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和悲伤的年代

当玛萨·阿伦特被迫在1911年夏天将保尔·阿伦特送到精神病院之前的几个月写《我们的孩子》的记录时，女儿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故事依然是些快乐的事：“一切都十分正常，她总是兴高采烈而机敏警觉。”当玛萨·阿伦特再次写时，三年半已经过去了。长长的概括性记录，截至1914年1月，突兀地这样开始：

艰难和悲伤的年代在我们身后逝去。孩子看到并经历了完全可怕的转折——她的父亲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她对父亲友好而耐心，和他玩纸牌，如此度过了1911年的夏天，她不允许我对他说一句难听的话，但有时又希望父亲不在这个世上。她早晚为他祈祷，我并没有教她这么做。

汉娜·阿伦特经常被带去看望父亲，直到父亲病重得无法认出她为止。阿伦特太太努力使家中的生活尽可能和平常一样。她开始教女儿弹钢琴，鼓励她去拜访亲戚，包括保尔·阿伦特的妹妹弗里达（Frieda），她是汉娜最喜欢的朋友，会带着汉娜在夏天去海边，也分享汉娜在幼儿园所取得的进步，阿伦特在那里给老师的印象是她能够毫无困难地阅读和写字，那时她五岁。孩子的家庭生活是充实的，她很乐于上学，上了小学后她比在幼儿园更加高兴，1913年8月，她开始入小学学习。“她去锡尼克（Szittnick）学校上学，对老师十分尊敬，尤其是扬达小姐（Miss Jander），她完全被老师折服了；她学习很好，比同龄人领先了一年。她也参加托管的星期日学校，在那里同样怀着巨大的热情去学习。”

但即使在报告持续的正常发展时，玛萨·阿伦特有时也对女儿感到有点困惑；每日的记录中除记录女儿的情况外，同样也揭示了自己的困惑。在1913年3月爷爷马克斯·阿伦特去世以及随后的10月保尔·阿伦特去世时，在对汉娜·阿伦特行为的记录中，她表达了这种困惑。

她深爱的爷爷，生病、去世。那时她在床上喃喃自语。爷爷的去世没有让她有大的感触，这够奇怪了。她对美丽的花儿、许多的人以及葬礼十分好奇。她从窗口看着前来的人们，为有这么多人跟着爷爷而感到自豪。在随后的几周，她几乎没有提到曾经深爱的爷爷兼玩伴，我很失望，不知道她想她的爷爷没有。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说我们不该对悲伤的事情想得太多，我们没有理由被它们困扰。这是她典型的对生活的热爱，她总是快乐而满足，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尽可能地推得远远的。现在她也再次提到她的爷爷了，怀着敬意和温情谈论他；但她是否想他呢？我不这么认为。

在后来的1914年的条目中，玛萨记录了汉娜对保尔·阿伦特去世的反应：

（1913年）10月，保尔去世。她认为那是一件让我悲哀的事。她自己保持不受影响。为了安慰我，她说：“记住，妈妈，许多女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她参加了葬礼和哀悼（她告诉我）“因为那美丽的哀乐”……她似乎从如此多的人对她的注视中获得了某种满足——其他方面，她就是一个心地善良、阳光欢快的孩子。

玛萨·阿伦特注意到七岁的女儿没有太多地受这两次大的损失的打击，她也注意到当她在马克斯·阿伦特死后去巴黎做为期10周的旅行时，汉娜似乎不想她：“汉娜和她的奶奶呆在一起，几乎不想我。”让她有些安慰的是，她注意到汉娜确实想她了，那是1914年春，阿伦特和姨奶奶克拉拉·阿伦特在一起，而玛萨则做了第二次长途旅行，去卡尔斯巴（Karlsbad）疗养，并去维也纳和伦敦旅行：“当我回来时，她十分高兴。”玛萨·阿伦特似乎期盼着从早熟的女儿那里看到一种成人对死亡与不在的理解，但她也似乎认为汉娜努力表现出的愉快和同情是感觉麻木的体现。在她自己经历着巨大悲痛的那些岁月，孩子欢快阳光的态度让她难以理解；随后，不到一年，当这种欢快消失时，她又希望回到从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玛萨和汉娜·阿伦特正在波罗的海海岸诺伊库亨（Neukuhren）的柯恩家中。他们“在某种即将到来的恐慌”中回到哥尼斯堡。1914年8月的最后几天是“可怕的日子，听说俄国人接近哥尼斯堡，大家十分忧虑”。在8月23日，由于害怕哥尼斯堡将被来犯的俄国军队占领，他们逃往柏林，玛萨的妹妹玛格丽特·福尔斯特（Margarethe Fuerst）和她三个孩子住在那里。他们坐火车离开哥尼斯堡，正值德国军队刚刚在东线和俄国第一军打完，要转移到东南塔农堡（Tannenberg）附近以和俄国第二军作战。9月，那里爆发了阻止俄国人进军的恶战。离开哥尼斯堡的火车混乱地挤满了士兵和逃跑的东普鲁士人。从俄国人所占领、劫掠的东部各地区来的农民和乡村绅士带着他们剩下的财物，在火车上艰难地找落脚之地。村庄被焚、农场被劫的故事以及可怕的“哥萨克兵来了！”的恐惧喊声不绝于耳。阿伦特一家，和上千的其他哥尼斯堡人一样，离开故土，不知何时能够重返！

