会选择一个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

她后来必定曾在另一群更合适的观众面前潸然泪下，那时的她需要眼泪。在处死苏格兰女王招致的各种风险中，最显而易见而且迫在眉睫的，是来自苏格兰的威胁。苏格兰国王基本是被母亲的敌人们抚养大的，在詹姆斯六世日渐成人的岁月里，他的首席导师 为了彰显自己的教导职责，出版了一部论述那位被上帝遗弃的女人玛丽·斯图亚特的著作，书中使用的语言会令所有译者犯难，只得把不得体的隐晦内容保留拉丁语原文。书中的玛丽不仅犯下了其他臭名昭著的罪行，还被指控谋害自己孩子的父亲。即使是在摆脱了布坎南的熏陶后，詹姆斯也没有对母亲表现出任何逾常的热情，他对母亲的最大关心，不过是英格兰能否确保玛丽在软禁中的人身安全。在听到母亲的死讯后，他最真实的感受很可能是解脱。

虽则如此，对于一位国王来说，眼看自己的母亲沦为公共行刑人斧下的牺牲品，终究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而更为尴尬的是，身为苏格兰国王的他十分明白，本国的暴民历来视诛除国君为自己专有的古老特权，他们并不喜欢边境那边的异端敌人越俎代庖。可以想见，一些好战的苏格兰贵族会怂恿詹姆斯拾起火与剑的老办法，为了母亲的死，向英格兰复仇，海外势力也会鼓动自己挥兵南下。玛丽是一位天主教英雄、前法国王后、现任法王的兄嫂，她还是实力强大的法国吉斯公爵的表亲 和政治盟友。在苏格兰以外，还有多股势力也视玛丽之死如同对自己的切身冒犯，这些人全都渴望将玛丽的独生子推上复仇的前线。伊丽莎白已经听说过苏格兰反英集团的日渐强势，他们正越发强硬地坚持，玛丽在狱吏手下亡命，已经构成间不容发的开战理由。面对尊严加于己身的重担，假如詹姆斯打算搪塞过去的话，他需要伊丽莎白与自己唱一出双簧。不久之后，就连不屑为玛丽·斯图亚特流下一滴眼泪的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 ，也意识到了局势的凶险，他敦促伊丽莎白哪怕通过贿赂和勒索，也要为苏格兰国王筹集一大笔抚恤金，要把钱袋向任何可以收买的苏格兰人敞开，同时还要加强北方边境的守备。眼看苏格兰可能南侵，已经左支右绌的英格兰必然处境更为不利，而自己的女主人却对此漠然置之，诚恳的沃尔辛厄姆简直要因此忧心成狂。但伊丽莎白其实心下已有主意，她认为眼泪要比鲜血和金子更为便宜，她要以詹姆斯可能接受的最低价码，买得苏格兰的中立。

眼泪，只是第一笔赔偿金。周五，伊丽莎白的老朋友和新任御前大臣克里斯托弗·哈顿发现，如同雷雨云般阴郁的女王正斥责戴维森不该如此鲁莽，在没有得到自己明确批复的情况下便下达判决书。周六，伊丽莎白又将自己难以抑制的暴怒一股脑儿倾泻在了枢密院会议全体与会人员身上。人们应当好好读读关于女王雄辩的完整抄本，这一席陈辞让伊丽莎白的顾问们捻须心惊，强项诸公如海军大臣 、巴克赫斯特勋爵 ，甚至是声名赫赫的伯利，都无不愁眉泪眼、语无伦次。我们从伊丽莎白侍从的描述中知晓，女王的勃然大怒常常令人目不敢视、不堪忍受，而这一次发怒则更甚于从前。一位枢密院大臣日后表示，终伊丽莎白一朝，他从未见过圣上这般动容。不过这场申斥自有其背后的要旨，尽管身份尊贵的枢密院大臣们像被鞭打的学童一样哭天抹泪，却能够在饱受一顿口舌挞伐后全身而退，可是对于另一个人，伊丽莎白却要拿他作为牺牲。虽然枢密院的臣子们跪请伊丽莎白息怒，女王还是下达了逮捕秘书戴维森并立即押送伦敦塔囚禁的命令，整个决定过程雷厉风行。而在都铎王朝，当一位像戴维森这样的枢密院大臣被送入伦敦塔的叛徒之门 ，这通常意味着十有八九他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指出牺牲戴维森有可能会平息苏格兰的怒火时，女王的一位苏格兰朋友见缝插针地评论道：“总要有一个人死在公众面前。”此话虽然玩世不恭，但女王看起来正打算如此行事。

不过，对苏格兰的偿付最后并未达到让戴维森献出项上人头的地步。受命审判这位不幸之人的大臣裁定戴维斯有罪，判他缴纳一笔 1 万马克的罚金，其囚禁在伦敦塔内的时间将随女王高兴而定，这终于让苏格兰人悻悻地表示了满意。伦敦塔中的牢狱生活可以形同炼狱，也可以像当年伊丽莎白一度体验过的那样，不过受些纤芥之疾。 戴维森的待遇似乎并不那么严酷，18 个月后，当更为重大的事件喧喧嚷嚷地将舆论焦点从他身上转移开后，戴维森悄无声息地获得了释放。判定他缴纳的大笔罚金被全额免除，他将继续领取秘书一职的薪俸，日后他曾抱怨自己深陷赤贫，但那也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窘迫罢了。

诚然，人们不可能不为戴维森从历史中突然隐逝而颇感遗憾，但也不必太过遗憾。正是他在秘书这一新职位上获得的唯一值得注意的任务为他招致了毁灭，但威廉·戴维森多少有点呆板，这使人好奇，他在那个以八面玲珑乃至委曲求全为生存前提的环境中，究竟能立足多久。判决书刚签署时，伊丽莎白就曾先是转弯抹角地向他询问，除了公开行刑是否还存在一种不甚无礼的除掉玛丽的方式。戴维森无法理解女王，等他理解了，又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当伊丽莎白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内心所想后，他闷闷不乐地同意按照女王的指示就这件事给艾米亚斯·保莱特爵士写信，接着又将保莱特的拒绝信转交给女王。考虑到保莱特在信中愤然拒绝在未经法律批准或是缺少判决书的情况下让玛丽伏诛，而戴维森义正词严地表示赞同，人们有理由怀疑，可能正是这些加剧了伊丽莎白的不满，导致她后来对侍奉自己的这群较真、讲究的清教徒大发雷霆。总之，她的新任秘书无论如何都将难逃女王的斥责。对于道德重心在这几个世纪中的变迁，一些历史学家缺乏敏感，在审视戴维森和伊丽莎白有关此事的态度时，他们赞同前者反对后者，却忘记了两种情况下玛丽均性命难保。此外，他们还忘记了，按照当时的习俗，虽然人们可以容忍暗杀王室成员的行为，但无法容忍将他们判决死刑。这些史家还忘记了，戴维森和保莱特都签署过《保王协定》，他们都曾据此做过眼下拒绝去做的事情。 真相乃是，这些哭丧脸的爵爷面对错综复杂的种种繁难，神经已经紧绷太久，以至于宁愿求同存异，拧成一股绳，坚决要将伊丽莎白驱赶到无法回头的境地，而伊丽莎白其实对此心知肚明。她曾经给过戴维森一个机会，逃出这个将会同时陷他们二人于不利的套索，可是戴维森却只是将套索拽得更紧。

她至少向戴维森发出过一次警告。当时判决书还未送达福瑟林格，伊丽莎白暗示戴维森，自己梦见苏格兰女王已死于戴维森之手，而她并不知情，梦中的自己满怀悲伤和愤怒，假使戴维森那时在身边，她会对他施以重罚。但戴维森仅仅回复说，他很高兴当时自己不在女王身边。她是否还在更早以前提醒过戴维森？当戴维森离开女王，去御前大臣那里领取国玺为判决书盖章时，伊丽莎白曾示意他造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在伦敦的宅邸，向这位首席秘书展示女王署过名的判决书。此时，沃尔辛厄姆已幸运地连续数周卧病在床。女王特意调侃了一句：“这件事带来的悲伤几乎会干脆利落地要了他的命。”考虑到沃尔辛厄姆对苏格兰女王怀有出了名的深仇大恨，难道伊丽莎白只是开了一个无心的玩笑？伊丽莎白的反话时常大有深意，很可能她是打算让戴维森想一想，如果给沃尔辛厄姆看一眼玛丽的判决书只是一帖安慰剂，那么玛丽之死的消息是不是并不能完全治愈这位同僚。孰料，可怜的戴维森却迟钝地没有听懂其中的暗示。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很难不对他心生怜悯，按照卡姆登的观点，戴维森是被选定的替罪羊，那些心怀嫉妒的朋党之所以能坐视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是因为他们早已料到，玛丽之死所带来的灾祸至少会落在某个人的头上。无疑，在戴维森被迅速清扫出局后，他的位置必然任由其他尚未出局的选手接管。