是年秋天，汉娜·阿伦特在一所女子学校开始上学，学校位于柏林郊区的查洛腾堡（Charlottenburg），尽管那里的年级比她在哥尼斯堡的要高些，但她仍然表现出色。“这里亲戚和陌生人都给了她许多的爱，宠着她。尽管如此，对回家、回到哥尼斯堡的那种特别的强烈愿望依然保持在她心中。”

当玛萨和汉娜·阿伦特得以在逃离10周后重回哥尼斯堡时，那里已经安定下来；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尽管战争已经扩展到东西两线。不过，他们个人的麻烦并没有停止。玛萨表现出明显的害怕和担心，她在日记中写道：

11月份……我们开始用矫形器帮她矫正牙齿，因为她的下颚不正常，牙齿不齐。对穷人的孩子来说这实在是受罪。1915年3月她病了，就在我们出发去柏林度假的前两天，发高热，咳嗽得厉害。她第二次得了麻疹，并伴有哮喘性咳嗽（尽管后者以温和的形式，没有出现呕吐）。两个耳朵都感染了炎症。费肖德医生再次给她治疗，伯鲁明斯基医生给她的耳道做了麻醉。那是可怕的时光，我很是恐惧和担心。生病大概十个礼拜；自那以后，恢复得很快。在夏天的暑假（1915年）她去游泳，十分高兴，尽管她在学校开始变得不平静，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每次学校有考试，她就打退堂鼓。自己能做的书面作业也不做，她的口头作业，由此，今年也比往年要差。我把她学习成绩的下降归因于她长期生病和较为痛苦的牙齿矫形。因为在她生病期间她受到宠爱，现在她很难对付了，不听话，还耍无赖。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尽到责任，这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我是否太仁慈了，还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我现在已经决定管得少一点，看开些，希望这样能好些。她在学校里感到有些紧张，我十分担心。她的内心又特别敏感，对她不得不交往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让我很伤心；谈到某些人，她会如我曾经那般落泪。但我想无人可以分享她的命运。她真是太像她的父亲了！阿伦特家族的人在感情上都是如此地冷漠，也比我们这样的人更能积极地掌握命运。

当阿伦特的欢快感觉凌驾于痛苦时，当这个“阳光小孩”表现得更像她的父亲，更像一个成功的、同化了的、居于主流地位的家族的后裔时，玛萨被女儿搞糊涂了。面对她自己的形象——曾经为了财富和主流地位而奋斗的俄国移民的充满感情的孩子，她失望了。歌德式塑造人的理想看来是毫无希望实现了。

汉娜·阿伦特的病继续了又一个年头，整个1916年，“汉娜是一个真的发着烧的孩子。”发烧，严重的头痛，偶尔的流鼻血以及咽喉感染，一个接一个，多次找医生，一年两次要去接受新出现的先天性梅毒测试。玛萨·阿伦特加了并不必要的其他方法，以消除医药治疗令人担心的后遗症，她决定让女儿参加体操课程，并接受按摩理疗以矫正“轻微的脊柱弯曲”。1916年秋天这些措施就没有再继续，以“让她恢复一些”。