伊丽莎白以这般态度面对戴维森，并不只是为了对苏格兰虚与委蛇。她如此行事，乃是着眼于全欧洲。伊丽莎白为玛丽的小叔子、现任法国国王 亲自写下一份有关该事件的详细报告，其中洋溢着惊愕、震怒和哀恸，英格兰驻巴黎的外交官则负责将这份文件广为传播。威尼斯大使向本国执政团报告称，处在痛苦中的英格兰女王对于签署判决书并将之交予戴维森深感后悔，女王表示，之所以批复文件，只是为了满足国民的要求，不想她的官员却孟浪地僭越了自己的职分。女王已经下令逮捕戴维森，褫夺其职务，她将竭力补救残局，以寄哀思。其他各国政府也获知了相似的故事，在此刻的伦敦，女王的贴身顾问们据说正因为此事而处境不妙，似乎真的由于惊扰圣虑而芒刺在背。就连伊丽莎白最痛恨的仇敌、身居巴黎却渴望倚仗佛兰德的老战友金戈跃马打回伦敦的门多萨 ，也致信腓力二世称，英格兰女王因为处决玛丽一事忧伤成疾，竟至于卧病在床。必要时伊丽莎白从来都是一位非凡的演员，纵然如此，如果说她现在是在表演的话，这也是她所有演出之中最令人叹服的一次。

这是否全然只是一场表演，我们无须太过纠结。面对伊丽莎白这样一位复杂的角色，还是不就任何事宜做出定论较为妥当。人们或许怀疑伊丽莎白是在演戏，对于将署过名的判决书交给戴维森可能引发的后果，她之所以故作一无所知，其实是为了撇清干系，人们或许还会怀疑，她在事态急转直下时表现出的惊讶并不是出自真心。提及伊丽莎白眼中的苏格兰表妹，人们也许早就在心中为这份姊妹之情打了折扣。伊丽莎白与玛丽之间除了敌对别无其他，玛丽是她和她的王国面临的最为致命的威胁，假使能以另一种方式铲除祸患，人们可能会觉得伊丽莎白应当能够节制自己的悲伤。但是伊丽莎白的悲叹并不一定出自个人的忧伤和懊丧。在这件突然降临到她身上的事件中，有太多的理由适于流泪。也许比起英格兰的任何人，伊丽莎白都更能看清，福瑟林格的斧头挥落的那一瞬，多么彻底地斩断了英格兰与过去的纽带。

处在 53 岁这个年纪，已经很难与辉煌的过去作别，从头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未知的境况了。自从登基之初，在法国的土地上短暂经历了一场灾难性实验后，这一课便让她懂得了战场胜败的变幻莫测和军费无度的确凿无疑。此后，伊丽莎白不遗余力地避免做出任何不可撤销的承诺。她的外交政策就是绝不秉持一定的外交政策，以保证船舵能够在最轻微的触碰下及时得到调整。她一以贯之的，恰恰是随机应变。“享受时间的嘉惠”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治国艺术箴言之一。时间解开了众多绳结，让许多孤注一掷的决定变得无足轻重，揭示了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的始料未及，最精明的政治家会乐于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个谨慎的机会主义者。但伊丽莎白绝非只是利用时间：她迷惑了时间，有时似乎完全抹掉了时间的痕迹。如果她看上去一成不变，那是因为总在应时而变。当整个欧洲在不可遏阻地滑向深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落入经济崩溃和手足相残之中，伊丽莎白却仿佛依靠反复无常和举棋不定，向她钟爱的岛屿施加了超越时间的符咒。没有一位英格兰外交家可以肯定，今日之因必然促成某种明日之果，因为女王可以仅凭心血来潮，便使昨日之景重现，表面上她好像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又让前年之事再度重演。欧洲视她如圆缺无定的月亮，这是她的廷臣们赠予她的称谓，如小妖精般诡计多端，像水银一样难以捉摸。只需要看她如何施展那些复杂的回旋外交，在一座座峭壁的边缘保持平衡，就足以令清醒的政治家们晕眩。若要效仿她，连欧洲最坚韧的男性也会神经磨损。可是倘使证据可信，伊丽莎白自己却是乐在其中。

她面临的难题是要统治基督教世界里最难以驯服的王国之一，要在一群急于强调其男性优越性的粗鲁廷臣之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判断，绝不将自己置于某个男人可以放话“你必须如此这般”的境地。她凭恃的是女性的智巧和诡谲，是对明确旨意的有意回避，对谜语和模棱两可的本能偏好，以及故弄玄虚的怪诞技艺。她的目的是要将身边的廷臣和顾问、外交官和使节、欧洲大陆的国王和各股势力全都放入苦心打造的连环锁中，让部分与部分之间巧妙而精致地互相牵制，达乎均势，而她自己则自由自在，见机行事。多年以来，伊丽莎白都在其匠心独运的场面布景中扮演芭蕾领舞的角色。只要有权定下调门，她就有充足的自信引领全局。