在这些恐惧和病痛的年月，汉娜·阿伦特在学校并没有掉队，这可以说是她的学习能力的明证。1916年和1917年，玛萨带着明显的欣喜发现，尽管屡屡缺课，汉娜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复活节的假期（1917）她因患白喉休学，注射了一种血清蛋白，很快退了烧，脸色也好起来。与学校隔离了10个星期。我们俩，再次就剩我们俩，有着美好愉快的日子。根据学校的安排，需要照课本学习拉丁文，她学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她返回学校时竟取得了最好的成绩。”然而，玛萨从她十一岁女儿的智力令人满意的发展所得的宽慰，并没有让她的预感平息。1917年她记录道：“难以相处，她开始变得神秘兮兮。”与1916年2月《我们的孩子》中所作的实际观察相比，这个笔记有着十分不同的语气。那时她写道：“现在她长得很快，但非常瘦弱可怜，尽管胃口很好。”但当玛萨描述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神秘”（玛萨用的词字面意思是“模糊”，比喻性地意味着“不可理解”的意思）时，她所意味的是一种猜测，因为日记到这一条就结束了。

玛萨·阿伦特最后一页日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成的。自从战争初期逃到柏林前的一系列死亡事件以来，三年已经过去，在他们回到哥尼斯堡后，疾病的事件又很快地纠缠着他们，但这些年贯穿着日记的每一页。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对离乡背井的担忧，乃是持续的主题。日记中回荡着阿伦特成年时讲述的一个故事：当她四岁时，在父亲病倒的第一个夏天，她被送去和爷爷奶奶过了好几个星期。当她的妈妈在阿伦特家夏天的住地，波罗的海边的克兰兹（Cranz）附近，将要离开她时，汉娜带着独特的坚定和概括宣布：“小孩不应当被从妈妈那里分开”。她要和妈妈在一起，要在家里——这个愿望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

许多次，阿伦特太太注意到女儿在旅行或假期之前或期间就会生病，他们一起去附近的海滨度假，“那里的任何旅行她都很喜欢”。汉娜·阿伦特已经知道许多人离开家后就客死他乡，再也没有回来。爸爸死在了医院里，妈妈的弟弟拉斐尔在东线战场死于痢疾，就在汉娜和他在海边度过了一周的假期之后——“不久前还见过的叔叔之死让她印象深刻。”玛萨·阿伦特没有将女儿的病和离开家乡的恐惧相连，她确实认识到疾病并不能归因于她所谓的“外部因素”；“1915年的一天她回到家里，在学校走了很长的路，发着烧。是她玩强盗和国王的游戏太剧烈，还是病后太虚弱而不能应付学校组织的去尤迪滕（Juditten）的外出——发烧不能通过外部因素得到解释……过些日子一切就都过去了，但在她生其他疾病时，我都没有这么担心过。”

在柏林，从哥尼斯堡逃出后，汉娜·阿伦特在她深爱的亲人中受着怀乡病的困扰；她们计划再次去柏林旅行。四个月后，阿伦特病倒了，“发高烧，严重的咳嗽”，一系列疾病连着，持续了十个星期。但旅行前患病的模式似乎预示着离开哥尼斯堡的可怕经验。当汉娜六岁：“我们只是刚要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Bavarian Alps），她咽部感染并长薄膜，医院诊断为白喉……旅行被搁浅了……没有注射血清，医生怀疑是白喉初发。”像1917年，第二次因白喉而隔离，这使得汉娜离开学校呆在家中和妈妈在一起，平静地学习拉丁语，这次休息后是一次快乐和成功的重返学校。

阿伦特太太对她的孩子在其父亲与爷爷去世后欢快的表现感到十分困惑，并有着深刻的印象，但她没有将家中死亡事件后的混乱年岁以及逃往柏林与她的“阳光儿童”的任何较暗的一面相连。但是，同时也想解释女儿在学校的恐惧是多次缺课以及疼痛矫形的结果，她记录了好几个故事，它们清楚地体现了孩子的困惑，她试图理解它们。“妈妈，你认识你妈妈的父亲吗？”“认识”“你认识你父亲的父亲吗？”“不认识”“你的父亲知道他吗？”“他知道”“你这么说啊。现在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到我们中，他将也不知道他的父亲。”这个谈话发生于1914年1月，在保尔·阿伦特去世后的三个月，随后简短的评论是：“评论德国家庭中的流产时，她说‘为什么上帝送出了一个那样的胖娃娃呢？’”