不过，再具魔力的舞蹈，想要超越时间也终究是梦幻泡影。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为她的岛国抵御了历史车轮的进逼，以一串取悦全场的独特舞步转移了四周的注意力，使英格兰能够在河清海晏之中顺着轨迹自然前进。伊丽莎白并非被我们称之为伊丽莎白风格的时代性情的女主人，而是孕育它的母亲，而且她也像多数母亲一样，无力预判儿女的作为。人民不仅从女王那里继承了胆气，还添之以独属他们自己的决心、女王不曾怀有的激进想象，以致伊丽莎白不能不费力束紧他们膨胀的野心。看到自己的臣民恣肆地畅行于西班牙声明主权的大洋之上，伊丽莎白想必心怀欣慰，但很难证明，她曾对这些航行的深远意义了然于心。伊丽莎白乐于让姐夫腓力二世 在低地国家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其无法将那里作为入侵岛国的跳板，但她丝毫也不赞同仅仅因为对方是天主教徒就呼吁发起圣战的风气，正如她根本无法赞同腓力仅仅因为新教徒的身份就要烧死对方的决心。伊丽莎白冷静、猜疑而不抱幻想地看到，她的人民正在热情的驱使下变得与阴暗、激进的西班牙人一样无法理喻。可是，人民的热情仍在潜滋暗长，逐渐搅乱了她借以维持自由的精巧均势。凯旋的“金牝鹿”号帆船 ^[1] 驶入泰晤士河，激起了人们心中的贪欲或理想主义，引得女王越来越多的臣民们与荷兰人并肩作战，或以他们的枪炮唤醒西印度群岛土著居民奋起反抗。越来越多曾感恩和平的人们如今渴望发动战争，议会中的平衡正在不易察觉却又无从避免地发生改变。曾几何时，伊丽莎白借助传统家族来制衡新兴势力，以宗教上的保守派去平衡清教徒，现在议会则全力向她施压，迫使她迈出无法挽回的一步，走上一条直抵终点的道路，中途难以退出。

当然，向她施压的实际上是过往的历史：裂隙既已无法弥合，那么任何魔法都不能永远延宕破裂的发生。西班牙如同一位巨人，脚步固然迟缓，然而其践踏在欧洲的每一步无不昭示着冲突的临近。欧洲已然失衡，只剩下致命的分歧留待武力解决。伯利已向事实低头，女王也已接受现实。伊丽莎白派出弗朗西斯·德雷克带领她的一支舰队袭击西印度群岛；她还派出莱斯特带兵赶赴尼德兰，不情愿地接过了自沉默者威廉 遇刺后便掷于自己脚下的新教欧洲的领导权。伊丽莎白有理由不喜欢这个头衔。德雷克袭扰卡塔赫纳 的远航令西班牙受辱，但在激化了西班牙的敌对情绪之余，并没有伤及后者的筋骨，甚至未曾给女王换回一份体面的分红。莱斯特指挥的尼德兰战事更成了挥之不去的烦恼和旷日持久的灾难之源。伊丽莎白锱铢积累地将资财尽责地输入荷兰的保险柜（似乎从未有人注意到荷兰人的金库本是空空如也），却因为财政管理的不善和军需官的中饱私囊，很快便像流沙一样荡然无存，只剩下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部队，仿佛这些款项全然未曾到位，而荷兰人却越发怀疑起伊丽莎白的动机，越发不知餍足地予取予求。两年的战事让伊丽莎白花费了超过 25 万镑，数千名健壮的自耕农和骁勇的士绅血染沙场，其中还包括伊丽莎白的宠臣菲利普·西德尼，可是所有这些努力不过使西班牙人不可阻挡的脚步略微有所放缓罢了。上年 7 月，沃尔辛厄姆曾在致莱斯特伯爵的信中称：“有两件事与女王的天性相违，一件事是她怀疑战事将会经久不息，另一件事则是开支的快速膨胀，这令她心烦意乱，对卷入这场战争后悔不迭。”自那以后，势头始终未有好转。不到两个星期，伊丽莎白又获知罗兰德·约克和威廉·斯坦利爵士这两位叛将把祖芬的堡垒和德文特 出卖给了西班牙人，那一年微薄的奋战成果至此荡然无存。就在福瑟林格的新闻传来的前一天，伊丽莎白刚刚与新任荷兰使节完成了一场暴风雨式的激烈会谈，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荷兰人关于提供新一轮贷款和追加援助的请求，并直率地向使节们透露了她对联省议会的失望。这场看上去永无止境的毁灭性战争为女王力所不逮，她所担忧的继续参战的恶果眼看便要一一出现。伯利与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和戴维森，她的整个顾问班子却像是在联合与自己作对，迫使她做出一个又一个致命的决定。

臣子们对于苏格兰女王的猛然发难就是这样的一例。截至目前，与西班牙的战争仍是有限度的。英格兰从未宣战，也没有与西班牙直接对垒。自从沉默者威廉遇刺，伊丽莎白就努力维持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她用警告和禁令来限制手下将领的行动，在开战的同时保留言和的幻觉，仿佛天堑之上仍可能搭建桥梁，好像瓦釜未破、舟楫未沉，撤兵之路依旧开放。在这迂回曲折的游戏中，苏格兰女王是重要的一环，在超过 20 年的时间里，玛丽发挥着锁钥般的作用。只要伊丽莎白的毁灭意味着玛丽·斯图亚特的胜利，姐夫腓力就会在倾全力与英格兰女王为敌前三思而后行。玛丽虽然暂时淡出了舞台，但她骨子里是个法国人，而法国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势力的世仇。无论玛丽亏欠西班牙什么人情，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倒向法国和吉斯家族。腓力最终将会发现，让一位亲法的天主教女王登上英格兰王座，比宗教异端更能威胁到他对低地国家的松散控制，更会妨害他在欧洲日益扩张的霸权。腓力圣明的父亲，帝国的皇帝 ，终生将离间英法作为谋略的主旨，宁愿忍受英国的怠慢和回绝，也不愿将这个海岛王国驱向法国的怀抱。腓力过去的表现证明，他将在这个方面踵武其父。伊丽莎白也希望腓力一仍旧贯，这样一来，只要玛丽活着，腓力被激怒的宗教正统意识和受伤的尊严就会继续被利益导向所平衡。正如伊丽莎白一样，腓力也同样不愿试探底线、冒险开战。

然而，无论是伊丽莎白·都铎最老辣的外交敌手，还是其最亲密的谋臣，均不曾成功解读她的心思。现在没人可以佯装读懂了女王。在用所言掩藏所思这项政治技艺上，女王堪称宗师。无论言及公共问题抑或私人事务，她总是用有力而潦草的字迹写满一页页纸，笔下的语句山回水绕，如同一条盘卷的大蛇，将女王的隐秘结论、暗示、寓指、承诺、否决缠绕一团，最后在文辞适足达义之时，又不着痕迹地遁去。在议会和公开谈判的场合中，她允许自己时而直抒胸臆、口若悬河。然而，最了解女王的人恰恰会最不确定能否从她的滔滔不绝中觅得真实意图，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残片。

但是倘若伊丽莎白身上果真存在某些我们可以确信的东西，那便是她对于战争的厌恶。这是不是因为，在众多治国技艺中，女人在这一点上很难假装与男人一样娴熟？是因为战争的粗野暴力冒犯了她对秩序的复杂感情？单纯只是因为战争耗资巨万？又或者，是由于伊丽莎白年少时一度朝不保夕，因此一生中从来视控制周遭环境、主宰自身命运为首要之务，而战争却不可逆料、不由自主，在天性上就与之相悖？缘由或有万千，她却只是笃定地厌战。她已经被迫违背意志与西班牙交战，却始终希图撤兵。她曾期冀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会为自己保留另一扇重要的、敞开的终战之门。延长玛丽的生命意味着自己要冒生命危险，但这也许在伊丽莎白看来无足轻重。伊丽莎白·都铎在意的东西很多，却并不包括自己的性命。对于四周因为处决玛丽而高涨的欢呼声，伊丽莎白的心中其实怀有绝望的抵触，而这着实出自真情的流露。现在，又一扇通往和平的门已经永远掩闭，伊丽莎白正躺在格林威治昏暗的寝宫中，望着一如战争般似无止境的狭窄长廊。从今以后，遁逃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对于女王泪水的真诚，我们不必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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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牝鹿”号（ Golden Hind ）是一艘英国大型帆船的名字，以其在 1577 年至 1580 年期间完成环球航行而声名远播，船长便是后来为国驱驰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E7DffSOLJQC/ERuEIs9G6ZoSAhv01PVot+OaH4verYXx1NuzvvpoAOCm8NGcLC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