玛萨·阿伦特很困惑，女儿在父亲死时没有哀悼。玛萨·阿伦特所期望的是大人的哀悼，而她看到的则是孩子气的悼念，它表达在行为中，意味着抗议。一个孩子对她的父母之一去世的抗议在她与尚健在的亲人的关系中当然不寻常；在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中，普遍的是亲密与依赖的增长以及对活着的亲人消极情绪的增长。汉娜与妈妈的亲密从她的话中明显可以看出，她说一个孩子来到“我们”中他将不认识父亲，也可以从她对母亲的需要中看出，那是她的美好时光，正如阿伦特太太所言，“我们再次回到了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另一方面，玛萨·阿伦特看到她的“阳光儿童”在保尔·阿伦特去世一年后变得难以管教了，不听话还耍无赖。保尔·阿伦特的疾病曾极为需要耐心和孩子的自理，汉娜通过表现得“像个小妈妈”作出了回应。她的憎恨和偶尔希望他走的想法得到了控制，她甚至警告母亲不要说不中听的话。憎恨的情绪只是在阿伦特去世后才释放——那时它们被发向了母亲。

可贵的亲密与敌意及拒斥的相互作用，由于玛萨强烈的痛苦和她在马克斯与保尔·阿伦特去世后的长时间离家而恶化。当“小妈妈”将注意力转到安慰自己母亲时，她安慰的话并不是阿伦特太太所期望的。它们听来有些无情。女儿并不是痛苦中的母亲合适的安慰者和同伴，无论是在阿伦特的葬礼上还是在随后的春天，玛萨离开了家，离开了女儿，到一个温泉去疗养。当旅行归来发现汉娜想她时，玛萨得到了慰藉：终于，女儿的反应正常，是她所期盼的那样。

在汉娜·阿伦特再次表现出机器人式的阿伦特脾气“极像她的父亲”时，许多年已经过去了。长大后，她确实变成了母亲的同伴，并如此被接受。但她的整个青春期，甚至在成年的早期，她还是一种早熟的大人作风与孩子气的混合体。她是妈妈的朋友，但她也——这让她自己的朋友十分惊讶——有时被发现蜷缩在妈妈的胳膊中，像一个孩子，听妈妈讲故事。她是母亲所给予的母性——温柔而富有感情与那种自己的智力天赋与强烈要求独立的愿望所导出的过分自信的混合体。汉娜·阿伦特发现母亲关于正常发展与正常女性的观念是狭隘的，尤其是在开始大学学习生活之后。但她只是在和海因里希·布吕赫结婚后才离开她的母亲，那个时刻带着痛苦来到，丈夫和父亲属于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脾气。当她年轻时，阿伦特一直是一个十分尽责的女儿，忠于她的妈妈，忠于她妈妈对保尔·阿伦特的深爱。她加入到母亲祭奠保尔·阿伦特的仪式中，玛萨·阿伦特一生都举行这个仪式，甚至在她再婚之后。

例如，当阿伦特太太结婚25周年纪念在1927年来到时，玛萨和她21岁的女儿——那时她是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在一起庆祝，他们来到哥尼斯堡市民法院——在那里进行了婚姻登记——隔壁的餐厅吃了顿奢侈的午餐。这是一个公共事件；在私人方面，汉娜·阿伦特失落的怨愤感还是存在着。在一个传记体的草稿《阴影》中，汉娜·阿伦特说出了她的怨愤——她谈到她的无助，她叛逆的青春，她那没有父亲的青春！

青春期初始，由于在学校结交朋友，开始从个人封闭中走出，汉娜·阿伦特的痛苦和神秘感减轻了；正如阿伦特母亲注意到的，她有“许多和朋友的约会，酷爱读书、去剧院，去看木偶戏《潘趣和朱蒂》，早期的戏剧是她的最爱”。但她“特别的心理敏感”从来没有消失。深深的失落与背叛感在记忆中总有位置，当然那是在时光流逝许久之后，那时才可以疗伤。汉娜·阿伦特最为清晰的记忆之一是父亲即将去世在家中度过的两年，那段时间，她目睹了“父亲遭受疾病的整个可怕的转变”，夜里躺在床上听她的妈妈弹钢琴，这可使保尔·阿伦特从痛苦中转移注意力。有些时候，成了年的汉娜·阿伦特会和最好的密友讲起这个场景，有时则是无意识地提起。有一次，在她的生命快终结时，在一次关于尼采对疾病的看法的谈话中，一个学生问她，尼采如何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控制自己，而他最后可能是死于梅毒，她回答说，尼采通过听妹妹弹钢琴而得到安慰。 WD6Fe2PYkp5uo9JMYfdt+v67AvyaNs863g0Fzeq3R04eBPMBDrELN/bwsfKs1sZC